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场瘟疫正在跨国公司的中国子公司之间蔓延。最近三个月来，朗讯、花旗、高盛等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子公司，接连曝出为了得到业务，而出现违规行为的消息，当事人都相应受到开除、停职等处罚。
在此之前，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一向以管理规范著称。但是现在，甚至包括被国际各大知名公司奉为管理方面学习楷模的——花旗银行在内的多家公司，在中国市场上都出现违规行为。跨国公司集体在中国违规的典型现象，使原本光芒四射的跨国公司中国子公司，在中国市场的整体形象受损。
为什么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集中暴露出如此多的违规事件？而这些违规事件的主角，都恰恰是为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业务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人物。这些事件的发生，会给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未来带来怎样的影响？
这些事件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事件都是跨国公司通过自查而自我揭发出来的。跨国公司为什么会在这一时期，集中对中国业务进行清查？并且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公开自曝家丑这种比较激烈的方式？本刊记者就此采访了锡恩顾问公司总经理姜汝祥。姜是北京大学经济社会学博士，曾在摩托罗拉公司担任市场经理与战略规划经理，后受邀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与Schon教授共同主持了《跨国公司核心竞争力》研究项目，回国创办北京锡恩管理顾问公司，是多家大型企业的高级顾问。
《商务周刊》：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一向以管理规范著称。为什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集中曝出这么多跨国公司中国子公司在中国违规事件？姜汝祥：在中国市场做生意，将面临任何一个市场都没有的双重困境。在美欧市场上，游戏规则很明确，按照游戏规则做就可以获得很好的业绩。一些亚洲、拉美国家市场的游戏规则不明确，不过这些市场因为规模很小，不会对公司的整体业务产生太多影响。而中国是个规模很大、但游戏规则不规范的市场。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如果你不违反规则的话，很可能利益就被别人拿走了。所以就面临着选择业绩不好，还是赌一把让业绩变得很好的抉择。
当中国市场很小的时候，中国市场的主要任务是贡献利润，业绩表现是最重要的。回过头去看，现在很多跨国公司中国区的老总五六年前，都是大SALES（销售员）出身。这些大SALES更多注重短期行为，很少会考虑企业长期发展，他们的特点是人脉关系广，对中国市场的规则游刃有余。另外，一些跨国公司则会请一些港台人来负责中国公司，他们与大陆的背景相似，而且都是从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打拼出来的，他们的加盟使这些公司在中国的业绩提升很快。
以花旗集团为例。刚被花旗集团宣布停职的任克英，于2001年10月加入花旗，在投资银行界，她以人脉关系广阔、善于抢大单子著称，也是花旗环球金融亚洲区主席梁伯韬的最重要助手，曾以远居美国之遥而谈判落实了广深高速5亿美元的IPO项目一事业内扬名，被誉为“投行奇女子”。她在公司主要负责拿项目，深谙如何判断一个项目的价值及如何操作执行。中国人寿是去年全球最大的IPO(首次公开发售)项目，集资额高达34.6亿美元。花旗是其4家主承销商之一。而在此之前，花旗投行的前身所罗门美邦已经4年没有承揽到中国公司的大业务了，任克英被认为是这个翻身仗的关键人物。朗讯也不例外，出现行贿行为的4位高层都是为该公司在中国业务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人物。但他们为了能够成就漂亮的业绩报告，有时候会不惜以身试法达到目的。
自从安然、安达信事件引发美国公司诚信危机以后，跨国公司都很注意自我管控。发现问题后，这些公司会考虑怎样处理才不会有不太大的影响。这是一种很积极的行动，把自己放在一个很主动的地位。
其实跨国公司在中国违规的事件，已经不是新闻。早些年，宝洁公司就有一位市场经理因为贪污被捕，但由于当时中国市场影响力有限，这类事件不可能被美国媒体曝光。
以前，中国市场在跨国公司的全球体系中是很小的一个市场，中国区总裁在整个公司职位体系当中位置很低。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中国市场正在变得日益重要，其业绩会对公司的整体经营状况产生影响，像朗讯的中国区总裁在全球集团中地位就较高，所以跨国公司对中国公司的监控、控制就相应加重了。
《商务周刊》：那为什么他们会采用主动“自首”的方式呢？姜汝祥：美国评判公司状况的标准与中国不太一样，中国评判公司状况的标准是业绩，美国公司更看重的是投资者的信心，只要投资者对企业有信心，即使暂时亏损，资金也会源源不断地进来，所以很多公司亏损多年也没有死掉。这些违规行为一旦被外界先披露出来，就会成为公司丑闻，令投资者对其丧失信心。在美国市场，维护投资者信心，比避免短时间内的业绩减少更重要。因此，这些跨国企业更多考虑欧美等主流市场的价值取向，两权相比取其轻，在发现内部违规行为后，采取的是一种更为主动的方式。而由此产生的损失，是这些跨国公司可以负担的。
“自首”行为并没有让这些企业的形象受到损害，相反却可能提升自己在投资者心目中的形象，有更多的人愿意同这些企业做生意。这些公司将在未来因此获得更多的回报。7月16日的消息，朗讯科技宣布获得美国无线运营商Verizon Wireless价值超过50亿美元的协议。
《商务周刊》：这些跨国企业的中国区领导人被始乱终弃，固然有他们自身的原因，但有人说，中国本土化人才在跨国公司的发展往往会受到“天花板”的约束，也就是说，由于是华人，西方人不会相信华人能做好管理，而无法升任最高层领导者，您怎么看待这个说法？姜汝祥：高层领导者要有战略眼光、讲究诚信、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这些违规的华人不会不知道违规的后果，但华人社会非常讲谋略，为了得到高层职位，费尽心机。当他们在美国环境中的时候敬业性、责任心、职业操守都没问题。但一旦到了中国这种环境的时候，就难以抗拒诱惑。这证明他们的原则是相对的，与公司无关。而西方人强调的是即使离开了一家公司去另外一家公司，也要把职业道德保持的非常好。这说明在中国特定的市场环境之下，华人与西方人对职业道德的信奉是有差距的，而这种差距无疑增加了中国人在这些跨国公司的位置跨越到高层的难度。
