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美国七大家族 “后美国时代”的七大预测
近代以来的中西方学术交流是从“游记”开始的，大航海之后西方传教士大量进入中国，将中国文化以“游记”的形式传播到西方，从而拉开了中西方交流的大幕，而“中学西渐”也成为了法国启蒙运动的导火索和思想来源，而近日王文先生的《大国幻象》一书就是这样一本“游记”型的著作，记录的是其多年行走于美日欧等大国时的所思所想，其间既有与大国政要的亲密接触，也有与外国媒体人的唇枪舌剑，也有与世界顶级学者的下午茶对话录，内容可谓精彩纷呈，而其优美隽永的写作风格也为读者增加了不少的阅读美感。
当今国际政治领域最热门的话题无非是中国和崛起和美国作用的下降，而在这“三十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将会发生什么不可测的事情，是很多人的担忧与期待，王文先生是一名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也曾长期就职于中国顶尖的国际政治刊物，对国际问题可谓相当熟稔，因此在这方面先听听他的声音可以算是一个研究捷径，下面七条是笔者阅读这本《大国的幻象》之后的一些感悟：
一、 美国可能不再用霸权思维来对待中国，美苏对抗的局面不会在中美之间出现。
作者指出，“中国第一”成为一个越来越近在咫尺的事实时，很多人会有担心中美矛盾会不会变的不可调和，对美国来说，失去第一的威胁感正在加剧，而一旦失去第一，美国失去的不仅是引以为豪的“上帝的选民”和“民主至上”说等抽象的民族优越感，还意味着必须在世界势力范围、国际规则制定等诸多方面做出实质性的退让。但这种冲突也可能不会出现，因为首先改变的可能是美国，中美矛盾的根源是美国的霸权思维，而当美国不再是“世界老大”时，美国可能会自动的取消这种霸权思维，一个世界第二的国家再拥有霸权思维也是不正常的，而美国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善变的国家，美国人一向喜欢审时度势，这些都可能改变中美对抗的局面。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这几年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中美之间的冲突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美国对中国的批评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甚至美国人也开始赞美中国了，而且这种趋势还可能会持续下去。中苏对抗的局面不会出现在中美之间重新上演。
二、 国际话题将在中国媒体中占据更大版面，而“经济”和“民生”将成为美国舆论的主基调
当美国甩开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包袱后，会重点对付谁，中国的舆论里隐约嗅到了些不安，想想几年前，美国媒体讨论的前几名话题就是伊拉克，阿富汗和叙利亚，而当这几个话题消失后，现在谁来填补这个空白，谁最有可能成为美国的战略对手？这是很多人担心的，但本书作者王文却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思路“我们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想，非得用国名来填补这个空吗”？
我们看看奥巴马的演讲就知道答案了，在伊拉克撤兵时，奥巴马说，我们现在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恢复国内经济，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判断“是用经济，而不是用国名来填空”。
美国深刻的知道，美国在国外的影响力取决于国内经济的繁荣。美国学者曾经指出，未来世界大战依然存在可能，但是不是发生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而是发生在国家内部，因为政府在管理内部时越来越疲于应付，根本就无法顾及外部的战争。
而中国给世界提供的将是国内治理经验，中国如此复杂的国家，都能治理好，那其他国家还在话下吗？国际金融危机瓦解了人们对美国治理经验的信任，中国的持续成功给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道路选择。
当然这也需要中国愿意分享自己的治理经验，并且让其他国家看得懂，学得来。未来十年，因此本书作者认为美国将从世界开始战略收缩，着手整顿国内事务，同时给了中国一个学会当国际榜样的机遇。当然中国肯定不推销价值观，而是推广我们的高铁，核电等，中国是将是一种“拯救式崛起”。
三、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不会出现大的变化
大约15年前，中国理性的认识到国际现实环境，提出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十六字方针，当年的远见换来了今天的发展，本书作者认为这种战略大局观可以预见在将来会得到继承。中国只会出现战术调整，而不会出现战略颠覆，
中国的国提升是从新中国建立开始的，改革开放后更是迅速提升，在早期我们一直将亚洲四小龙作为榜样，邓小平先生也曾经将赶超亚洲四小龙作为对广东的期许，但如今，中国的广东早就将亚洲四小龙甩在了后面，而亚洲四小龙也绝非都是城市国家，其中韩国也是在世界上排名前十几位的经济大国。曾经美国人骄傲的说，加州是世界第几经济大国，而我们也可以说，这样的经济大国，我们中国有好几个，我们除了广东，我们还要浙江，江苏，山东等。
其实世界从“大趋异时代”，进入“大趋同时代”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早晚会成为经济大国，但经济总量的趋同并不意味着发展水平的趋同，中国如果要达到美国的发展水平仍然需要大概20多年的时间，因此在这段时间内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四、中国学习美国的心态会降低，而美国学习中国的风气会上升，“国民外交”将出现从“做一夜美国人”到“做一天中国人”的转变。
