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接着上回书，咱继续开讲。
“一九九二年又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
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
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
什么是伟人?“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定乾坤、净社稷、指航程、明方向，邓公南巡一席话，万千争论化云烟，向左向右归结为向前看，市场经济高潮再度来临。
也就是在邓公南巡后，张玉良、黄怒波也或主动、或被动的投入了商海，本文探讨的十六位大腕于1992年全部进入了商界。
1992年，张玉良36岁时任上海市农委住宅办副主任，副处级。一种说法是，按照张玉良当时的年纪、级别以及不高的学历，仕途前景不会太美妙，于是有野心的张玉良决心下海。
另一种说法是，1992年，一纸任命书让张玉良下海了。面对任命书，张玉良当时也犹豫过，觉得机关里旱涝保收，但最终还是下海了。
张玉良事后自己回忆说：1992年下海以后，什么都没人管，就是给了一张任命的纸头，然后自己去借房子、自己去买车、自己去发展。最初的时候，当然还比较原始，什么能赚钱就去怎么做。“下海以后第一个项目我印象很深了，我觉得我在机关有关系资源，当时而且上海开始要大规模的城市改造，缺动迁房，我一想动迁房要离开市区近一点，这样老百姓可以搬迁能过去，另外一个我还得找一个我的关系比较熟的，因为我在农委的时候，他们讲我做人比较好，所以交了不少朋友，所以我第一个项目做了三个小项目一个是在浦东的六里镇，现在已经很成市区化了。”
也正是旧城改造这个巨复杂、巨需要人脉、巨需要耐心和投入、也利润巨大的项目，成就了绿地的伟业。
黄怒波这一年也投奔了商海，黄诗人这时被指派往中国城市出版社任主持工作的副社长。当时的中国城市出版社基本上靠卖书号为生。社里的人，谁都有捞钱的道，谁也不怕谁。几年中，一连有6个社长被赶出了门。
诗人的眼里肯定是更加容不得污秽的，而且是倒卖书号的这种污秽!文人尤其看重的就是好书，倒卖书号无疑于倒卖诗人的精神世界，象征意义颇浓。
黄怒波坚决不让倒卖书号了。被断了财路的人士们，纷纷捏造了众人想都想不到的罪名，往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及能送到的所有领导和部委递材料告黄怒波的状。罪名有嫖娼、吸吗啡、私藏猎枪等等。
随后，建设部里组成人事、纪检、监察联合工作组进驻出版社。检查结果自然是还诗人的清白。工作组走了，黄怒波咽不下这口气。愤怒之下，把抓着问题的人员，立刻解聘除名，有的部门干脆解散，把人员遣散。没多久，出版社遭遇无妄之灾被迫停业，后经法律裁决，又恢复营业。为了解决出版社30多人的生存问题，建设部特批了一个咨询中心，交给出版社去运作。
这个咨询中心就是后来的中坤科工贸集团，1995年中坤集团正式成立前，它仅是一家由中国市长协会组建参股的股份制企业。
就是在这个咨询中心，靠复印、印制名片、卖玩具娃娃和电脑配件，黄怒波积累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当年靠复印、印制发财的不在少数，后来举国皆知的“新疆德隆”唐万新、唐四哥最早也是做拍照、印制的，攒够了第一桶金，然后开始收购原始股、开始德隆神话历程的。
与张、黄的初始下海不同。此时的王石、冯仑、老潘、朱孟依等大腕正面临着人生的一个重大关口，那就是海南房产泡沫，当时有将近2万家房地产公司套在了这场泡沫之中。
同志们，思考一下这个数字的意义吧，2005年的统计数据是全国当时共有房地产开发企业56290家。由此想象下，1992到1993年，全国大概能有多少家房地产企业?近2万家房地产公司套在其中，可见惨烈、可见惨烈的覆盖面之大。
1988年，海南房地产平均价格为1350元/平方米，1991年为1400元/平方米，1992年则猛增至5000元/平方米，比1991年增长257%.1993年上半年房地产价格达到顶峰，为7500元/平方米，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呈现回落趋势(周诚主编：《中国房地产市场年鉴(1996)》第194页。)。另据统计，海口市地价1991年最高为98万元/亩，到1993年涨至最高位为680万元/亩，而到1996年初则下降到约100万元/亩，跌幅达八成五，基本上回落到1991年的水平。