跨国公司在中国屡屡曝出高层违规的消息，实际上是把以业绩为主导的华人本土企业文化，与跨国公司全球的企业文化形成一种文化上的冲突。由于这些大SALES出身的华人高层管理者，更多注重短期行为，有时候会对跨国公司真正的全球文化和理念的理解都不是很到位。对比这些中国区老总和全球老总在媒体上的发言，就会经常发现有些似是而非，与全球文化不太吻合的地方。
文化是历经患难才形成的，当大家日子都好过的时候，文化可能表现不出太大的作用，但当患难来临，才显出文化的强大。曾经有一家一直倡导“企业文化是大家庭文化”的跨国公司，当公司业绩很好的时候，公司里每个人都是各自为政，但是当企业后来的发展遇到坎坷的时候，企业里的员工突然变得团结起来，很多人没有像外界预料的那样就此离开公司，因为他们认为以往公司对自己很好，自己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背叛公司，应该留下来和企业共渡难关。这就是文化的作用。
而另外一家曾经是IT行业领军人物的跨国公司，曾经有一段时间发展停滞了，人们都以为这家公司从此光辉不再。但公司从消费品行业请来了一位毫无高科技背景的CEO，这位CEO到任后对公司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他改掉的只是公司懒散的一面，却弘扬了公司企业文化的另外一面——“以自我为中心”，他在各种场合的言论都传递出“我们是一家优秀公司”的信息，骨子里洋溢着一种“我是老大”的荣誉感，这种信息极大地鼓励了员工作为公司一员的自豪感。历经10年停滞、改革之后，这家公司重回IT领军人物的宝座。
但这两家公司的中国领导人，都在各种场合，把企业的发展更多地归功于产品和业务进展，他们无法理解一家企业起死回生的真正力量来自长期凝聚成的企业文化，而不仅仅靠一些产品和几个大单子。当这些中国区的领导人都缺乏这样的理解时，怎么可能要求他的员工具有国际化的眼光。
我曾经写了一篇有关宝洁中国公司怎样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的文章。很快就收到一位宾馆经理的电子邮件，他很奇怪地问：“我接触到的宝洁销售人员怎么不是这样的？”宝洁公司由于业务原因，会经常有很多销售人员出差，因此有一些长期签约的宾馆。这位宾馆经理就在一家宝洁签约的宾馆服务，在他的眼里，这些宝洁的销售人员素质非常差，经常提出一些无理要求。
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宝洁并没有把对普通消费者和宾馆服务人员放到同一水平线上考虑，也就是说，这些宝洁的销售人员对待客户和供应商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宾馆人员以个人身份购买宝洁产品的时候也是普通消费者。按照宝洁全球公司理念，应该平等对待所有的客户和供应商。但宝洁的中国销售人员却没有考虑维护这一服务理念。
《商务周刊》：您是说，跨国公司的全球文化理念在中国发生了一种变形。其中国子公司的行为中往往搀杂进许多原来全球文化理念没有的东西，偏离了原来的轨道。姜汝祥：没错，对文化理解上的偏差，使跨国公司的中国领导人的领导水平不足以胜任其职位的要求，而不是因为西方人对华人怀有偏见，致使华人无法升任最高管理层。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是，最早的一批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高层管理人员，后来都只是在各公司之间跳来跳去，而没有升职到更高层。
《商务周刊》：从最近跨国公司在中国一系列的人事变动来看，您认为未来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管理会有哪些方面的变化？姜汝祥：当中国市场越来越显出重要性时，企业的中国本土文化就越来越有了与全球文化讨价还价的能力，因此这种文化上的冲突早晚会来的。最近这些“自查”行为披露的违规行为的主角，最后都以手机关机，从人们视野中消失而告终。这批人的消失也许意味着，跨国公司在中国可以默许采取违规行为获得业绩的时代正在慢慢走向终结。
中国正在由一个只向集团贡献利润的现金流市场，日益成长为跨国公司的主流市场，跨国公司将把中国市场上升为战略地位来考虑，并因此希望把中国公司的本土文化吸纳到全球企业文化体系当中去。当港台和中国大陆的企业领导人水平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时，公司会派西方人过来完成这种转变。对于一个主流市场，跨国公司会将资源向这个地方集中，对高层领导人是不计成本的。人们慢慢就会看到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研究院，中国区领导人将有可能直接升任全球CEO，而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另一方面，中国正在日益国际化。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尤其是加入WTO以后，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作用力越来越小，国退民进的结果是，在经济活动中对政府关系的依赖越来越小，政府为适应开放的大格局，正在对自身监管越来越严格，中国人的本土化资源优势正在减弱。
一个富有喜剧色彩的事件是，朗讯自我揭发了在中国的行贿行为以后，人们预期该公司在中国的业绩将会受到损害。未经证实的消息称，那些涉嫌受贿的企业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仍继续与朗讯签单。最近两个月以来，朗讯已经连续从中国老客户手中拿回了三个大单子。朗讯的行为表明，在公司内部，行贿的行为是走不通的，这样在中国以往的那些受贿的对象，也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要求朗讯。
这一系列事件表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到中国来接替港台人的高管职位，中国环境的改变导致新的东西如诚信、职业道德等在大环境下发生改变，这种转变将历经10-15年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