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5年版证券法修订草案付诸表决前，我曾在京沪两地连续发文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暂缓表决。草案通过当天，我为《东方早报》写的社评语气比较缓和，之后在北京媒体发表的文章名为《新证券法依旧跛行》，用词尖锐得多。我称现在施行的新《证券法》是“独腿”的，认为在法律制度安排上，新《证券法》无法满足证券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的需要，且缺陷是结构性的。我的基本依据是，按行为划分，证券市场可分为“交易行为”和“监管行为”两大部分。从这两类行为的权力赋予看，新《证券法》只是加强了“监管行为”权力，根本没有归还“交易行为”的应有权利。而且，所谓的“监管行为”实际上已异化得很严重，已经不能用“监管行为”指称，可以直接称它们为滋生巨大寻租腐败空间的“行政审批”行为。任何一项权益的未来收益的现时定价都可以制作为证券，拿出来交易。|www.aihuau.com|58人也是一种“股票”。每个人都有人力资本，一个人从现时开始到退休为止的工资收入就可以制作为证券出售。你把一生工资收入制作成证券，刊登广告寻求买主，有人愿意购买，这本是买卖双方的“自然权利”。在中国，行使这样的“自然权利”却是违法的。因为，《证券法》第十条规定： 未经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核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开发行证券。世界各国证券市场发展史表明，从自发投融资需求中发展起来的市场无一不是“交易行为”在前、“监管行为”在后。“交易”与“监管”的边界界定得十分清楚、明晰。
1999年7月1日，旧《证券法》开始实施，那是一套以管制为主线的法律，强调的是对市场主体的禁止性和限制性规定。由于诸多规定不切实际，结果，谁都不拿它当回事。2002年年底全国人大开始酝酿修订《证券法》，向市场相关方面征集意见，结果，总计214条的法律被提修订意见达150多条。虽然方方面面提出意见多多，但2006年1月1日施行的新《证券法》与旧《证券法》相比，并无什么实质性变化，换汤不换药甚至变本加厉，证监会在该有与不该有两个方面都扩大了权力。在旧《证券法》中，证券交易所原本定性为非营利性会员制事业机构，市场各方对交易所旱涝保收、赚钱太多时有抨击，修法时干脆把“非营利性”前缀去除掉。《证券法》规定的发行审核制度，名为审核，实为审批。在20世纪90年代很长一段时间内，股票发行上市采用的是按地区、按行业分配额度的方式。连几大群众团体也可以向证监会讨要额度。于是，大批劣质公司经过财务包装甚至伪装上市。当时，荒谬之事层出不穷。西南地区就有人先拿到上市额度，再向将担任主承销商的一家信托投资公司借款200万元开张。此时“公司”董事长尚无手机，他获得的第一个“投行建议”竟然是，基于工作联络和身份象征双重需要，立即购买手机一部。在市场中行政部门要做的仅是以公权力打击欺诈，保护弱势群体，构建保障参与方平等地位的市场环境。市场化需要缩小行政审批权力，但新《证券法》搞的却是行政审批扩权。它对股市市场化发展路径不仅未予以考虑，相反以法律形式加以限制。新《证券法》出台后，沪市主板几乎百分之百用于中央企业和省市级骨干国有企业上市。这些公司云集在“601”代码群中。连中等资产规模的非骨干国资控股公司都没有资格在沪市发行，只能把股本缩小，谋求到深市中小板上市。这造成了一道奇观： 中小板公司并非都是规模中小型的，有的公司规模甚至中型偏大。A股市场一大特色是，大盘惨跌时，管理层往往被迫停止新股发行。待到牛市确立后，伴随指数上涨，以国资控股公司为主的新股群体一路水涨船高地发行圈钱。高价发行并在二级市场以超高价开盘的大象最后甚至成为市场由牛转熊的标志。中国证券市场基本上没有退市通道，再烂的公司都可以苟活在市场中，而且烂到一定程度，还可能发生控制人变更，资产置换与注入等游戏，公司更名后焕然一新，乌鸡变凤凰。没有退市制度，反倒有个破烂公司起死回生制度，究其原因，正是源于这个市场的高度行政化。实质上的上市行政审批制令监管部门一开始就对上市公司的质量负有担保责任，以后在日常监管中又存在漏洞大、效率低等问题，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东窗事发、蜕化变质每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旦上市公司彻底注销，投资者血本无归，酿成群体性事件自然而然。股市中，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欺诈投资者，掏空公司资产人间蒸发的恶性大案时有发生，之所以没有出现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没有退市制度倒是“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