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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众多的归国留学人员中，有一位集教学、科研、经营于一身的青年科学家，他就是被评为天津市杰出留学人员的王磊。
他是南开大学泰达生物技术学院院长，南开大学国家微生物学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已培养出博士硕士30余人。
他是天津市功能基因组与生物芯片研究中心主任，他领衔在国际顶级科学刊物《自然》(《Nature》)、《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发表的学术论文，弥补了天津的空白，获得国际国内发明专利上百项，在分子生物学研究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他是天津市生物芯片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生产出的微生物检测芯片和病原微生物诊断血清等多种微生物检测领域的尖端产品，开始应用于公共卫生、临床诊断、进出口检验检疫等领域。
出去，是为了更好地回来
198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生物系微生物专业的王磊，1987年留学悉尼大学，师从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国际知名生物学家里夫斯教授。追忆起漫长的求学生涯时，王磊说：“南开大学严谨、低调、内敛的学风对我影响深远，而国外的教育和科研经历对我学术水平的提高有很重要的意义，中外双重文化的滋养，都是非常宝贵的。”1992年获得博士学位的王磊，学术素养深厚，很快就脱颖而出。里夫斯教授的评价是：王磊博士是他遇到的最聪明和最有前途的科学家之一，也是他最钟爱的学生之一。王磊相继担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研究员、澳大利亚微阵列研究中心微生物检测芯片负责人，还受聘于国际经合组织(OEDC)，参与美澳双边共同开发微生物检测相关技术的工作，解决畜牧业病原微生物检测难题。曾与王磊有过科研合作的美国夏威夷大学基因组学中心主任阿拉姆教授曾有过这样的评价:王磊是个难得的科学家，有敏锐的科学洞察力和领导能力，有很强的机遇意识、合作意识和团队意识。
在澳期间，王磊拥有500平方米的花园洋房，生活待遇优厚;配备独立的实验室，科研条件优越。但这些待遇都没有改变他学成报国的赤子之心。王磊坦言，“当初出去就想着早晚要回来，这是一直萦绕在我内心的真实想法”。
其实，留学14年来，王磊经常回国看望老师、亲友，对学校和家乡的变化非常关心。尤其是1997年以后，王磊每年都抽出时间回母校讲学。2001年，他在南开大学生命科学论坛上关于基因组学等新技术的精彩演讲，令人耳目一新。从这时开始，王磊迈向归国之路。“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每次回国，都发现京津塘高速公路上的汽车一次比一次多。”王磊坚信，天津快速发展，自己肯定有用武之地。“当时，国内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还比较落后，而我掌握一些学术前沿的知识，回来马上就能用得上，回国干事创业的时机基本成熟了。”在2001年给南开大学领导的信中，王磊表示：“现在正是年富力强，也已在国外积累了较好的科研和管理经验，我应该用这段生命中的黄金时间为祖国、为南开做一些事。”可恰在此时，美国农业部向王磊抛来绣球，极力争取他加盟。对祖国的深深眷恋、浓浓的南开情结，使王磊毅然选择了回南开大学任教。
当时的南大，生物不是最强的学科，却是最热的学科，也是学校重点扶持的学科。这与王磊回国效力之举相得益彰。就这样，2001年底，王磊来不及将房子卖掉，就带着妻子和孩子，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南开园。
搞科研只有第一 ，没有第二
王磊回国后，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教学和科研上来。他深知科学研究贵在创新，必须争分夺秒尽快拿出高水平的成果。他和他的团队严谨求实、埋头苦干，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和顽强拼搏，终于站在了生命科学领域的最前沿。
