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与工人一起打篮球，在夜半思考人类的历史……以经商作为志业的李书福顽强地在生意场上寻找生命和生活的意趣。
这位成功的中国商人十分清晰：生意的结果是财富，但生意的目的不是财富，而是生的意趣；财富如果未被赋予生的意趣，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个数字，而不能成为一种价值。
他几乎每天都要挑战自己——如何保持对梦想的信仰？如何在交易和交换中保持自己内心的洁净？如何妥协自己的骄傲不逊，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从一个“狂人”变成一个“傻子”？
一个男人
李书福为他的公司取名吉利，那是一家制造汽车的公司。吉利，意思是能够给所有开吉利车的人带来吉祥和安全。熟悉中国汽车工业的人都知道，吉利的出现意味着什么。
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汽车业历史，在极大程度上是由国家左右着的。作为战略性行业，国家牢牢将其控制在手中。在我们的国家看来，汽车代表的是工业能力、经济力量和国家尊严。显然，在1984年与德国大众在上海进行合作之前，中国的领导人就已经发现--除非有更多中国人能够开得起轿车，否则中国的汽车工业就谈不上什么尊严。
20多年来，中国的汽车工业几乎被牢牢把控在国有企业和合资企业手中。但是有一个叫李书福的年轻人打破了这种格局。今天，中国的汽车工业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格局越清晰，李书福的影响就显得越强烈。
李书福早年的生活如今看起来更像20世初期的一个美国青年追寻黄金梦的过程。他在19岁时依靠父亲给他的120块钱开了家照相馆，但不幸的是他的照相师傅花掉了其中的大部分钱却只买回一个照相机盒子——他把照相机弄丢了。李书福用剩下的钱买了台质量稍差的相机，然后骑上一辆破自行车，开始满大街给人照相。
两年后，李书福开始捣腾电冰箱零部件，最终组建了自己的冰箱厂。1989年，26岁的北极花冰箱厂厂长，成为一名真正的千万富翁。但在1992年，准备在海南房地产热潮中大干一把的李书福被自己的无所畏惧欺骗了，他几乎赔光了之前赚到的所有的钱。不过这段经历使他相信，他无法从投机中赢得足够的财富和尊重，他更适合搞实业。他瞄准了摩托车，随后向汽车进军，几乎所有媒体都形容他“执著得近乎疯狂”。
作为企业家的李书福似乎代表了一种现状——中国的企业家从来没像今天那样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他们已经成为印刷术、无线电波、数字技术和电影胶片的新宠。他们不再像往日一样，生活在屈辱之中，那个把他们的贡献连同他们的尸骨一同埋葬的时代再也不回来了。
不过不幸的事件还会发生--对于“原罪”这条乌有之罪的讨论正在持续。还有开放和垄断、腐败和清廉、先富起来和两极分化……各种各样的争论都在将那些面对世界级富豪和跨国公司不好意思称为富人和大企业的中国企业家和他们的企业推向舆论和观念的焦点。在巨大的能量和吸引力面前，包括李书福在内，他们迷失了。
苦恼和幸福
李书福几乎没有长久思考过自己到底要成为一名什么样的人。他一直认为人的想法在不停变动，今天还想成为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的那些人，也许明天就开始憧憬成为另一类人，甚至变成金庸小说中的侠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想法可能都不一样，至少我自己就是这样的。现在的想法跟以前的想法，跟以后的想法，我想可能都不同。”他说。
