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富士康跳楼事件
——以人为本贵在人性化与军事化间的平衡
9月间《财经天下》杂志刊出一篇反映富士康工人夜生活的报道后，富士康工会随即回应，声明其中“兼职厂妹”之说“系侮辱”。这与富士康一向以军事化管理著称形成强烈反差，颇为人性化。然而，正如不必以“N连跳”否定军事化管理的合理性一样，也不能因“兼职厂妹”为女工维权，就以为得到了人性化管理的真传。真正的以人为本，贵在人性化管理与军事化管理之间实现一定的平衡。两者都需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防止军事化管理极端化
即使“兼职厂妹”之说不成立，《财经天下》报道中反映富士康工人夜生活的无厘头宣泄现象并没有被否认，其背后蕴含的逻辑以及对富士康军事化管理的质疑仍然有一定的客观基础。不过在笔者看来，即使无厘头宣泄可以视为“N连跳”的另一种极端表现，也不能简单的把两者都算在严格管理的账上。人们所质疑的富士康军事化的强硬管理策略，错在对军事化管理的极端化。
所谓极端化并非将军事化管理在企业领域发挥的淋漓尽致，而是在认识上出现了偏差，陷入军事化管理的种种误区。比如在一些管理者的心目中，实行军事化管理的内涵只有令行禁止，一说军事化管理就认为是军训、服从、纪律、吃苦、忍耐、没有任何借口，似乎在军事化管理中只有堵没有疏。再如，在军事化管理中把商业领袖应当坚持的标准用在普通员工身上，管理者把员工当做家丁、私兵一样驱使。这至少是一厢情愿。又试图通过军事化管理大幅拉低生产成本，巩固可持续发展的阵地。须知军事化管理所产生的即时效率往往是对团队的超负荷使用，或许在利益驱动下会在短时间内构成一定的竞争力，但往往会以创新能力的丧失为代价；由此强撑的利润空间在行业产能的不断升级中，难免被挤压。
极端化的军事化管理为了强调权威，往往不管对方尊严，将自己置于人性化管理的对立面。有知情者认为，“五一”节前连续两次发生的跳楼悲剧与此前该工厂实行“静音模式”有关：员工在进入车间后不能说任何与工作无关的内容，即使谈论工作也不能让第三人听到，三人以上的谈话必须要在线长办公区进行等等。在战争条件下，“静音模式”在特定的时空是必要的；但是把它作为一种常态，作为一个工作方式，把员工当做机器，显然有悖于人性。尽管郑州富士康慑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将“静音模式”取消，但近日又有媒体披露。无锡富士康严格执行半小时的吃饭时间限制，不顾吃饭要排队，人们从食堂一直排到车间一楼楼底下的事实，导致有人常常饿晕在生产线上，显然忽视了管理对象是人这一基本事实。
军事化管理的极端化做法也是由人来执行的，执行者之所以机械招办，除了职责所在，似乎存在一个信念：人性化管理在军事化管理之外，与己无关。这颇类似于红军时期的单纯军事观点，表明管理者不愿在现代管理中做艰苦细致的工作，表明管理者在军事化管理中力图利用员工的理想表现替代或者减少管理者的现实责任，和郭台铭先生30年来持续大幅拉低电子制造生产成本的诉求是一致的。按照这样的诉求，人性化不属于富士康考虑的问题，人家要的就是干活的时间归其无条件支配。至于支付比同行相对高一些的工资，也必须服从这个诉求。这样一来，无论富士康在形式上如何调整，都摆脱不了舆论对“血汗工厂”的指责，形成了另一种富士康“魔咒”。
精神舒缓并非放任自流
假如像富士康工会的评价那样，《财经天下》杂志对富士康工人夜生活情况的反映“整篇报道基调阴暗，格调低下”，这也需要弄清基本事实是否如此。如果答案语焉不详，报道的格调就高尚不起来，人们有理由怀疑那种把工余生活置于军事化管理之外的做法属于不负责任的表现。作为对军事化管理极端化的一种反弹，如果说富士康工人在夜生活中用自己的方式寻求自我的存在感以及压力的宣泄点，富士康脱不了干系，那就不能对其放任自流。
发泄、廉价的夜生活或许能够构成一个必要存在的缓冲，然而负责任的企业对员工同样存在着一个人性引导的任务，不能因其找到一个宣泄点而在一旁偷着乐。尤其是对青年工人，他们的成长具有很大的可塑性：既可能是健康地“炫”，也可能产生副作用，以自暴自弃的负能量形式表现出来。须知富士康的工人绝大多数是90后，在20岁以下青涩面孔的群体中，甚至25岁的都可称“叔叔辈”。问题在于，“叔叔辈”们在对青工人性的塑造方面是否能够负起自己的应尽责任。从“跳楼”到放纵，都属于可塑的区间。难道一向推崇军事化管理的管理者，不知道“严是爱送是害”这个在军事化管理中充满人性的箴言？如果对其中的负能量听之任之，同样会产生忽视人性的不良后果，放纵的严重性不亚于“跳楼”。