“可以不成功，但不可以不真实”，这是王磊经常说的一句话。他在学术上的严谨和认真是出了名的。在实验室里，从教授到学生，没有“大约”和“左右”这些模棱两可的词语，对每一个实验数据都要进行反复验证。王磊提出，每一项实验要在同一条件下重复做3次，每次试验中重要节点的数据，要在相同条件下再重复3遍。他要求所有实验必须认真记录实验过程，详细记载实验条件和操作细节;所有原始实验数据和照片，必须标注出记录实验数据和照片的计算机编号、所在硬盘号和具体文件夹。对学生在论文中引用的相关实验数据，王磊都会仔细查找原始记录进行核对。一个学生在撰写毕业论文时，将一个需要实验验证的辅助数据用推算出的数据来代替。王磊没有放过这个细节，严厉地指出，科学容不得半点虚假，尽管这个数据不会对实验的最终结果产生影响，但却能反映科研人员的科学素养。这名学生顿悟后，主动推迟毕业时间，补做了相关实验，拿出了禁得住推敲的论文。
王磊坚持“做人第一，做学问第二”。实验成果共享，是王磊遵循的一个原则。科学实验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经常是经过艰苦的努力后仍然没有成功，但却能从中得到大量真实的实验数据。其它课题如果需要这些数据，王磊都会毫无保留地提供。甘做人梯，是王磊遵循的又一个原则。王磊经常让学生在前沿科学研究中担任重要角色，为他们提高学术水平创造机会。因此，在南开大学泰达生物技术学院很多论文的第一作者不是老师而是学生。
生命科学的实验耗材昂贵，一瓶试剂、一片芯片少则几十元，多则成千上万元。王磊时常教育身边的学生和工作人员，“国家拿出大笔资金让我们搞科研，一定要注意节约，用好每一分钱。要知道，4000元就可以救助一个失学儿童啊。”他在学院建立了约束机制，完善管理制度。实验项目在采购中，一律走公开招标程序，即使采买小设备也要货比三家。此举在圈内有了名，以至于很多实验室在购买设备前，都以王磊团队的价格为参照。泰达生物技术学院与美国夏威夷大学合作木瓜全基因组测序项目时，我方购买的进口设备比美国本土的还便宜，这令美方十分惊讶。由于把采购的设备价格压得非常低，各设备厂商都嫌王磊太抠门了，本应准备的纪念品和公关礼品都不再奉送了。每次提起来，王磊都笑着说，“这难道不是好现象么?”
王磊每年都要参加一些重要的学术会议或到知名高校、科研机构讲学。旅途之中，他总要随身带上学生的论文批改或者浏览最新的学术文献。王磊的床头总是预备着纸和笔，就是在夜间，也要随时记下他瞬时闪现的灵感。平日里，王磊总是坚守在实验室，晚上和周末与学生们探讨成了常态。
2004年3月，王磊的母亲患脑瘤住院治疗。当时，国家“863”计划资助的项目刚刚开题，工作繁重。做儿子要尽孝，科研又不能耽误。他就每天科学安排时间，兼顾家庭和事业。直到其母病故，同事们才知道。大家在抱怨王磊的同时，也增添了无穷的精神动力。
王磊的妻子冯露也是微生物基因组学方面的专家，研究成果在采油微生物领域填补了国内空白。她既是王磊生活上的好伴侣，又是他事业上的好助手、科研上的好搭档。他们在学术上互相帮助、互相促进。稍有闲暇，也会到咖啡厅享受一下难得的二人世界。不过，即使喝着咖啡、听着舒缓的音乐，灵感一来，就马上打开随身携带的手提电脑，探讨起科研上未解的难题。
“我们一定要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每当回想起王磊说这句话的坚定表情时，学生们都对他的气魄和抱负感叹不已。《自然》是具有140年历史的国际权威性科学综合期刊，登载的都是世界科学最前沿的原创成果，代表了人类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在《自然》上发表论文，一直都是全世界科学家梦寐以求的。
王磊刚刚组建实验室时，各项工作都处在起步阶段，与世界生物学发展水平相比有很大差距，学生们认为，想在《自然》上刊发文章简直是天方夜谭!为人低调谦和的王磊，也有坚忍和执著的一面。他一直用这个目标苛求自己、鞭策学生，并在工作中焕发着忘我的热情。
瞄准世界高端的勇气，加上占领科技前沿的实力，王磊一举成功——
2007年3月，王磊和他的团队首次阐明微生物的长链烷烃降解途径及进化机理的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为我国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微生物采油和石油污染修复技术奠定了基础，可提高采油率10%至15%。
2007年12月，他们首次证实了甲烷可在地热(极端酸性)条件下被生物降解，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甲烷氧化途径及进化机理。这对控制和利用甲烷、治理温室效应具有重要意义。他们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梦想也终于成为了现实。