一场泡沫最后的遗产，是600多栋“烂尾楼”、18834公顷闲置土地和800亿元积压资金，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就高达300亿元。
能成功逃脱这场泡沫的公司，确实有些意思。在当前这个泡沫论争越演越烈的时候，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回顾一干大腕们是如何成功逃离泡沫的，更具意味。
万科险些陷在北海
1992夏天，北海市委书记王季路和市长帅历国到深圳招商，王石向市长介绍了万科在上海的开发情况后，市长略一沉吟，“这样吧，有一块40平方公里的土地，地价可以象征性地付一点，就算送给万科建设开发吧。”
为了吃透北海政府对这块土地的规划意图，王石邀请了经济学家汤学义、城市规划专家孟大强先生一起前往北海。在北海建委会议室，帅市长请两位专家给建委讲课。
汤学义从基础设施投入分析讲起：“深圳特区目前总共开发了70平方公里的土地，‘三通一平’每平方公里需要两三个亿，70平方公里的‘三通一平’用去了近200个亿，也就是说地面上什么还没有就用去了200个亿。再看北海这40平方公里的荒地滩涂开发，即使这里的劳力、建筑材料比深圳便宜，每平方公里土地也得1.5亿~2亿元，40平方公里就得60亿~80亿元，如果算上地面上的投资，厂房、公建、发电厂、水厂，少说还得80亿，加起来就是140亿~160亿。问题不在投入，更重要的是产出和消费。北海目前的人口不到15万，一年的产值不足10个亿，如何支撑这么大规模的基本建设?”
听着汤教授的课，王石后脊梁浸出冷汗，没要这40平方公里的土地。
尽管没陷在北海，但万科在此轮泡沫中也是“很受伤”啊，万科参与开发的武汉万科广场、成都万兴苑、深圳海神广场、福景大厦、天津金桥高级公寓、鞍山东源大厦都因资金短缺而濒临烂尾。
幸运的是，万科在1993年4月成功地发行了B股，从股市弄到了4.5亿港元，这笔资金让万科在国家银根紧缩的政策下，逃过了一劫。
合生低成本拿地，扛住泡沫
1992年，合生创展成立，随后便开始遭遇国内的宏观调控，但令人惊奇的是，合生在此轮调控中，似乎未受任何影响。
从1980年代出道以来，几年时间内朱孟依积累了丰富的人际关系和超强的市场洞察力，这让他能够有资本在1992年与张芳荣、陆维玑夫妇在香港共同创办合生创展集团公司并进军广州。
朱老板购买的第一块地是位于天河区的大块土地。当时那并不是市中心，但朱的盘算是：在广州市政府的未来规划中，天河区将被发展成商业中心。刚刚起家的合生创展出巨资拿下了处于规划之中的天河大块农田，开发建设华景新城项目。当时的广州，仍然以市中心的小盘销售为主，合生创展的大盘开发成为首吃螃蟹者。
朱老板赌对了广州市的发展方向，随着广州的扩张，天河区的楼价、地价稳步上升。到1996年，在成功开发四期项目后，华景新城已随着广州城市中心东移，成为天河著名楼盘。
从万科、合生的这两个案例中，可以总结出熬过泡沫、战胜泡沫的第一个法则，那就是---手中资产要具有好的流动性。
什么是泡沫?实际上就是在一定的价格上，你的资产的流动性突然衰减、或者消失了;消除泡沫就是等到经过一定幅度的时间、或者价格调整，流动性再度增强、恢复。
很多人扛不住这个调整的时间或价格幅度，就出局了。
万科从股市弄到了4.5亿港元。除了在恶性通货膨胀期间，货币的流动性比较差以外，其他经济发展时期，货币的流动性是最佳的。1993年以前，人民币汇价一直较港元高。但1993年以后，人民银行宣布进行汇改，取消外汇券，人民币1年内跌至1美元兑8.4元人民币，这时港币才终于超越人民币价格。当时，港币兑人民币黑市牌价曾跌到100∶140。这4.5亿港币，当时价值非凡啊。
当时企业的规模也没现在这样大动辄百亿，4.5亿保得万科平安啊。
合生的流动性体现在土地上，尽管海南泡沫破裂、宏观紧缩，但朱老板的土地拿到的价格极其低廉，并没有炒高过，这就好比你在海南是500元的地价成本，就算泡沫从7500元破裂了，跌倒1000元了，还不至于让你赔本，但就是利润狂跌了，一轮行情你白辛苦了，赚了个眼瘾而已。
但广州不是海南，呵呵，随着广州的发展，实际需求又有效的支撑了天河区的地价、楼价，保证了合生顺利度过调控。
万通逃在了山腰上
老潘事后常拿这段往事说的嘴响，但从现在的数据看，万通六兄弟跑的那是一点都没错，但并不是在泡沫的最高点出逃的，他们逃早了将近一年。
