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碳交易是指买卖双方通过购买合同或者碳减排购买协议，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购买方向出让方购买温室气体减排额，再将购得的减排额用于减缓温室效应，从而实现其减排的目标。
2013年11月，伴随着上海、北京碳交易市场锣声的响起，中国最大两座城市的碳交易市场正式启动。中国引入的碳交易市场机制，目的不仅在于解决生态保护问题，对于解决人、社会和区域的公平发展问题也是一种有效的机制和方法。而中国在碳交易方面迈出这样的关键一步，也是我国环保市场培育和发展的突破性进展。
上海和北京启动碳交易市场
2013年11月26日和28日，上海和北京先后启动了碳交易市场。11月26 日，伴随着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和上海市市长杨雄共同敲响的锣声，上海碳交易市场正式启动。当天中国石化上海高桥分公司和上海石化共购买了申能集团6000吨碳配额，完成了基于配额的首笔碳排放权交易。在这个过程中，兴业银行上海分行获得首笔碳交易结算银行证书，成为上海碳交易试点首家交易资金存管和清算银行，并开始为60家参与企业提供交易开户服务。上海开启的碳排放交易首日累计成交量为1.2 万吨，成交金额 31.7万元。
2013年11月28 日，北京市碳交易市场正式开启。北京碳交易主要包括排放数据报告、第三方核查、配额分配、买卖交易和履约五个环节。当日上午，中国石化北京燕山分公司成功购买京能集团2万吨碳配额作为第一笔碳排放权交易，拉开北京市碳交易市场大幕。之后，中国节能环保集团下属中节能绿碳（北京）公司出资购买方兴地产（中国）有限公司旗下中化金茂物业公司每年1000吨碳排放指标（配额），此交易成为中国建筑业碳交易的第一单。
据介绍，“十二五”期间，国家给北京市下达了万元GDP能耗下降17%、万元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8%的目标。根据测算，通过二氧化碳的配额交易，其减排量对北京市完成目标的贡献率可达40%以上，将有效降低社会综合减排成本。目前，北大、清华等院校，包括中国疾控中心、中日友好等15家医院，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国家大剧院等成为重点控制排放单位。
目前，加上于2013年6月18日上线的深圳碳排放交易平台，7个碳交易试点城市中的3个已经进入了正式碳交易阶段，北京、上海、广东的碳市场启动，也预示着中国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碳交易市场，进一步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走出了关键一步。
碳交易是未来碳金融的制高点
碳交易市场的发展是从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订以后开始的。为了能够完成《京都议定书》中承诺的减排目标，当时参与签订《京都议定书》的附件国家（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便开始了构建碳交易市场的行动，以强制碳排放企业节能减排，推动全球碳交易市场的形成。据了解，《京都议定书》通过引进三个灵活的市场机制以解决公共环境问题。其中联合履行（JI）和国际排放贸易(IET)机制打通的是发达国家之间的碳交易市场，清洁发展机制（CDM）则是连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碳交易桥梁。
为了构建完善的碳交易市场，发达国家纷纷从立法、教育、传播等方面加快碳交易市场的推进，并持续挖掘其商业潜力，碳交易市场也逐渐成为推动低碳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机制之一。不过从根本上来说，碳交易并不是实体“碳产品”的交易，而是一种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相互结合的交易模式。
其中欧盟构建的碳交易市场最为完善，也是目前世界上最为活跃的交易市场。据了解，从2005年1月1日起，欧洲开始实施“欧洲排放交易体系”（EUETS）。EUETS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交易计划，涉及到了电力、石油、钢铁等多个行业部门。该计划不仅覆盖了欧盟各个成员国，而且还包括瑞士、挪威等非欧盟国家。为了扩大欧洲排放交易体系的影响度，2004年11月份EUETS发布指令，允许其成员从2005年起可以购买清洁发展机制（CDM）和联合履行机制（JI）产生的核证减排指标，这样就有限度地实现了EUETS与CDM、JI的衔接。通过其他交易机制的衔接，欧洲排放交易体系就逐渐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碳交易市场。