2008年4月，他们和夏威夷大学合作完成的《转基因热带水果植物——木瓜基因组草图》成果论文又在《自然》杂志上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发表。该成果的取得有助于培育高产、高营养和抗病的木瓜品系，对生物遗传与进化方面的基础研究及现代农业和生物医药等方面的应用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也表明天津市在基因组学研究领域已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国内外媒体和相关学术刊物相继发表评论文章，称赞这是“中国继人类基因组计划、水稻基因组计划之后在基因组学研究领域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
与众不同的科研价值观
自称“骨子里是个做学问的”王磊，并不满足于只从事基础研究。他经常说：“不仅要发表高水平的论文，还要把成果转化为能服务于社会的有效产品，这样才能充分凸显科研的实际利用价值。”
因用而研，是王磊的科研价值观。
世界著名的科技文献检索系统——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是国际公认的在基础研究方面进行科学统计与科学评价的主要检索工具。如今，SCI共收录了王磊发表的论文77篇，引用次数达到865次，平均引用次数为11至12次，超过美国同行正教授的平均引用8至9次的频率。骄人的学术成果并没有让王磊沾沾自喜。他说：“能被实际应用、为国家做出贡献，才是评判我们自身学术价值的一流标准。”王磊更看重的是立足科研、着眼应用。
微生物特异分子标识筛选技术，是王磊的一个研究方向。利用这一技术，他发现了对人类危害最大的两种大肠杆菌(O157和O111)的特异DNA分子探针。这一成果非同小可，已被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美国农业部和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研究所等应用在了这两种致病菌的快速鉴定上。截至目前，他已发现了27种病原微生物402个类型的特异分子标识。由此建立了国际上规模最大的微生物特异分子标识库，为病原微生物的快速检测奠定了坚实基础。而在同一时间内，国际上只筛选得到约40个同类型分子标识。
短短几年，王磊共申请国际专利8项，其中有3项已在美国和日本获得授权，而申请的132项国内专利中，已有95项获得授权。这一项项专利成果，都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如果不能及时转化成生产力，势必束之高阁，那基本上就是无用功”。社会责任感的驱动和超人的研发敏感性，促使王磊把关注点及时转向了生物芯片技术。
与半导体芯片不同，生物芯片虽然只是个一厘米见方的“玻璃片”，但上面排列着大量的DNA分子，可以对大量生物分子进行一次性检测和分析。某保育院几年前曾发生过一次儿童集体腹泻，当时用了一周时间才查出原因。如果使用生物芯片去检测，24小时内就能得出结果。显然，这项新技术在生命科学和环境保护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2002年开始，王磊作为首席科学家主持承担了“863计划”功能基因组和生物芯片重大专项——用于重要病原微生物检测的生物芯片研制。制作一张致病菌基因芯片，一般都要经过上千次的实验才能完成。这个过程，复杂而艰难，令人望而却步。王磊和他的科研团队不负众望，终于完成了血液重要致病菌等6种微生物检测芯片及其试剂盒产品的开发，在国际微生物检测领域再一次领先。天津也因此成为国内唯一一家微生物检测芯片基地。
有人这样预言，20世纪是电子芯片的时代，21世纪是生物芯片的时代。要完成这一产业的战略升级，必须以公司运作的方式来实现，否则，许多重大研究成果就只能是“纸上谈兵”。王磊开始了科研产业化的新尝试。在各方关注和支持下，2003年9月，天津生物芯片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应运而生，王磊从科学家变成了生物芯片的经营者。在公司成立的五年时间里，建立了微生物检测、食品检测、分子生物试剂、免疫类产品4条生产线，还确定了生产工艺，完成了中试生产，建立了质量控制体系。公司集研究、开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走出了一条科研、生产和市场紧密结合的新路子，公司现已增值2000余万元。
