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左小蕾
中国银河证券董事总经理
首席总裁顾问
创新应与监管同步
朱敏：金融市场创新最近很活跃，那么在您看来，这些金融产品能够完全算作创新吗？
左小蕾：这些金融产品不能完全算作创新。所谓金融产品都是衍生工具，有两个特点：
第一，活跃市场，活跃交易。换句话说，对衍生工具的投资不直接产生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衍生的层次越多，离标的资产越远，虚拟成分越大，除了创设者以外，其产品销售人员也会越来越“不懂”。
第二，创造新的风险。任何金融新产品都与新的风险相伴而生，所谓分散风险，是把本身的风险分散到了市场投资者身上，而风险是不可能消失的。如果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在大规模创新金融产品，大规模分散各自的风险，实际上是在创造一个谁都无法规避的市场系统风险。这就是华尔街各大投资银行都有风险管理部门，每天都在严格计算公司各种资产配置下的最大亏损水平，似乎风险完全可控，但是最后都难逃厄运的原因。
金融产品，哪怕是最基本的资产证券化（MBS）的产品，也都很复杂，更不要说结构化和多层结构化产品。华尔街也曾强调“客户第一，诚信第一”，但在利益驱动下，雷曼当年的“迷你”债券，打着“债券”旗号，实际上却是个复杂的结构性产品。
朱敏：最后让几万港人蒙受了巨大损失。
左小蕾：华尔街危机凸显了对复杂的金融产品监管不到位的问题。虽然新的监管规则对衍生产品提出了发行人必须持有5%的信用风险并且不能直接间接转移这5%的自留的信用风险的规定，但这未必能真正防止衍生品复杂性对投资者和市场造成伤害。金融产品创新，必须与监管制度的创新同步。
汤敏
国务院参事
友成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控制通胀与增收的关系
朱敏：从短期来看，中国经济中有哪些领域可能“潜伏”着黑天鹅？
汤敏：我经常说，中国经济短期内有四大风险。一是房地产及其引发的各种风险。
中国经济的风险之二是企业转型。中国经济步入了劳动力短缺的阶段，加上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两个翻番”的规划，劳动力价格将会快速上升。我们的企业家、劳动者、政府官员、社会大众准备好了没有？
第三个风险是地方债务的问题。目前的天量地方债务如何偿还？有相当部分依然寄托于土地财政，从而取决于房地产业能否持续向好。这些基本条件一旦发生重大变化，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三倍以上的地方债务将会是个定时炸弹，一些省份将面临严重的债务危机。
第四个风险是高通胀卷土重来。当前低通胀的局面十分脆弱，国内食品价格也会随着农民收入和农民工工资的提高而上涨。通胀的货币因素也不能忽视，过去几年的宽松货币政策已经在市场上注入了大量货币。这些货币如笼中虎，随时能跑出来危害市场。
朱敏：“两个翻番”特别是居民收入翻番，已经成为老百姓的期望。一部分地方政府甚至提出五年翻一番的跃进型口号。这背后是不是也暗藏风险？
汤敏：真理再前进一步，往往就成为谬误。过快的工资收入增长，一方面会从需求方加大市场需求，从而拉动通胀；另一方面高工资也会提高企业成本，推动价格上涨。一推一拉，通胀起来了，会把职工与农户好不容易增加的一点收入完全抵消掉，老百姓的怨气会更大。因此，在实行“两个翻番”时，一定要把控制通胀放在很高的位置上。在两者必取其一时，宁可把翻番的速度放慢一点，也要把重点放在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性增长上，放在就业上，放在防止高通胀上。
李稻葵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让改革尽快产生红利
朱敏：您指出“中国未来十年，二八分。经济问题占20%，社会和政治问题占80%”。为什么？
李稻葵：因为中国仍然是人均发展水平非常低的经济体，按当前实际汇率计算，只是美国的20%，而且市场经济基本深入人心，老百姓能接受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发展潜力还很大，就算非常不幸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再换个角度，为什么经济问题不太大？因为整个国家的公共财政，不像美国、英国的财政危机是因为政府没钱，相反中国政府手里控制的财力很多，财政不会出现颠覆性。财政问题只是效率高不高和好不好的问题，不会大规模崩溃。
大的问题是国内社会矛盾和国际上的中国危胁论，两件事交织在一起。社会矛盾、舆论环境种种方面都会恶化，反而使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难以推进。考验领导人智慧和勇气，突破既有利益格局和意识形态格局，要及时推进争议比较小的改革，让改革尽快产生红利，从而再推动下一轮改革，一波一波的改革不掉链子，这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途径。
朱敏：改革会以什么方式推进？
李稻葵：现在最多的问题无非就是政府财政、国有企业、房地产，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互相交织。这些问题不解决，老百姓不满意，网民不满意，这样逼着政府出一些政策、一些根本的改革，这是未来改革最可能走的路径。比如国有企业有利益集团，改革很难，但如果国家财政连续三四年出现3%、4%的赤字，如果地方债务严重加剧，政府就不得不去卖一部分国有企业，等于给国有企业松绑。亏本的国企卖掉、关闭，跟朱镕基改革一样。
任玉岭
国务院参事
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
城乡统筹需产业拉动
朱敏：非农产业发展对改变农村传统业态的确很重要。具体来说，发展非农产业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任玉岭：一是要重视农业产业化的推进，要按照企业的管理经营模式，推进农业产业的规模化、市场化、科学化、机械化。要使农业生产通过集约化的管理，以及先进技术、先进装备的武装，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个人收益。二是要狠抓农产品的加工和运输，这项工作做好了，可以为农村增加3～10倍的收入，有利于农民就业和增收。为了使农产品加工等非农产业发展，一些大的县一定要多设几个工业聚集区。三是要大力发展农村服务业，包括物流业、旅游业，都应引起重视。为了发挥非农产业的发展，除了搞好城乡统筹规划，给非农产业留出空间外，还需要有税收政策的扶植，财政金融的支持，尤其是土地使用要向欠发达地区倾斜。