今天的李书福更愿意变成一个自由职业者，做一个记者，或是一位画家，或者去搞搞音乐，或者干脆去做一名真正的农民，养养猪、种种田，颐养天年。“我认为那些人比较自由，没有太大的压力。”他说“可能我对他们的行业了解不够，可能他们也有压力，也充满了竞争。但最起码考虑我们现在经营企业的这种辛苦，我感觉到还不如他们那种工作相对比较自由一点。他们最起码不要对很多人负责任。他们不会带领很多人，不要考虑吃饭、发工资，到了年终还要发奖金，像在中国又要去看望各种各样的人。”
吉利有上万名员工，李书福得考虑他们的工作问题、生活问题，有时候甚至要过问他们的收获多少、心情好坏，以及各种各样的喜怒哀愁。繁琐和繁重的工作有时让他疲惫，以至于他认为自己现在做的事情极不理想，“最起码是太烦了”。
这样的论调难免让那些以李书福作为目标的创业青年们感到失望和沮丧，在他们的眼中，李书福是一位实践企业道路上未泯个性的财富明星，是镁光灯聚焦的时代宠儿，而不是一位在烦恼、疲惫和牢骚中胶结的“一般人”。
面对这样的诘问，李书福会习惯性地苦笑一下：“这就是一个围城理论，里边的人觉得外面很好，外面的人觉得里面很好。所以我有时候也想通了，可能大家都一样，一个人不知道另一个人的痛苦，也不会了解另一个人的幸福。”
显然，一个时常跌落进烦恼中、沉湎在痛苦里的李书福并非真实的李书福，而且这些烦恼和痛苦也无助于他和与他同样年轻和充满梦想的企业家成为中国的“麦克纳玛拉一代”，作为出类拔萃之辈而为历史所记录。
每次想起吉利的宏伟目标——到2015年的时候能够每年至少卖200万辆汽车——李书福就会感到幸福。这是支撑他的第一动力，也是他幸福的源泉。汽车就是他的血脉，尽管时常憧憬着只对自己而无须对他人负责的自由生活，但那注定只是他虚幻的想像。
“我现在已经不自由了，以后怎么会变得自由呢？”他问自己。尽管未来一切都有可能，但是“自由”却愈发遥远。也许一支杰出的职业经理人团队可以将自由兑付给他，但显然吉利和李书福努力的效果都不明显。或许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人可以给他自由。他说：“中国法律的环境、政治的环境、文化的环境，是不可能让我们这些人做得很轻松，没有这个可能性。”
“中国好的职业经理人很多，是这个环境不可能造就一个好的职业经理人，也不可能成就一个好的职业经理人的理想。”李书福目睹了太多的“关系经济学”，他发现我们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法律环境都亟需改善，只有环境改善了，“谁的关系好，谁的权力大，谁的发言权就大，谁就厉害”的现状才会发生改变。他对当下的职业经理人心存疑虑，他慨叹说：“不是没有这个人，是没有这个环境。”他既担心职业经理人的成长空间，又担心像香港肥皂剧里描述的那样，职业经理人利用关系把老板给坑害了。
李书福相信很多事情的默契和成功需要各种各样的条件，他喜欢以鲜花为例，说鲜花要怒放必须有土壤、营养、水分，还要有适当的阳光。“不具备这个条件的时候说让这个鲜花开放，那就是乱讲。”他说。
吉利稳固的团队
李书福的独特性格，是人们对他最强烈的印象之一。他的激动使人们确信，他并不稳健但可以显示出巨大的魅力。他的外表给人以热情、坦率、沉着而又真挚的印象。有时候他抑制不住地激动，有时候又惯于自我嘲弄。有一次他说起某件让他无可奈何的事情：“我们都在朝一个美好的方向努力，我们天天在努力，天天在奋斗，天天在受气，天天在患难，天天在练气功。你说气得脸发白，牙齿直咬……”
他总是一边苦笑着，一边唠叨，而且轮廓鲜明的脸孔上还保持着异常的安详。这是一种自我克制的力量，这种力量如今已经变成中国企业家尤其民营企业家内心的法宝。就像李书福说的那样：
“有时候就是自我安慰，我觉得一个人幸福就得靠自己的心理调节。幸福还是痛苦，没有一个外部的衡量标准，只有自己内心的一个衡量标准，所以自己要懂得去调整自己。自己觉得幸福了就是幸福了，自己觉得高兴了就是高兴了。这就是要‘锻炼’自己。”
李书福相信，中国所有的民营企业家都是执著的“傻瓜”，为了一个遥远的梦想，他们都在傻哈哈地、步履维艰地往前走着。李书福说起了华为，华为虽然很大，他却相信任正非一定非常痛苦，而不是幸福。“按照常理，企业做那么大他不应该痛苦，这就是不具备让他幸福的外部条件。所以像我们这些人是最傻的，现在搞企业的中国企业家，我觉得从根本上讲是不聪明的，也包括我在内，都是有一种心理障碍的，有一种心理疾病的人。”