质量高、品种全的病原微生物诊断血清产品，是当前我国市场的急需。而国内生产的诊断血清产品普遍存在交叉反应，国际上主要生产厂家提供的血清产品还不到实际需要的10%，价格十分昂贵。为攻克品种不全和交叉反应严重的技术难题，王磊和他的科研团队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不但最终使这一难题得到解决，而且研发出针对5类病原微生物的413种诊断血清。他还从国外聘请设备制造专家，按照国际标准全程指导生产。在已生产出的微生物检测芯片产品中，血液重要致病菌检测基因芯片已通过了近3000例临床验证。
200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视察天津时，专程来到王磊的实验室。在参观并听取汇报后，对他和他的团队在产学研一体化上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
良好的人才环境，事业成功的沃土
“天津市爱护人才、吸引人才的政策、体制，各级领导同志的热忱、呵护和方方面面的支持、配合，才是我事业成功的关键所在。”每每回顾科研路上迈过的一道道坎儿，王磊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我没想到天津市及泰达的领导有如此前瞻性的眼光，没想到泰达在发展生物制药产业方面有如此大的决心，没想到天津开发区对我们这些留学人员给予了如此厚爱。”2001年，王磊和20位博士一起初访天津开发区时，就强烈地意识到，天津已成为新海归的着陆点和聚集地。
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使天津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提速发展良机，这无疑给各种人才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在国外比较优越的环境下学习工作14年的王磊，之所以义无反顾地返回天津，有他的满腔爱国情怀，也受到天津市良好政策环境和滨海新区发展机遇的召唤。
2001年，天津市制定了“十五”期间重点发展的十大科技专项，其中生物领域有“两基一新”，即基因工程、基因芯片和新药。2003年，天津市明确提出“重点建立功能基因组和生物芯片研发、中药现代化”等六大公共技术平台。2007年，天津市提出要“多渠道增加科技投入，促进产学研结合，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聚集，促进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对此，王磊异常兴奋，激情满怀，尤其是对生物芯片的研发充满着希冀。
王磊对开发区为企业提供的各种服务，感到满意、感到温暖。他说，从高级人才公寓的提供，到“双高政策”和高级人才购房退税政策的落实，都那么快捷。团队引进的人才不因生活上的后顾之忧而分神，都能专心致志地开展科学研究。仅2006年以来，开发区为他们已立项的多个国家及天津市重大科技项目，以匹配资金的形式共资助468.5万元。王磊很自信，“有了开发区这样一个优秀的平台，我们有信心成为病原微生物检测领域的领军人物”。
而母校南开大学的支持与帮助，则是王磊事业腾飞的另一个引擎。王磊尚未回国时，天津市有关部门和南开大学就已为他的一个生物芯片研发项目立了项，并提供了130万元的经费。他回国后不久，南大就为他解决了一套137平方米的住房。王磊动情地说，“当时，这可是院士和校长级别的待遇啊”。
更令王磊感念不忘的是，2002年他到南开大学泰达学院建设实验室时，学院负责人告诉他：“你需要什么，列个单子就行了。”根据王磊的设计方案，实验室装修、设备购置、安装调试等都在很短的时间内告竣。课题组需要使用海外某生物信息学中心的数据库，网络流量相当大，王磊认为这是个难题，但是也很快迎刃而解。时任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的耿运琪教授说：“王磊回国时，错过了当年的研究生招生，我们学院的很多教授就将所带的研究生交给王磊做助手，为王磊的科研、教学创造条件。转年在研究生招生时，学院打破惯例，王磊的招生名额要多少给多少。”