其实，无厘头的宣泄对于重新回到严格的军事化管理状态并非都是轻装上阵的感觉。且不说员工在宣泄中找到的自我存在感不允许管理者肆无忌惮地漠视自己的个性；在放纵自己的消费中所增加的经济负担，显然会加大员工对薪酬水平的不满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泄不得花钱么”？一块钱往手机里下载10首歌或者两部电影固然便宜，但是别忘了还有不廉价的娱乐，甚至赌博的存在。当发泄成为一种需求之后，应运而生的供给会顽强地表现自己的存在，难免有不良商家对不良宣泄进行诱惑。富士康如果以为无厘头宣泄有利于精神舒缓而心存侥幸，对业余文化的漠视本身就会产生疏离感的企业文化。实际上，富士康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客观上在为无厘头宣泄的文化市场起着一种为渊驱鱼的作用，难免造成恶性循环。
毫无疑问，在员工的业余文化生活中体现人性化绝非放任自流，有时需要做“恶人”。对于其中的错误倾向不仅不能迎合，还必及时校正，这才是对员工真正负责任的表现。当然，这并非简单的将军事化管理的方式套用在业余文化生活中，而要尊重其中的规律，重在陶冶情操。我国的《诗经》虽然是一本诗歌选，却被尊为“经”，重在发挥其教化之功。其中被称为“风”的诗歌类型，“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据说孔子对此颇下了一番整理的功夫，“考其得失，善者师之、恶者改焉”。有意思的是，其中的言情作品同样有利于提高军事化管理的质量。因为在人们读懂了《诗经》以后，就能更深刻地体悟出古人历经苦难而坚强不屈的精神，懂得炎黄子孙原是一个不可战胜的民族。
管理有分工更要有统筹
应当承认，一个线长对新来的普工爆出“你不会做给我滚蛋”之类的粗口毫不奇怪，因为其职责就是完成生产任务。然而，线长没有对员工进行精神慰藉之类的义务不等于公司也可以置之不顾，需要通过合理的分工各司其职；问题在于，各司其职并非在人性化管理与军事化管理之间各执一端。一方面，需要提高线长等基层管理者的素质；另一方面，企业需要统筹兼顾，强调分工合作，从而在人性化管理与军事化管理之间实现一定的平衡。
将严格管理与有效沟通结合起来，通过文化互动消除员工的疏离感。按照军事化管理的逻辑，执行必须“没有任何借口”，即富士康所谓“静音模式”；然而，新一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智慧人”，“没有任何借口”不等于“没有任何想法”。有想法而得不到尊重，甚至连表达的机会都没有，无疑会产生压抑感。这种压抑感如果没有通过与基层管理者的摩擦、罢工表现出来，通过夜生活无厘头宣泄在所难免。后者虽然对富士康比较有利，但毕竟会滋生其他消极因素。管理者积极的态度应当是建立有效沟通，而不是通过不着边际的心理咨询之类冷面安抚。而通过对夜生活的组织可能正是有效沟通的一条重要途径，这可以让员工展现自我，通过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文化互动消除疏离感，最终实现情感沟通。
为员工工余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根据文化消费的特点蕴育正能量。和所有正常运转的企业一样，富士康不可能将员工所有的事情都管起来；然而，如果以为员工在工作之外的行为完全与企业无关紧要，那也失之片面。事实上，员工在业余生活中所产生的精神振作或者萎靡，会直接影响工作时间的效率。富士康拥有高效管理的成就以及其世界代工之王的地位，却摆脱不了“跳楼”之类的魔咒，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能正与缺乏健康的精神食粮有关：军事化管理必须的效率之类观念缺乏深层次的认同，严格管理的必要性缺乏理解和信服。当然，消除与军事化管理相抵牾的萎靡之风，需要根据文化消费特点进行，而不是空喊口号；更需要将企业理念的弘扬和让员工参与管理的实质性工作结合起来。
参照军民共建的经验，构建工厂和社区良好互动的社会环境，相互回馈。相当一个时期以来，一些企业推崇军事化管理其实采取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方式，只将对自己有用的部分拿来，而对基础性的需要付出艰苦努力的部分视而不见。在处理工厂与所在社区的文化消费环境之间的关系中，很多企业似乎认为自己无能为力，和军事化管理离题千里。其实不然，如果说员工的无厘头宣泄与社区文化消费提供者的不良引诱有关，那么企业并非只有举报或者不举报的选择，完全可以参照军队建设中军民共建精神文明的经验，主动和社区的管理者取得联系，统筹解决环境净化的问题。这既可以向社会展现企业人性化管理的形象，体现人文关怀；又有助于为军事化管理提供健康的文化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