之所以讨论这个时间点，不是要求全责备，挑人家的问题，而是想尽量还原当时的情况，从而让大家更加明白，究竟怎样做，才能在一场泡沫中，安稳脱身。
按老潘的说法是，1992年8月，正在海南“淘金”的潘石屹已经靠炒房炒地挣到了自己的第一个100万。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发现，他还准备继续“淘”下去。
为了核实一个项目的审批情况，潘石屹以五斤橘子和一条香烟的代价获准查阅有关内部资料，他意外发现海口市在建人均住房面积已达50多平方米，而同期北京人均住房面积才7平方米。凭着直觉，潘石屹意识到，“海南的房地产要出事了”。包括冯仑、易小迪、王功权在内的6位合伙人马上决定分家，撤回北京发展。
从数据来看，万通撤退的时候，海南的房价在5000元/平方米左右，到半年后，房价蹿升到了7500元/平方米。离顶部差了2500元/平方米。呵呵。
从万通的案例，很多人体会到的是信息的重要性，是老潘看到了“海口市在建人均住房面积已达50多平方米”这一内部资料，让万通作出了正确的决断。呵呵，其实，事情没有这样简单的。
首先我们来讨论这一内部资料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你觉得能用“五斤橘子和一条香烟的代价”换来的信息价值会有多高?
当然，有时候信息的价值不是能这样通过物品的价值类比的，但由此可以推知的是，当时这一内部资料的获取程度并不是太难，也能够确信，当时在海南的2万家开发商中，肯定还有其他的一家或几家开发商了解相关数据。(不要把其他开发商想的很傻，你万通一群外来户都能拿到的信息，多少有当地背景、高层背景的开发商会不知道?)
问题的关键在于，万通看到相关信息后，作出了撤离海南的决定。
肯定有读者会说：海口人均50平，北京7平，傻子才不跑!这一般是从结果倒推原因的典型心态。
呵呵，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有的老总面前肯定还有一份数据，“1992年海南省经济急剧增长，GDP增速高达41.5%，比1991年增速高了26.6个百分点”，“在海南淘金大潮中，曾经一天涌入了十几万人”。
海口在1990年代，当地人口还不到30万。
同志们，测算一下，就算不按照一天十几万的这种增速计算，那海口的人口增速也绝对是非常高的啊.
看到这个数据，你还觉得海口人均50平的数据是那样高不可攀吗?人口的流入是巨量的，而土地的面积总是有限的，谁能保证海南的人均住房面积第二年还这样高?
1992年，海口市经济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83%，另一个热点城市三亚也达到了73.6%，那1993年会是多少?
正常思维肯定认为，就算不能保持这样的高速，但总是会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吧。
继续做下去的理由同样存在。市场永远都是这样，做多、做空的理由永远都有。
你身边耳濡目染的都是一夜暴富的实例，满天都是馅饼，这种环境下，你会急着跑吗?
1993年6月23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发表讲话，宣布终止房地产公司上市、全面控制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业;
次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意见》，16条强力调控措施包括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限期收回违章拆借资金、削减基建投资、清理所有在建项目等。
要不是6月23日的讲话，以及随后的政策，海南的泡沫真会在1993年度自然截止吗?
大家自己思考吧。
结合万科逃离北海泡沫的案例，从万通、万科身上，我们可以总结出逃离泡沫、战胜泡沫的第二个法则---就是“把握好自己”。
万科之所以没有进入北海，是觉得自己吃不下这样大的规划。
万通之所以逃离海南，再次说明一下，他们撤离的时候离泡沫破裂还有近十个月的时间，主要是六兄弟觉得自己赚够了，钱也没一开始那样好赚了，又有点风险的苗头，就收手了。
这里面实际体现的都是对自我能力的一种把握，王石、冯仑、老潘都很清楚自己要什么、能要什么。
面对万科在北海那样的机会，很多老总可能就拼进去了，“人家造楼，我们造城”，呵呵，这种广告语，地产业的人不生疏吧?
