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此后，股市里开始流传开来一句话：“戴花要戴大红花，炒股要听党的话。”这句话到现在都还得到广泛的认同。 “88226;10”事件直接促成了证监会的面世。1992年10月26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主任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兼任，副主任是刘鸿儒、周道炯。这个证券委的办事机构正是后来鼎鼎大名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1998年，证券委与证监会合并，这一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保监会）也正好成立。于是，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联手成为中国金融业的监管集团。其中前两者是正部级，后者为副部级。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重要的人物，他的背景，与私募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其实，早在沪深两市交易所的开建初期，就可以发现，有一个人在推动两市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且在所有重要事件中都贯穿始终。这个人就是刘鸿儒。1990~1991年，沪深两家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时，他担任中国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此前，他做了10年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可以说是亲眼看着中国的两家交易所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1986年11月17日，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刊出了该报驻京记者阮江宁的报道：“华尔街的老板们被请到中国的人民大会堂开会，其事实本身就是重大资讯……包了长城饭店的一个楼面……作为中美研讨会，美国20多位金融界大亨准备了书面发言，而中国只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的书面发言。”只是那时候谁也没想到，6年后的1992年，刘鸿儒就担任了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他一直被称为是个学者型的官员，在他离任后的1996年，香港城市大学还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www.aihuau.com|37刘鸿儒有段名言：证监会的工作是最敏感的工作，犹如坐在火山口。股票价格猛涨，上面会有意见，担心出事；股票价格猛跌，下面也会有意见，老百姓不干；不涨不跌，所有人都会有意见，因为你搞的就不是市场了。他表示，这种活任何人都无法久干，只能干一段时间。刘鸿儒从小是个苦孩子。1942年，家境贫寒的刘鸿儒12岁，刚刚在黑龙江北安高小毕业，就进了一家日本人的兵工厂当焊接工。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才继续进高中学习，后又被土改打断。在其后断断续续的求学过程中，最高学历是1954年在莫斯科大学拿到的硕士学位，后师从苏联货币银行专家阿特拉斯教授。4年后，刘鸿儒回国进吉林大学前身东北行政学院和东北人民大学读书与任教数年，后来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没过多久就当上了人民银行常务副行长，1980年，他参与完成恢复农业银行的工作后，又回到中国人民银行任副行长，分管银行改革。而这段经历，为他一手打造资本市场的一股神秘力量作了铺垫。那段时间，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相继恢复与独立，建立横向的金融市场的方向渐渐明朗。由于当时整个思想体系还局限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整个金融系统干部的培养机制处于被动状态。这时候，刘鸿儒和他的同事们决心建一个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希望培养出一支既懂得市场经济又了解中国国情的队伍，为推动中国金融业改革作人才储备。很快， 1981年9月，这个研究生院在北京海淀区五道口东升公社尚未启用的一个卫生院里正式成立，这个研究院的师资都是聘请的国内外大学名牌教授，有点类似现在的商学院，但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教育界却非常“异类”。当初那里只有几栋简陋的小楼，而从这栋楼跑出来的一群人，此后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可能连刘鸿儒自己也没想到。