他曾经单纯地以为，只要把企业经营好，把财务、技术诸方面弄好，使企业参与全球竞争、提升国际影响力就可以了。如今他却发现，身在这个充满了交易与交换的名利场中，他得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自己的内心，捍卫着灵魂中那些永远不能被摧毁的信念。
李书福感到痛苦，因为他发现创业初期的那种向上的力量正在蜕变、消失。他被外界称为是掌握财富权力的人，他的确也可以给他的上万员工带来幸福感，但他总感觉自己是个穷光蛋。在他眼中，财富分为两种，以金钱代表的财富是可以逆转的财富，只有以精神力量代表的财富才是不可逆转的。“比如说一个画家、音乐家、文学家，他的财富是不会逆转的，像我们的这种财富是可以一夜之间拥有，也可能一分钟之间变得没有，这个是可逆转的，是没有用的。”他颇有些哀婉地说。
为了一个美丽的追求
事实上，李书福同样拥有不可逆转的财富，他不喜欢打高尔夫，却喜欢打乒乓球。他不喜欢时下的娱乐，却喜欢写写字、画画画。有时候他还会为吉利写几首诗，作为他个人的寄托和公司精神的承载。他有一首诗叫《力量》，收录在公司为二十周年制作的图书中：
力量在风中回荡，
奇迹在蓝天下闪光，
坎坷的道路承载着我们的理想，
坚实地伸向远方。
我们心心印，
用智慧开道，
我们肩并肩，
用真情护航，
创造幸福让万事如意，
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送您一份吉利，
无论您在哪里，
送您一份吉利，
无论您在何方，
因为我们走在同一条道路上。
虽然在朗诵他的大作时，李书福总是超乎寻常地神采奕奕，但是要想使李书福变成现代诗歌高手、熟稔地使用各种所谓的意象，在生僻和晦涩中为自己树立一个诗人形象并不现实，更不能指望李书福像那些在诗歌界拉帮结派吹牛骂人的家伙们一样，变成无所事事的人。不过这丝毫不影响李书福用他的表述完成“诗言志”的传统。对于他自己和吉利来说，他们表达了他们所想表达的。
李书福相信，历史可以公正、忠实地记载一切。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吉利人所共同开创的吉利事业，也必将如实地记录在中华民族汽车工业的历史长河里。”
为了扮演好自己在历史中的角色，李书福在吉利集团20周年的时候写了一首歌，名字叫《为了一个美丽的追求》。整个吉利集团都在唱这首歌，这使我很容易地想起“联想系”里的《联想之歌》和“啊联想联想联想”。无论对于吉利还是对于联想，无论对于壮年的李书福还是奔向衰老的柳传志，他们所指向的只是一个目标和目标所代表的方向，而实现美丽的追求却需要他们付出太多。
李书福很清楚自己要付出什么，尽管他有时会感到痛苦。所以他总是激励自己：“我们还是追求，我们每天在奋斗，不是说我们够不做了，不是说我们悲愤就不干了，我们天天在奋斗，我们日夜的在奋斗。……在这个奋斗的时候消耗我的精力、体力是非常多的，你看我头发也掉了，睡觉也睡不着。”
“按正常人讲像我们这样应该是心理舒畅，事业有成，欣欣向荣，蓬勃发展，大家都有朝气，如日中天，每年都在发展，利润也很不错，各方面都很好，应该是心情很舒畅。”他说，“我说不舒畅……好像这个竹笋从下面上来，上面很多石头也会挡住它。民营企业我搞了20多年了，我知道里边的艰辛。好的民营企业为什么在中国不多？并不是这些民营企业家都是傻冒，都是笨蛋，都是‘农民分子’，都是违法办事的。不是的，都是很好的。那它为什么长不好呢？”
李书福相信，中国参与全球竞争惟一可靠力量是民营企业。在中国市场上与跨国公司进行的“战争”中，最有抵抗力的也是民营企业。“我觉得眼前的一切不改过来的话，中国的市场将被外国的企业垄断和控制，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能力将不会很快得到提升。”