充分信任，放手使用，是天津许多部门和单位对人才的高度共识和自觉行动。天津生物芯片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是由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开大学、天津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共同组建的股份制公司，注册资金1亿元。2003年9月，南开大学领导班子在研究公司总经理人选时，决定由王磊来担任。面对教授、院长和总经理这三重角色，王磊不负众望。时至今日，王磊获得国家“863”计划、天津市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等数千万元的经费资助。研究团队的规模和成果产出数量，都远远超出他的预期，公司自主经营进入良性循环。王磊由衷地说：“集中力量干大事，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果在国外，肯定没有现在干得好。”
一个好汉三个帮，形成核心凝聚力
通过引进和培养人才，王磊组建起了一支以中青年专家为骨干的学术梯队。这支金字塔形的研发团队共有108人，其中不乏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加盟，也包括通过各种渠道引进的人才。2005年，曹勃阳和冯云两位女科学家就是通过网站应聘，加入到这个生机勃勃的团队的。
曹勃阳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曾在中国香港和美国学习工作多年。回国后任南开大学泰达生物技术学院副教授，并出任天津市功能基因组与生物芯片研究中心的生物芯片平台负责人。在王磊的精心指导下，她带领14名研发人员已经完成10张病原微生物检测芯片的实验室研发工作，芯片的检测范围覆盖了人体的血液、体液、肠道、泌尿生殖道等循环系统中常见的致病菌以及奶粉、水产品等食品中的食源性致病菌。
毕业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冯云，2003年获美国杜克大学生物学系硕士学位。受聘于南开大学泰达生物技术学院后，任生物信息学平台负责人。在由国际上30多个著名实验室参加的“木瓜基因组测序计划”项目研究中，她领导中方课题组8人和美方课题组3位专家，承担了全部的生物信息学分析工作，出色完成了任务，得到国际合作单位的充分认可和尊重。冯云说，如果没有王磊老师的指导，如果没有这样一支优秀的团队，我不可能做得这么好。
有人曾经问王磊，相同课题交给别人研究，是否会限制自己的发展空间。王磊回答：“我就是要找某一方面比我强，或者将来有可能比我强的人。只有这样，我们的优势才能互补，个人的发展空间才能更加广阔，事业才能长期发展。”
刘斌、李雅王先和王荃是近两年留校的优秀博士毕业生，他们从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设计起一直跟随王磊从事科研工作，王磊给他们提供了大量参与科研管理的机会，参加国际、国内技术交流的机会。经过5年多的科研和实践，他们现在各自成为带领一个至几个研发小组的课题组长，成为实验室的中坚力量。提起自己的学生，王磊总是充满了骄傲：“在微生物研究领域，我们的高水平学生也是世界上高水平的学生。我们的毕业生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胜任。”
王磊对青年人才的关怀深入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尽管工作繁忙，但不忘关心他们的日常生活，甚至会考虑到租运动场地、买运动器材这样的细节。“他是一个执著、谦和、本分的科学家，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我们没看错。”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薛进文谈起王磊时滔滔不绝。
新的一年，新的希望，新的突破，王磊信心十足。“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确定实施的16个科技重大专项之一。我们已经承担了其中两个重大传染病专项，一项是呼吸道感染和感染性腹泻病原体诊断和组合检测技术，另一项是传染病病原细菌特异分子标识筛选技术平台和高通量筛查及快速鉴定技术平台，这两个专项预计在2010年就会出成果”。王磊还披露，计划用5至10年，在产品研发、专利申请以及论文刊发等方面再上新水平，把研究中心建成世界上最权威的微生物检测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