有的企业、企业家就喜欢做小马拉大车、以蛇吞象、以小博大的生意。合生现在的京津新城、楼忠福的天都城，那都是多大的土地面积啊，比万科北海的这个案例怕是有过之而不及，老楼、老朱难道没请专家论证过?没算过这些数?得了吧，这些老板算盘精得很。联想拿下IBM电脑业务、TCL海外并购不也一样，都是以小博大，这种做法确实风险很大，但真就一定失败吗?未必。
主要大家风格不一样，万科20年来，几乎没有把全部财力、精力押倒过一个项目上，企业、企业家风格使然。万科相比而言是很稳健的。
总结下来，就是万科、万通在市场行情很好的时候，懂得克制自己的贪欲，万科知道自己能吃几斤饭，万通知道吃够了就要消化，知道落袋为安。
楼市也罢、股市也罢，在行情好时，能战胜贪婪，会出货;在行情坏时，能战胜恐惧，敢买进，能保持自己的理性分析，能知道自己干什么，那就肯定是市场高手了。
战胜泡沫的第三个法则就是————运气。
运气这个东东太重要了。
万科B股发行要是晚几个月，哼，可能就未必能发出去了。没有这4.5亿港元，万科的日子怕是得难过很多吧。发行要是早几个月完成，哈，公司估计就把这些钱都投出去了，完蛋的可能更快。4月份拿到钱，6月份调控政策出台，刚好手中有钱应对困难。
老潘当时找的那个人要是不爱吃橘子，哈，那5斤橘子就未必能换来内部资料了。
广州的发展要是放慢一年、两年，朱老板在天河的农田里，还能撑下去吗?
再说一个案例，更多的能体现出运气的作用。
“1993年，事业上一路顺风顺水的杨国强首遭危机。那一年，据王石在其自传《道路与梦想》中回忆：一季度和二季度，钢筋、水泥和木材等建材价格翻番上涨。给万科造房子的建筑队为此两度以停工为要挟，要求开发商修改合同，为其增加建筑费用。核算下来，万科卖出的楼花已经处于亏损边缘。
当年杨国强的建筑公司还不强悍。他们已经为顺德三和物业发展公司带资建造了近4000套别墅，房子盖好了，没人来买，而事后看来，开发商原本无心卖房——这也与那个疯狂、浮躁的时代相关，南巡之后，自海南省发轫，蔓延全国的开发区热，形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圈地运动，倒卖批文、炒卖地皮成为中国倒爷最快的暴富手段。毋庸置疑，当时的三和公司也只是以炒家心态拿下了顺德和番禺交接处的1000多亩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土地。所以，1993年下年，中央针对股市和房市的泡沫进行调控挤压，银行被勒令与自办房地产企业脱钩。这种情况下，投资逾亿的碧桂园项目也基本面临死火状态。
因此，当杨国强向开发商索要工程所垫费用时，三和股东们最终答应以变通的方式，让杨国强销售已经盖好的别墅，以销售收入核销建筑成本。”
由造房者变成卖房者，杨国强和他的建筑队看起来好惨，可恰恰就是这次悲惨的事件，造就了杨国强的首富机缘。也正是从此以后，杨国强通过王志纲的策划辅助，成功盘活“碧桂园”，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一场房地产泡沫造就的房地产首富?!哈哈，看似笑话，却是事实，有时候这世界就是这样吊诡。
读者们你们想想BOSS杨这个案例，就算有其后王志纲的大力策划、杨老板的稳定操作，但如果没有泡沫破裂的这个机缘，杨国强会从包工头跳到开发商这个角色中吗?