仅靠李书福和吉利显然无法改变这样的现实，他所能做的只是将吉利经营好。“我们在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我们把汽车造好，我们要把我们的事情想办法做好。”他说。他不得不面对他的梦想、他的责任、他所视为第一位的吉利以及种种麻烦和苦恼。他所能安慰自己的，有时候只是一句话：“人要做一些有良心的事情，不能做没有良心的事情，不去赚黑心钱，也不做黑心事。”
曾经有一位民营企业家也曾被苦恼缠绕，他觉得自己赚的钱一辈子都花不完了，甚至儿子、孙子都花不完了。他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和意义，更找不到企业继续做下去的理由。
李书福觉得那人缺乏一个基本的信念，那就是赚钱并非是为自己、儿子、孙子花的。“没有钱花的时候，当然是要赚钱的，否则生存就变成问题了。你有钱花的时候就不是为了赚钱了，是为了做事情，是为了一种理想追求，信念，当然干什么要搞清楚，不是为了赚钱这一点千万要搞清楚。”
责任与使命
李书福希望他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尽管开阔的视野意味着他必须为自己找更多的麻烦和承担更多的压力。“我们这种说法，我们这种理想，我们这种价值趋向是在折磨自己，是有病的，是最笨的，我这个人是病态的、不正常的，就喜欢追求这些东西。”
如果吉利有一天变成了丰田，无疑可以造福更多的人。可是，他有时候自嘲地说：“就是变成现在的丰田了，又怎么样？”然而他又朝着丰田的目标前进。
二十年来，李书福一直告诫自己：要主动地站在真理一边，要有自己的观点和原则。他把这些话写在了宁波工厂的墙上，让吉利的员工形成共识。“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要有一个基本的活法，就是我们的理念。”他说，“一个人如果连基本的活法都不清楚，那实在是一件太悲哀的事情了。所以想起这些事情来，我是心情舒畅的。我们这十几年来天天都在做正事，我们没有做那些肮脏的、对不起自己的事。”
在中国轻商的传统中，很多人认为商人与钱打交道，都是比较肮脏的。“一讲到企业，有人就说是臭钱，本来这个行业就决定了这个企业家的形象就不怎么样，跟钱打交道的本来就不怎么样。企业家不跟钱打交道的可能有吗？”他问道。
对于李书福来说，他惟一能做的就是改变人们对企业家的认知偏见，他要告诉人们，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一些有理想的、能够给社会进步带来巨大帮助的企业家。
“正常来讲，企业家应该是推动社会进步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企业家一定是第一人才资源。只有通过企业家才能把各种资源整合起来，才能真正的推动创新。”他说，“因为创新是自由组合各种资源，企业家是推动创新非常重要的一种力量。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创新，但是不同渠道的自主创新不能变成社会效益，不能变成经济效益，就很难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李书福喜欢研究历史。他说：“我们要把人类整个历史解剖一下就会明白自己应该怎么做。真正有理想、有思想的人，真正能够把人类所面临的问题看清楚。这不是你简单的赚几笔钱的问题。很多人说白了比较无知，他们不明白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不在乎我们这个国家。我们中国该怎么走，走向何方，最终要取得什么样的主动权？我们被困在整个地球上，发生着方方面面的问题，你就要理解我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家都要对自身负责，对这个国家负责。大家都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怎么个有责法？你光说有责有什么用？要有行动，要有本事去负这个责。”