美国虽然没有签订京都议定书，但是美国也在积极构建国内的碳交易市场。2003年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开始运营实行的是会员制，最初拥有美国电力公司、杜邦等13家创始会员，后来随着影响的扩大，会员也越来越多。CCX交易的产品称为碳金融工具合约，碳金融工具合约不仅包括碳配额，还包括碳减排量，如CDM项目产生的碳减排量。CCX是世界上第一个并且也是北美地区唯一一个自愿交易平台，但是会员对其承诺的减排量必须承担法律义务。CCX交易的品种极其丰富，包含二氧化碳等《京都议定书》规定的所有6种温室气体。
不仅欧盟和美国建立了碳交易市场，各附件国家基本上都建立了自己的碳交易市场。例如，加拿大1998年启动了“加拿大GERT计划”；澳大利亚2000年建立了“澳大利亚SFE交易所”；英国2002年建立了“英国排放交易体系”；挪威2005年建立了“挪威排放交易体系”；法国2007年建立了“法国未来电力交易所”等。
这么多国家集中精力来发展碳交易市场，其目的还在于通过构建碳交易市场，通过制定国际碳交易市场规则，以推动国内低碳经济的发展。碳交易市场甚至成为部分发达国家以此来争夺未来碳金融发展，以及国际经济竞争的制高点的工具。碳交易这种通过金融资本引导和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模式，也被相当多的经济学家认为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
而对于中国来说，我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正是在这里。如果中国不紧跟形势变化，中国与美国和欧洲的差距将迅速拉大，极有可能成为碳交易市场的牺牲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从2011年开始，欧盟基于“碳交易”基础之上的碳关税已经开始实施，其“屠刀”直接指向了欧盟以外的发展中国家。
2012年1月1日，欧盟将对所有飞经欧洲的航空公司收取高昂的碳排放税，亦即“碳关税”。 包括中国国航、南方航空、东方航空三大国有航空公司，春秋航空、吉祥航空等民营航空公司，国泰等港澳航空公司及多家货运航空公司在内的33家中国航空公司被纳入名单，并分属不同欧盟成员国管理。根据中国民航局的初步测算，若国内航空公司所有飞欧盟的航班均被纳入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则每年中国民航业将向欧盟支付的“买路钱”将高达近8亿元，2020年超过30亿元，从2002年到2020年的9年间，将累计支出约176亿元，这就是欧盟掌握“碳交易”游戏规则的结果。
正因为如此，我国相关行业的专业人士从2009年就开始呼吁积极参与国际碳交易，建立中国自己的碳交易平台。因为根据欧盟规定，如果航空公司所在国有自己覆盖航空业的碳市场，飞欧洲航班的碳排放额度可以在本国抵消，面对中国航企在日益逼近的巨额“碳关税”面前，即将陷入高价向发达国家购买碳减排量的尴尬境地，中国建立统一的碳交易市场实在是太有必要了。
中国仍旧在“摸着石头过河”
中国在2012年以前一直没有正常运营的碳市场，这也直接导致了我国在国际碳交易方面的被动局面。据了解，由于专业人才和中介机构的短缺，中国从事碳交易的中介结构很少有权力和能力核实CDM项目，也没有能力编制高质量的CDM项目设计文件，同时他们对CDM交易的制度、规则了解不多，无法独立在二级市场上进行交易。中国目前虽然是国际碳交易市场上最大的供给国，每年创造大批的碳减排量，但是中国仍处在国际碳交易链条的最低端，没有定价的权力。
而出现这样的现象，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原有的机制下，主要的第三方认证机构都是欧洲国家来设计和制定的。此外，很多的交易标准，如黄金标准等也是由欧美发达国家来制定的。正是由于中国缺乏自己的碳交易体系，也就造成了在国际碳交易市场规则制定中，中国根本没有发言权。其中一个令国人昼夜难安的现实就是，中国根本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的核证减排量（CERs）价格，并且CERS的价格一直被发达国家人为的压低，成为国际碳交易市场上的“初级产品”出售国。面对如此碳交易的“霸权”，为了对抗国际买家的压价，中国政府后来只能通过政府行政限价的方式来弥补损失，但是通过行政手段来限制市场交易价格已经受到越来越多国内外人士的批评，同时这也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我国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经过长期的准备，2012年，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湖北省、广东省及深圳市成为碳交易市场首批试点城市。深圳、上海、北京是我国最主要的一线城市，其碳交易市场的启动，也被认为是中国形成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的破冰行为。目前，其他四个省市也将在2014年-2015年间陆续启动。
