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到，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的认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不断深化的，是以渐进的方式推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强调物质利益在调集工人农民积极性上的重要性，但是仍沿着计划经济的思路用政府的力量来调整农轻重的比例；后来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但是强调“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再到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当时的定位是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一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提法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从“基础性”到“决定性”，充分体现了我们的改革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进一步持续健康发展中国经济，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打下一个非常坚强的基础。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再一次强调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我相信这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保证。其实，“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最重要的关键”，适用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只有发展才能够解决问题、实现国家现代化、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但是，从经验事实来看，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目前为止，只有两个发展经济体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然后进入到高收入。一个是我们台湾，一个是韩国。也只有十三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经济体，当中有8个是在西欧周边的原来跟西欧差距不大的国家，另外就是日本与亚洲四条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为什么？从我研究发展经济学来看，最主要原因是没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经济发展模式
发展从本质来讲，就是平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就是物质基础不断提高，就是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不断提高的载体又是什么？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如果一个国家技术不断创新、产业能够不断升级，那么它生产的规模、市场的范围、对资本的需求会不断加深，在这种情况之下，它的基础设施必须不断完善，那么作为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也必须不断完善。在这个过程当中，发达国家由于技术和产业居于世界前沿，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面临非常大的投入和非常大的风险。发展中国家有后发优势，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作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来源，成本与风险比发达国家低得多。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这个优势的话，它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两倍三倍于发达国家，达到8%、9%、10%。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发展理论、发展思路是所谓的结构主义，以政府主导的方式来克服市场失灵的现象，实行优先推进重工业发展的战略，也就是高度强调政府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忽视了市场作用，结果是用意非常好，也建立了一批重工业，但是经济发展绩效非常差，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成为主流思潮，强调市场的作用，希望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忽视了政府的作用，结果导致一些国家经济崩溃。
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
在同一时期取得成功的少数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经济发展和转型中，“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都在发挥作用。
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发展产业是一个国家在国内、国际市场形成竞争优势的前提。企业追求的是利润，只有在充分竞争、完善有效的市场体系之下形成的价格信号，才能使企业家按照当时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进行技术、产业的选择，从而使整个国家具有竞争优势。
同时，经济发展是一个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和制度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随着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基础设施和上层制度安排也必须随之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和上层制度的完善不是一个企业家单独能推动的，必须要由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来组织协调相关企业的投资或由政府自己提供这方面的完善。
而且，有为的政府对于转型中国家尤其重要。一方面，转型中国家往往遗存了一批违反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对这些企业的保护补贴不能一下完全取消，否则会带来大规模破产、失业，造成社会和政治不稳定。另一方面，转型中国家由于过去政府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去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导致基础设施非常差。同时，存在的很多不完善制度，需要政府进行顶层设计来克服。
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采取了一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做法。改革开放初期，推行的是所谓的双轨制，一方面对原来违反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进行必要的保护和补贴，另一方面放开对原来受到抑制的符合比较优势的小型传统产业的准入，让市场发挥作用。靠这种方式，中国维持了稳定和快速发展，政府也积累了很多资源用来改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上层建筑的制度安排。
中国过去34年来平均每年9.8%的经济增长，是人类经济史上未曾有过的奇迹。但是这样一个转型的方式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这个代价最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不断分化，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
因此，我们改革必须与时俱进。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强调，市场要对资源的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也就是价格应该由市场决定，资源应该按市场上公平竞争的方式配置；非公有制经济应该得到与公有制经济同等的地位，即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的产权与公有制经济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在这样的改革精神下，我相信各种所有制经济可以得到平等的使用；同等使用各种生产方式；公开、公平、公正地参与竞争。
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
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2012年中国人均收入达到6100美元，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水平的国家，资金已经不是那么短缺，许多产业的比较优势已经建立。这种情况之下,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的作用，消除各种扭曲的保护、补贴，让市场配置资源。
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还要继续发挥好的作用，因势利导，保护产权、维持宏观环境、解决外部性的问题。
如果能这样做的话，我相信中国经济还可以持续地、稳定地、健康地而且比较快速地发展。我相信中国还有20年左右每年8%的增长潜力，这样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在2010年基础之上翻一番，人均收入也在2010年基础之上翻一番”的目标就能够实现。
根据估算，2008年，中美两国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水平，相当于日本与美国在1951年时、新加坡与美国在1967年时、台湾与美国在1975年时、以及韩国与美国在1977年时的差距水平。日本利用与美国人均收入的差距的后发优势，从1951年开始，维持了20年年均9.2%的增长；新加坡利用后发优势，从1967年开始，维持了20年年均8.6%的增长；台湾从1975年开始，维持了20年年均8.3%的增长；韩国则从1977年开始，维持了20年年均7.6%的增长。
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之后，其经济增长方式和我前面谈到的这些东亚经济体是一样的。如果利用产业与技术的差距，日本、新加坡、台湾和韩国能维持长达20年7.6%至9.2%的经济增速，应该说，在未来约20年中，后发优势将给中国带来年均8%的经济增长。
考虑到人民币升值的因素，2020年时，中国的人均年收入很可能将达到12700美元，这也是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高收入国家的统计标准。如果2020年没达到，我相信2021年能达到，2021年没达到，2022年也一定会达到。也就是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之下，我们可以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迈出非常坚强的一步。
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问题
作为一个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快速增长过程中已经面临许多前所未见但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第一，不断扩大的收入和城乡差距。1985年以后，中国的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和中、东、西部的地区差距开始扩大。基尼系数（测度收入不平等状态的指数，绝对平等时其数值等于0，绝对不平等时等于1）从1981年的0.31增加到2005年的0.42。孔夫子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确实，收入差距扩大可能在低收入人群中引起强烈的不满。
第二，资源利用低效和环境失衡。中国的高速增长已经消耗了大量能源和资源。2006年，中国生产了全球GDP的5.5％，消耗的石油占全球的9％，铝占23％，铁占28％，煤占38％，水泥占48％。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如果中国不改变增长方式、不减少资源消耗，其外部效应将在数代人的时间里给其他国家造成不利影响。 同时，这种危险的发展方式所造成的环境问题也很严重。
第三，外部失衡与货币升值。中国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自1994年以来一直保持盈余，目前超过3万亿美元储备使得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外汇储备国。在中国外贸盈余迅速积累的同时，美国的外贸赤字却快速上升，并且在世界经济危机之前就引起了广泛注意。彼得森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的伯格斯腾（C. Fred Bergsten）2007年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说：“全球经济失衡可能是当前美国和世界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面临的最大单一威胁。”
第四，腐败。不断蔓延的官员腐败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从而进一步引发利益受损人群的愤懑并损害政府的公信力。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就很难在重大危机面前保持社会凝聚力，经济和社会稳定必然受到严重伤害。
第五，教育。中国的教育过度注重数量而不是质量，不利于培养劳动者的素质，也不利于长期社会发展。无论是从国外引进还是通过国内研发，各种形式的技术创新都依赖人才；而没有好的教育就不可能有创新。
此外，社会保障体系发展滞后、技术水平低下、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不断加剧的全球竞争、不完善的法律体系，以及其他许多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乃至外部失衡问题，每一个问题都需要正确认识并妥善处理。如果不能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其中任何一个都可能导致社会经济灾难，甚至政治动荡。如果不能保持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国就不可能实现快速增长的目标，也不可能实现经济增长的潜力。 （本文根据演讲录音编辑整理而成，未经作者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