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国资委的一位负责人在去年年末的央企经营业绩考核工作会议上透漏，刚刚过去的一年中央企业全年实现利润总额预计1.3万亿元左右。的确“在国内外经济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相对于国资委去年一季度提出利润增长10%以上的目标，1.3万亿元的利润与2012年基本持平，显然没有完成预定的目标。但没有水分的零增长要比以数字游戏的方式“实现”预定目标要强的多。
警惕指标高压下的造假动因
应当承认，新一届政府“稳增长”目标的实现需要央企发挥骨干作用；然而蒋洁敏在就任国资委主任不久，将“稳增长”加码为“保增长”，提出利润增长10%的硬指标，很难说没有急于表现业绩的个人冲动。尽管蒋洁敏因涉案去职是个人问题，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能不予以厘清，否则将央企绑在执行高压的战车上难免剑出偏锋。诚如一位科技型央企负责人对记者表示的那样，面临业绩压力，要在短期内提升央企的业绩，“我们可以想到的办法就是开源节流，加大回款力度，注意维护好和客户的关系，保证该到的款项及时到。”“另外就是从财务技术方面，例如可以将企业以前留存的利润拿出来，或者可以提前做一些利润。”如果说“另外”属无奈之举，那就是数字游戏的动因。
在整体经济形势略显低迷，国家不再出台重大扶持政策进行，央企在“自救”中致力于让财务报表好看一些，已经有了先兆。*ST鞍钢今年上半年盈利超过7亿元，较上年同期亏损近20亿元可谓“天壤之别”。但其大幅扭亏的原因除了出售了严重亏损的资产，同时与“变更会计政策”有关。从今年1月1日起，*ST鞍钢变更固定资产折旧制度以降低成本，从而增加了净利润。若从基本面看，钢价尽管一季度呈现积极因素，但是二季度大幅下滑，公司二季度盈利较一季度明显下降。为扭亏而“变更会计政策”已经属于数字游戏，离造假只有一步之遥。
央企历史上不乏数字造假的先例，比如《经济观察报》2009年3月14日《中船重工利润被上级要求调低：做小基数保增长》一文披露的例子。参与中船重工当年年报审计的注册会计师称，中船重工突然通知其在审计报告中将2008年的利润调低一点，说是“上级”的要求。因为“2009年是个困难的年份，把国企2008年的利润调低一点是为2009年继续保持增长打下基础”。可惜的是，蒋洁敏就任国资委主任不久，没有演绎这种“做小基数保增长”的核算行为艺术的空间，但在此后依靠甩卖资产、调整会计处理来调整报表数据，老套路难免还会排上用场。
扭转单一绩效指标效应
回溯起来，国资委要求央企发挥“稳增长”的中坚和骨干作用，并非只有利润增长10%以上这一个指标；但是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利润增长10%以上这个指标成了必须达成的“底线”。诚如人们时担心的那样，以央企所具有的垄断地位和规模而言，数字可以达到，质量却难以保证。制造虚假的繁荣至少不符合央企应当承担的历史使命，必须扭转实际存在的单一绩效指标效应。
一方面，不能让单一绩效指标效应掩盖、淡化优化产业结构这一根本问题。如果说“不平衡的结构掣肘央企利润增长”是业界的普遍认知，那么加快结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任务当十分迫切。很多央企前几年的迅猛扩张都落在产能过剩的行业，越来越多的央企开始出现由于过去几年大规模扩张和重组所带来的各种管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让所有的央企今年经济增加值增长都要达到8%以上，利润增长都要达到10%以上，无异于让过剩的产能也要扩大过剩，在过剩的领域继续大规模扩张。从这里至少可以看出，央企的“保增长”虽然在整体上有其必要性，但一定是有进有退的；部分央企必须寻找更适合市场的战略定位，将“掉头”作为一个重要指向。
另一方面，更不能为了让合计报表变漂亮而弱化央企其他应尽社会责任。利润增长10%以上本身没有错，问题在于这一指标的实现必须满足起码的约束条件。如果说约束条件体现了央企的应尽社会责任，那么就没有理由让央企的应尽社会责任为利润增长10%指标的实现让路。比如对同工同酬法律精神的落地。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将于7月1日起正式实施，无疑会加重大量使用临时工、派遣工的央企的成本。有一家央企集团算账称，其全行业年利润是300多亿元，如把对劳务派遣职工都实行完全意义上的同工同酬，保险和福利就会吃掉近260亿元的“利润”。显然，以利润增长10%为借口拒绝执行同工同酬的法律规定，是说不过去的。根本的出路就是加大创新的投入，率先在坐食人口红利的经营模式中实现转型。