运气来了，谁也挡不住;运气没了，做什么也枉费心机。诸葛亮他老人家算尽天下风云，八方点火，眼看司马懿父子必死无疑，一场大雨，只落得五丈原秋风满地啊。
运气、命数这个东西啊，汉代邓通为文帝所宠幸，有十余次赏赐大量金钱，官至上大夫，有善相者说邓通“当贫饿死。”于是文帝赐邓通一座铜山，准许他自行铸钱，由是邓氏钱布天下。等景帝登基后，有人告发邓通出塞外铸钱，景帝就籍没他全部家产。邓通以致身无分文，寄食他家而死。
有一个地产公司老板(哈，就不说名字了)，在北京做项目，怎么做怎么不顺，后来在工地里，挖出了一个石龟，也有人传是一只冬眠很久的活龟，此后事业一路兴旺，楼盘热销。
记得在杭州看过一个高档别墅项目，那项目的楼王在动工前，请风水先生看过，风水先生指点出该从那里动工、门该朝那个方向。等挖下去后，挖出了两具几百前年的棺材，棺材摆放的朝向，和风水先生指点的门的朝向分毫不差。几百年来，风水位还是精准不变。
前几年，北京万国城着了好一把大火，火烧完，生意还好做了，事后，一群南方客户知名点姓要买着过火的那层，认为这层“旺”。
各行各业里，很多大腕都是非常重视求运气、保平安的，导演冯小刚每年大年初一第一件事就是带着老婆去北京西山潭柘寺上香。N多股市大鳄做一单大生意前，都是先烧香拜佛，等做成了，再来还愿。项目里，更是见过无数客户带着风水师来挑房。
运气啊。
估计有读者会认为内幕信息是战胜泡沫的必胜法则，不管怎样，万通六兄弟是看了所谓的内部资料后，知道了海口的人均住房面积后，才从海南撤退的;朱老板是获悉了广州的发展规划，才提前拿的地，赚的钱。
诚然，靠内幕消息，确实是能赚钱，但内幕消息、所谓关系啊，绝对不是成功的必然因素。
凯恩斯，当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他的思想现在已经成为了当代经济政策的奠基思想;在凯恩斯活着的时候，他就是无数重大国际经济事件的参预者、制定者、谈判者，他本人就是调控政策的制定者，够内幕的了吧?谁知道的内幕信息能比他老人家多?
就这样一位重量级经济大师，在他成功的投资生涯中，竟有三次几乎倾家荡产。在1936年到1938年底的股市大跌中，凯恩斯的净资产价值从506222英镑下降到了181244英镑，凯恩斯所主导的那些投资机构也损失惨重，此次打击，让凯恩斯损失了所有财产的三分之二，他的健康也因此受到了致命打击。到他死的时候，尽管其后，凯恩斯又非常漂亮的赚了不少钱，但他的财产再也没有回到1936年大跌前的水平。
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家国际性大型对冲基金曾被誉为“梦幻组合”，其管理人是八十年代债券套利之父，其合伙人包括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副主席穆林斯;被誉为衍生工具之父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默顿和斯克尔斯。斯科尔斯与默顿以其“期权定价”理论被认为奠定了现代金融市场及其衍生工具和对冲基金的理论基础。炒手、学者和官员的绝妙组合，他们的客户遍布世界各地，还都是身家上千万、上亿、上十亿的显赫成功人士，华尔街所有的人都曾以为他们将永远不败呢，1998年，照样倒在了市场脚下。
再举一个国内的例子，前阵，有家地产公司想借壳上市，这家公司高层的背景那是相当、相当、相当强大的，公司负责人的父亲是……但借壳方案照样没通过。
有消息、有背景又何如?保得了你一时，保不了你一世啊，世界这样大、世上这样多的人，谁能拿下所有的关系啊。有多少开发公司仗着自己和市长、书记关系好，提前获悉了城市发展规划，提前拿了地，想坐等发财，确实有成功的，但也有不少是，地拿到了，市长、书记调走了，规划重新来过，郊区还是郊区，自己熬死了，商业中心规划最后改“农家乐一日游”了。城市的发展规划，也肯定是要符合自然规律的，不可能只为亲戚、关系户开绿灯啊，如果地方当政者胡来的话，中纪委那也不是闲差啊。
长远看来，市场的力量是无人能够抗衡。
想长期战胜市场、战胜泡沫，不管是股市的，还是楼市的泡沫，那必胜法则必然是：
一、保证资产的流动性;
二、把握好自己;
三、运气。
很多事，真的是“人在做，天在看”，各位，好好修自己的福缘吧。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