李书福希望整个国家都能够在如何发明创造、如何尊重创新、如何尊重企业家、如何形成国家强大的经济竞争力、如何真正使这个国家走向繁荣富强方面形成共识。“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奋斗，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他说，“我们现在不能简单的停留在你今年赚多少钱？这个就看你这个钱怎么赚了，赚的是什么钱？每个企业的使命都是不同的，如果一个企业的使命就是为了赚钱的话，那这样的企业是非常悲哀的。”
他想起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邓小平批评说“红眼病”不好，支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的理解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不是人为拉大贫富差距，而是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就像是马拉松赛跑一样，如果所有的人都横排在一起，所有人都是第一名，也就意味着所有人都是倒数第一名。“马路也没有这么宽，它不允许这样的。”他说，“所以你跑的话一定是有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客观规律。”
他愿意继续做那个冲在最前面的小兵。
访谈
经济观察报：苦恼那么多，你会不会绝望？
李书福：当然没有绝望了。我不绝望。我说竹笋在石头底下要长出来很难，但是也能长出来，要寻找石头的缝长出来。
经济观察报：是否有一种哲学可以让您这样还成长得比较健康？
李书福：我现在就是想办法要成长，但是你怎么绕？有些东西你要让步的。我们是一路高歌、呐喊，我们为自己取得一定的成就、一点点成果而高歌，一高兴就又蹦又跳；我们呐喊是因为我发现前面有鬼，有陷阱，我们就呐喊、就对自己说不行啊。就是在这样自信和恐慌的矛盾当中，不断地寻求突破，不断地寻求发展。我们没有一种很现成的发展模式，没有让人很认同的成长轨道。
经济观察报：那你们坚持的大原则是什么？
李书福：遵纪守法，千万别犯法，这就是一个大原则。你不遵纪守法就被抓进去了，还能干什么呀？我们天天要讲法律，天天告诉下面的人你可别犯法。然后要讲人情，要有人情味，人家打你一巴掌还要笑、还要高兴。
经济观察报：人家打一巴掌还要笑嘻嘻的，这可能是自古以来中国商人都要面对的。
李书福：对。有时候想想，要不是为了200万辆，要不是为了一个美丽的追求，我们不会这样的。
经济观察报：外界对你最多的称呼是“狂人李书福”，你怎么看？
李书福：狂人李书福，傻子李书福。当今的中国企业家没有一个是高智商的，都是傻子。我所谓的傻子就是太辛苦了，太受气了。就是这个受苦、受气、受累是常人无法承受的。在全世界来讲，总觉现在的中国是不错了，外汇储备那么多，进出口盈余那么大，国际竞争力水平提升那么快，大家都觉得这个是很好的。这个好就是我们受气受出来的，就是伤害了我们的正常成长换来的。心情舒畅的这种享受，我们没有享受到。我们是用一种憋气，用一种愤怒、烦恼创造出来的成就，这个对整个人来讲是不利的，对人的成长氛围是不利的。假如像欧洲一样，人家又是赚钱了，又是心情舒畅，又是一天到晚嘻嘻哈哈就好了。反正都是有法律，大家都按照规矩做事情，井水不犯河水，只要大家依法办事就什么事都没有。现在我们不具备这个条件。虽然也赚了几个钱，虽然事业也发展了，但是烦恼也多了。生活质量不一样，牺牲了这种生活质量而赚这几个钱，我觉得是不值得的。
经济观察报：你是怎么调节这种矛盾和焦虑的？
李书福：想想200万辆的目标。在成长发展中解决，首先要调整自己，要提高自己承受磨难打击的能力或者水平，然后还是要把事情做好。最后当然不能泄气，不能说大家都不干了，这个不是方法。要在成长中、发展中解决问题，要把自己生活的事做好，把自己想做的事做好，自己先带头解决一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