近期有两个信号。一个是中央的经济信号,以前讲政治带一点经济,今天讲经济就是讲政治,中央经济会议从来未受如此大的关注。今天经济为国之大器,它一动就影响几十亿人的生活。
第二个是哥本哈根的信号,也非常强劲。哥本哈根告诉企业界,企业应从过去的“从市场寻找机会”,转变成“为社会解决问题”。
金融危机也是一种信号。它给我们的指示是,我们必须改变做事和发展的方式。假如不改变,会有更大的麻烦。我们必须思考很多问题,包括新商业文明,我自己想了很多。我觉得企业要重新认定和社会、员工、股东以及环境的关系。这是企业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必须重新思考的新的四大关系。假如我们不重新思考这些问题,还停留在上一世纪危机之前,那麻烦就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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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实我们要从头做起,对病源予以防范。水、资源、空气是最大的问题,食品现在大家也关注了,但是水有多少人关注?现在全世界的水受到的污染越来越大。
以前烟囱是工业和文明的象征,但现在说烟囱污染化工产品,要把它们搬出城外,以为没看见就等于解决了问题。事实上,没看见的地方是最难最大的地方,污染就从那开始的。
我们现在在进行西部大开发,如果我们把污染的产品和工厂都搬到那个地方去,你们想象后果会怎样?长江的源头、黄河的源头都在西部。我们如果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我相信我们不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而是在创造巨大的灾难。所有的灾难都是在你没意识的情况下形成的。
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我比较欣赏李连杰的壹基金。他提出的理念是,每个人都可做一点事情,这个世界就可发生很大的变化。
另外,我们想到的是种树。我自己用的是宝马,我心里觉得挺内疚,排放量挺大的,我能做些什么呢?我不可能像报纸上说骑自行车上班,你让我一个星期4天开车,3天不开车,我做个一两天秀可以,天天这么办不行。
我们有一个办法,如果你的车是200CC、300CC,每多少CC相当于种多少棵树。我们可以释放氧气。我们提出种树的概念后,很多的年轻人积极响应,而且觉得我今天买了这辆车,相当于种200棵树就可以,要么出钱,要么种树,这些树刚好可以抵过这些东西。
王中军跟我说在北京种树,10棵树里面一两棵才可以活。你种完了之后发现太难种了,你发现有人在莫名其妙地砍树,你会莫名其妙地痛恨那些砍树和浪费纸张的人。中国需要很多的企业,但是中国不需要那么多的造纸厂,纸应该再贵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