美国知名学者最后弗里德曼就感慨到：“要是美国能做一天中国有多好！只是一天！仅仅一天！ 在这一天里，我们可以制定所有正确的法律规章，以及一切有利于建立清洁能源系统的标准。一旦上级颁布命令，我们就克服了民主制度最差的部分迅速作出重大决策。
中国领导人很有魄力，如果需要的话，中国领导人可以改变规章制度、、基础设施，以维护国家长期战略发展的利益，这些议题若换在西方国家讨论和执行，恐怕要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当你进行绿色改革这类影响深远的变革时，当你的竞争对手是根深蒂固、资金充足的利益集团时，当你不得不劝说公众牺牲某些短期利益去换取长期收益时，领导人的魄力显得尤为重要！
虽然美国开始学习中国了，但我们也应该继续学习美国，大国之大在于兼容并蓄，任何小国都有其独特的优势，就拿我们的近邻韩国来说，韩国的国力不如中国一个省，我们应该忽视韩国吗，韩国对我们的冲击，带给我们的新鲜与震撼，还小吗？因此即使中国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我们学习美国也是有必要的。
这也如本书作者王文所指出的那样“膨胀的国民心态会对中国国力研判出现误读，中国只是“国民生产总值第二”，但不是总体第二，美国局部优势将长期领先”。骄纵狂妄不是我们的民族精神，谦虚敦厚才是我们国人应有的品质，即使我们成为了第一，我们也应该遵循中国孔老夫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古训。
五、中国模式将比美国模式更具竞争力
虽然很多人吹捧美国模式，但是美国模式在学术界一直就不是完美的，在政治学界一直将美国的政治模式称为“政党分赃制”，近期西方政治学权威福山将其称为“否决政治”，而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克鲁格曼更是不客气的称其为“黑帮政治”或是“敲诈政治”，而笔者更喜欢将其称为“互毁政治”，美国两党互相毁灭，而最终被毁灭的还是整个国家的全体国民，这就是美国政治的真实写照。
美国的选举政治，最初是为了防止独裁，而现在社会媒体日益发达，社会如此多元的时代，独裁早已是杞人忧天，人民更关注是如何防止社会的分裂。正如本书所描述的一到选举用尽各种方法将对方搞臭，宣传标语贴的到处都是，尽可能的将所有人民都忽悠到政治斗争中，广场集会口号喊的惊天动地，用很浮夸的语言向人民宣扬那么做不到的承诺，为了转移国内矛盾而不择手段的攻击那些万里之外的假想敌国。 政客的主张总是那么简单化，要么减税，要么增税，要么保护富人，要么保护中下层。
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其书中也曾指出，美国政治越来越明显的嗅到简单两分的味道，辩论变成了黑白站队，没有对细节和微妙差异的探讨，对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人进行人身诋毁。而美国的这种“互毁政治”对世界来说无疑是个“坏榜样”，而那些学习美国的国家都成了“差学生”，“失败国家”，而在经济上，美国的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较于北欧的“高福利国家”模式和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更是毫无优势可言。而中国模式虽然还不够完善，但将越来越具吸引力。
六 美国衰落但不衰退，世界领导权的交接是个长期过程，美国局部优势将长期存在
本书中的另一个论断也非常新颖，那就是美国虽然会失去世界第一的宝座，但美国绝不是一个在衰退的国家，美国仍然在增长，危机后美国的失业率已经到达了危机前的水平，美国的实力虽然很难恢复到1945年甚至1990年的水平，但仍然在增加，美国的经济一直在增长，而且多方面还处于领先地位。
罗马帝国衰落了1000年，直到拜占庭帝国灭亡，大英帝国衰落了200年，至今仍有残余的影响力，而美国的衰落也必将是个长期的过程，况且当下的贸易，金融，政治，军事，社会，价值观规则都是多年来在美国主导下制定的，虽然对新兴国家不利，但很难轻易超越，中国的目标首先是要实现中国与美国的平等。
七、中美面临的共同问题越来越多，中美的分歧越来越小，一起解决共同问题的机会在增加。
当今世界大家是一样的，都是现代化的国家，都生活在市场化的社会，都面临着贫富分化的问题，都面临着过度金钱主导的问题，都面临新闻舆论越来越商业化的问题，而且人们已经都越来越厌恶市场，期盼公正，这些问题中美都同样面临，而且可以通过合作加以应对。
比如本书作者指出，在中国，媒体人喜欢以简单主义的思维逻辑，切片式的截取某些事件侧面，营造对抗的氛围与国家崩溃的绝望感。这些过于极端简单主义的论调以及有目的性的新闻截选，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至少也构成了某种程度的新闻造假。
当然中国新闻界的这种“负面消息综合症”也是起源于西方国家“坏消息才是好新闻”的理论，但中国人不知道的是，西方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媒体通常是利益集团的传话筒，如果将这种新闻伦理硬搬到中国就回出现“微观上是真实的，宏观上是失真”的社会现象。
而美国在这方面也是深受其害，美国资深记者马文卡尔曾批判，美国新闻已经堕落到“媒体-政治”时代，媒体政治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许多新闻媒体成了利益集团的工具，真正“硬新闻”所占比例越来越小，媒体的报道内容通常不是读者必须要知道的公共信息，而是充斥着耸人听闻类、人情味类、犯罪和灾难类、丑闻类、旨在抓实受众眼球的“软新闻”，美国总统大选如火如荼，但人们能看到的只是总统的花边，而必须知道的政策主张反而不是媒体报道的重点。
而这些中美面临的共同问题都可以通过协商而创新出一套新的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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