问责出血点而非甩包袱
今年4月，时任国资委主任的蒋洁敏在谈到利润增长10%以上的举措时，要求“加快处置不良资产，止住出血点”。这一点恰恰得到了很好的执行，除了*ST鞍钢出售了严重亏损的资产，去年亏损处于前三甲的中国中冶的业绩“反转”最具戏剧性。去年12月，中国中冶将所持葫芦岛有色股权转让予其大股东中国冶金科工集团，由此转回了以前年度的超额亏损，但仍然无法覆盖去年底公司计提大量减值准备金的额度，导致减少公司合并报表利润23亿元。进入今年上半年，由于葫芦岛有色不再并表，加上光伏行业亦已见底，让中国中冶上述两大不利因素或消除或未恶化。由此业绩走出低谷的中国中冶的出血点是割舍了，可问题在于，葫芦岛有色的经营状况是否得到了扭转。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仍然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无益。
或许人们没有理由要求国资委、央企替所有国有资产负责，但至少可以看出，“处置不良资产”在执行中往往变成了甩包袱。其背后的问题是，这些出血点是如何形成的？如果存在着决策失误、管理混乱甚至存在猫腻，在不加以厘清的情况下就“加快处置”，无异于在掩盖问题。且不说替腐败分子解套，至少是在容忍管理者习惯于像以往那样的“安逸”经营。让他们在缺乏危机意识、风控意识的惯性中“保增长”，形成新的一轮数字游戏还不算是最糟糕的情况。也就是说，处置不良资产应当问责和更新管理团队结合起来。对不良资产的处置最理想的办法是将其导入成功转型的轨道，否则就应当按照破产等程序予以消解；而不能把它当做烫手的山芋丢给下家就算完事。
认真校正齐女二嫁机制
国资委要求所属央企都实现利润增长10%以上的目标，显然有“一刀切”之嫌，带有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一方面利用行政管理的便利取得运动式的效果，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市场消解不利环节，反映了国资委有一种可以被称之为“齐女二嫁”机制的存在。传说齐国有一户人家的女儿待嫁，有两户人家同时求婚。东边的一家有田有地挺富裕，就是儿子长得很丑；西边的一家情况则相反。正当父母不知如何选定的时候，女儿的回答出乎预料：“我愿嫁到东家去吃饭，再嫁到西家去住宿，白天夜晚各去一家”……这虽然是一个笑话，但我们总可以看到那些对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方面的好处都想得到，两方面的风险都不愿承担的影子，利润增长10%以上的硬指标就涉嫌如此。
齐女二嫁在宏观上能否行得通尚不得而知，但是其示范作用在微观上带来的肯定不全是正能量，有人在分析中石油式腐败产生的原因时，就把政企不分列为其中重要的一条。发迹于中石油的蒋洁敏在国资委岗位上的最后一博所显示出来的齐女二嫁心态，很难说彼此没有关联。而齐女二嫁的示范作用，在微观上往往是反其意而用之：你要求我在市场上获取经济效益，那我就以此为由争取更多的资源优势；你要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那我必须声明市场存在风险，从而为负盈不负亏留下后门。于是我们看到的便有央企享有普通民营企业所无法拥有的优势资源与优惠的政策，同时存在着投资驱动发展模式带来的极大的债务风险。
校正齐女二嫁的机制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深化改革。当务之急是从改变央企高管在商场、官场左右逢源的身份变换做起。这并不是说央企高管不能从政，而是说不能既想当官又想发财，割断权钱互市的脐带。具体说来，享用垄断优势的央企高管，不能在天价年薪上与国际接轨；而在天价年薪上与国际接轨的，不能再谋求资源垄断等相关优惠。至少可以在央企内部对高管实行分类管理，比如“一把手”不能享有天价年薪，享有天价年薪的不能在央企掌控资源的实际支配权，重在创新分红。只有如此，当“扮靓”的财务数据公布后，实际控制人既要承担信用风险，又在经济上得不到实惠，从而才能相对减少造假动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