五道口位于京城西北角，在这里，坐落着老一辈人口中的“八大学院”。这里还一度是京城文化的前沿地带。自1990年3月五道口工人俱乐部改装后—因被亚运会组委会指定为亚运会艺术节备用剧场，这里一度兴起过录像厅热潮，香港电影也曾在此红极一时。“打口一代”、“鸡冠头”、皮衣皮裤、血脉贲张的朋克音乐都能在此觅到踪迹。自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成立后，五道口在金融界就有了另外一层意义—金融界的“黄埔军校”。“五道口”也渐渐成为金融圈对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俗称。这是一个多少有点儿神秘的机构，尽管在金融界大名鼎鼎，但圈外很多人对它几乎一无所知。1982年的3月和9月，“五道口”先后迎来18个和22个学生。在“五道口”历史上，他们分别被称为81 级和82级，但事实上因为在同一年入校，他们之间几乎分辨不出谁和谁不是同班同学。次年，又有22个学生入校。这62个学生，成为“五道口”的“老三届”。《中国企业家》杂志曾发表过一篇名为《五道口金融先锋》的封面文章，对这62个学生毕业后的情况作了跟踪采访，发现他们在毕业后大多进入正处在大变革前夕的中国金融界，在以后的10多年里，这群“不安分”的青年，在按部就班的中国金融领域搅起了一波波创新实践浪潮。报道称，这批 “老三届”研究生们，大部分上过山下过乡，刚刚从田间、地头、马路和车间里出来，直接从学校考进来的占少数。按道理他们的数学和英语应该不会太好，但事实却正好相反—“五道口”毕业生后来之所以有机会在中国金融界翻云覆雨，绝不仅仅因为他们沾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光，而是因为他们都学习刻苦，加上有社会阅历，专业方面掌握得很好，实践上更容易沟通；还因为他们响应老师号召，将英语和数学的底子打得很扎实，继续学习的前提就有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后来陆续拿到了博士和博士后学位，其中相当一部分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陆续出国深造，又获得了西方的视野和经验。他们发起或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中国第一家法人股份制银行、中国第一家上市银行、中国第一只基金、中国民间最大信用社、中国第一家柜员制银行……深圳、海南、北海、香港，哪里最火热，哪里就一定有他们最活跃的身影。今天中国金融产业的格局与版图，留下了他们的诸多拓展印记—1984年：蔡重直，以学生身份，在合肥召开的中国第二届金融年会上提出建立中国金融市场的“蓝皮书”，在中国金融改革历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1987年：刘渝，参与创立全国第一家完全由企业法人持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1987年：廖熙文，担任全国第一家证券公司—深圳特区证券公司首任总经理；1987年：刘自强，担任中国第一家股票上市金融机构—深圳发展银行首任行长；1992年：戴志康，在海南创建中国第一只基金—富岛基金；1993年：夏斌，担任深圳证券交易所首任总经理；1998年：武捷思，参与业界瞩目的粤海重组大案，并于2000年开始掌管广东最大窗口公司—广东控股；2001年：万建华，组建中国银联，提出“一卡通”；2002年：张化桥，第一个关注内地赴港上市民企、引发极大争议与震动的分析师，连续两年当选“香港最佳分析员”；……这一长串名字显然还远远不能囊括“五道口”的全部精华。无怪乎现在不少论坛上称“五道口老三届”为“史上最强的金融毕业班”。据初步统计，李旭利所在的“五道口”95级一个班就诞生了近10位公募基金经理，当时还在南方基金的李旭利，与景顺长城基金的李学文，华夏基金的郭树强三人还曾同时获得首届优秀基金经理“金牛奖”。2003年前后，他们曾一度管理着公募基金20%的资金。如今，他们大部分人已经离开公募领域，只是可以确定的是，李旭利与李学文已投身私募。20世纪90年代的“五道口”环境有点像美国的美林证券，很多毕业生都十分自信，到一个行业摸打滚爬得差不多之后，就愿意出来单干。“五道口”的最近一次高调亮相是在2003 年9月27日。那天，由柳志伟、朱南松等校友发起的“五道口”上海校友联谊会在上海成立。会上大家一致选举刘鸿儒任校友联谊会名誉理事长，唐旭担任名誉会长，中国银联公司CEO万建华担任理事长，上海本土知名私募上海证大董事长戴志康担任会长，上海证大总经理朱南松担任秘书长。这样的活动对于私募圈也很有意义。据称，在2009年加盟上海重阳投资的李旭利，就是因为在近几年一个“五道口”聚会中遇到了校友—上海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后，开始萌生出合作的念头。他们两人早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证券投资协会中就相识，只是后来一直没有聚首的机会，如今重新相聚，很快就一拍即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