朱敏：基于市场逻辑，实现城乡统筹还有什么可行的载体或路径？
任玉岭：还有一点就是，要建立农民入股的公司制合作组织。为促进农村与市场对接，形成城乡一体的市场运行秩序，建立城乡一体的市场信息网络，就必须搭建农村的市场平台，完善维护农村运行的载体，这就是农民入股的公司制合作组织。
公司制经济组织是当代市场经济管理的重大创造，也是现代经营的最好模式。公司制经济组织不仅在工业领域得到了普及、推广，而且也在各国的农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农民入股的公司制合作组织，不仅可以把市场经济体制引进农村，实现三农与市场对接，而且利于开展种、养、加与产、供、销的一条龙，能够把农产品加工、运输、营销的效益留给农民，使农民增收。
竹立家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
教研室主任、教授
改革面临重新适应问题
朱敏：一旦正常的社会公共生活领域遭到破坏，再要凝聚改革共识就会出现巨大的困难。这意味着什么？
竹立家：意味着必须正视结构性变化，及其所引发的社会现实状况和时代精神状况的变化，紧紧抓住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深化改革，并按照社会发展价值的要求、按照民众的需要和愿望做好改革的“顶层设计”，力求在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寻求制度突破。只有做到改革的“纲举目张”，注重社会改造的“零星工程”，跳出“问题循环”的改革困局，才能使我们的社会有一个确定性的未来，也才能使国家和民族有一个长治久安的稳定发展局面。
目前，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双重推动下，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和未来社会发展新秩序的重构，都遇到了较大的麻烦。意见纷呈、众说纷纭的各种情绪化理论思潮所反映的现实，并不标示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理论繁荣，而是反映了我们在改革的路径选择上面临着缺乏“核心价值”引导的真实困境。
在中国的社会现实呈现复杂多样的特征和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急剧分化的“风险社会”情境下，如何指导和规划未来的改革，切实从“制度安排”上体现社会发展价值的要求，做到“善政为怀民为天”。
朱敏:改革是世界性的发展潮流。
竹立家：中国的改革开放几乎与西方新自由主义改革同步，本质上也是对文明发展“新趋势”的有效回应。我们说“改革开放”，事实上是指“改革”与“开放”一样重要。开放不仅是指在经济体制上要学习人类文明的发展成果，也指在思想观念上要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特点，虚心学习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好东西，并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改革。
滕泰
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
著有《民富论》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与民生
朱敏：任何一种新理论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其普遍的解释效力，更在于能否解决现实问题，特别是困扰日久的难题。那么，新供给主义如何破解诸多难题？比如房价问题。
滕泰：在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人口城市化进程加快、房地产金融刚刚起步、居民资产配置需求、住房供给结构性短缺等多种因素影响下，中国房价持续上涨，调控效果多年不达预期，其原因就在于政策着力在打压需求，而不是扩大房地产的有效供给。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未来只有从供给侧着手，以“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为核心，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增加房地产土地供给，改善房地产供给结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问题。
朱敏：物价上涨对居民生活水平的影响，也是中国经济必须直面的一大困扰。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又如何应对物价问题呢？
滕泰：对物价的调控也一样。中国从1996年以后就告别了短缺经济，进入过剩经济阶段。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物价波动的根本原因并不在需求方面，而在供给方面，十多年来的每一轮通胀几乎都由原材料涨价、工资成本推动、食品供给冲击等供给方面原因造成，而政府却一次又一次地通过紧缩总需求去进行干预，结果难免误伤经济。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增加有效供给，既能够挖掘增长潜力，也能够平抑物价，不存在所谓“稳增长与控通胀的矛盾”。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从供给面去管理物价的措施包括：降低税收成本，控制人工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的速度，稳定农产品生产和供给机制，控制流通环节费用，建立稳定的消费品物价形成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