不过，由于我国碳交易市场刚刚起步，制度设立、交易规则等还属于“摸着石头过河”阶段。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司长苏伟就指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是一项涉及面广、技术要求高的系统工程，是一项长期持续的工作，中国需要不断探索和积累经验。“相比国际上相对成熟的欧盟碳交易体系，我们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市场成熟度比较低，低碳意识和碳价观念还有待加强。鉴于欧盟碳交易体系最近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因此中国要培养战略眼光和前瞻意识。”
面对融入国际统一碳交易市场的巨大难题，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表示，中国碳交易市场近几年的任务还是积累经验。解振华指出，近几年的任务是首先把中国自己的碳交易市场建立起来，建立一套符合发展中国家国情的机制，然后再和国际接轨。国际碳交易市场的游戏规则应体现发展中国家特点，让其能够跟发达国家的市场与规则相融合。“最后达成一个既适合发达国家，也适合发展中国家，又能够体现区别责任原则的规则，这样我们就可以参加到全球碳市场当中去，”解振华说。
最近几年，由于欧债危机冲击，欧洲经济活动疲弱无力，工业活动减少，欧洲对排放权购买的需求减少，欧盟碳交易市场正深陷困境。而碳市场价格的不断下跌，也直接冲击了正在探索中的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比如2008年8月，碳排放许可的价格每吨在40美元以上，高昂的价格促使一些企业开始增加使用绿色的清洁能源、更新设备，而到2013年12月，欧洲碳交易市场上的碳排放许可价格几乎崩溃，已经跌到每吨4美元以下。这种剧烈变化的碳排放权市场交易价格也预示着我国需要防范交易市场不完善、市场供求关系不透明，乃至宏观经济波动的冲击。目前，碳交易统一的国际市场尚未形成，国际上既有场外交易机制，也有交易所交易；既有由政府管制产生的市场，也有参加者自愿形成的市场。随着碳交易参与国地理范围不断扩展、市场结构多层次深化、财务结构日益复杂、市场规模迅速扩容，我国建立完善的碳交易市场依然任重道远，碳资产管理中心、碳金融信息服务中心、碳商品交易中心、碳金融衍生产品创新中心等机构都亟需建立。
市场化减排路线渐明
我国是温室气体排放数量最大的国家，中国面临着巨大的节能减排压力。碳交易作为一种运用市场化机制实现碳减排目标的重要手段，有利于将节能减排的压力传导到企业，促进企业选择低成本减排路径。有关机构预测称，在2014年，中国的地区碳交易市场将覆盖7亿吨碳排放，而澳大利亚、美国加州、欧洲的碳交易市场则分别覆盖3.82亿吨、1.65亿吨及21亿吨碳排放。
随着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的公布以及重点排放领域统计、监测和考核办法的制定，碳排放权交易将成为未来推进我国环境政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2013年以来，深圳、上海、北京三个碳交易所陆续开市，预示着中国碳交易市场体系的起步。目前各地正在对碳配额分配、碳排放权拍卖、个人参与碳交易等进行积极试点，建立全国联网的碳交易市场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实现。
而碳交易市场制度的建立，也预示着中国正在建设的市场化减排路线逐渐明晰。
实际上，不仅仅是碳交易机制，中国经过多年探索的生态补偿机制也进入具体实施阶段。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并重申“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据了解，以森林覆盖率来确定补偿额在即将下发的地方党政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中，森林等生态效益指标权重将加大。目前，由财政部和环保部支持下的中国首个跨省水环境补偿试点项目，在新安江流域已经开展两年，补偿金每年5亿元。此外，北京市密云水库的水源地生态补偿、河南省沙颍河流域水环境生态补偿、湖北省神农架、河北跨市断面水质生态补偿、浙江全省流域生态补偿等项目都已经在具体实施中。未来的中国，将能看到更多以市场机制为核心的环境保护和污染减排制度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