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以下为北京电视台《财智人物》节目脚本：
在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当中，黄怒波似乎是一个另类，这位被业界称为“特色文化地产商”的代表者，还有着一个与众不同的身份：诗人，这是一个文化的称谓，也是一个人精神的取向。但是，当他在某些企业聚会的场合，公开自己是一名诗人的时候，他往往会听到讥讽的笑声，这种笑声，会让他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孤单。从商多年，让黄怒波感到失去了
许多人性纯真的东西，因此，他便一直以骆英的名字，执著写诗，在他看来，只有诗歌才能让他找到真正的自我，他用诗来表现对朴素生活的渴望，也用诗来揭示现代人无归属感的流浪命运，在当前中国诗歌被边缘化的时候，骆英的诗却总会有一种穿透人心灵的力量，这种力量将推动着他去向何方？他又如何能够让理想与现实的窗口互相开放？这也许，就是他最大的人生愿望。2005年年初，黄怒波的第四本诗集—《都市流浪集》出版了，一时间引起了诗歌界的轰动，被公认是近年来出现的一部难得的厚重之作，中国诗歌学会、诗刊杂志、作家出版社等单位，联合在他的母校北大，举行了一次诗歌研讨会，刚刚攀登完气力马扎罗雪山的黄怒波，一回到北京，就被这次讨论会的热情给温暖了。
黄怒波：大家探讨的都是我作为这个社会的人，企业家和诗人的双重身份的问题，//北大的一个教授叫洪子诚，他突然发了言，他说其实我们这么多的研讨都走了一个误区，就是对这个诗人的身份是个错误的认识，现代人都是双栖身份，//现代的人已经不像过去的专业作家，专业诗人，现在更多的是社会人兼有别的属性，这个观点好多人就认同了。
那天的研讨会，大家的热情都很高涨，各位专家不仅从不同角度评述了骆英的诗歌独特审美价值，而更对黄怒波本人的社会价值进行了反思。
黄怒波；对我来说可能每个人都可能是诗人，但是他每个人不一定是企业家，他可能是公务员、军人，这个都是都两栖身份现代人的一个特征。//在21世纪你说中国的企业，中国社会最活跃的细胞应该是经济的第一线，企业家也好，一般的人也好，那你要作为一个诗人你不能在院校里面，象牙塔里面，那么我作为一个企业家的身份就到了第一线了，我对社会的认识非常非常深刻了。
黄怒波的创作时间一般是在午夜，他自喻自己如，“困兽沉没在陷阱”变得苍老而沉重，面对着半城的残垣，他的心中“渴望有一片童年的沙枣花香”尽管他已经在努力地建设着城市，但却“日日想从这城市逃亡”。这也许是诗人的矛盾所在，他一方面改造城市文明，一方面又在诗中痛斥现代化会给自然带来的厄运。
黄怒波：诗毕竟是一种对人的宣泄的一个渠道和交流的工具，诗是文学的叫美交流，那你要承担对社会的一种反映，我的讲法就是诗不要丧失自己的社会存在，不要丧失在时代的存在，那这种表现方式对我来说都有批判，比如说《都市流浪集》那对这个都市要有很多的声音表现出来那么也不能说我不对，当然也不能说人家不对，这是诗的责任。
记者：你可以经常双重的身份去看它，可以站在诗人角度去审视你现实所做的事情，然后你又可以在做事情的时候积累你做至的素材是这样的吗？
黄怒波：你这个问题说得非常非常对，那么我做的企业可能很多人看得跟别人不一样，我这次博奥去有个演讲，就讲的是地产企业的责任问题，最后我提出来一个地产企业要做有责任的企业，地产商人要做有道德的地产商人。这次挺轰动的大家很多人发信息，那么这个意思分过来说你从文人诗人的眼光看到了社会发展的许多问题，你比如讲有一个故事可能我上次诗歌研讨会讲过，有一天我从香格里拉出来，香格里拉饭店五星级了，我坐在车里面，正好五点半六点，下班时候，从那个口一出来右转，正好有一个三轮车，是一个小少年，顶多十三四岁戴个眼镜，他车上拉的全是收来的废品，他非常紧张地，他逆流穿过那个路，你想车也不让他，谁也不让他，他可能在城市当中就是那种生命对别人来说最无足轻重的人，我坐在车里正好堵住，突然我就心里非常非常难受，伤感，就看到那个孩子他的眼神就是专注我安全地通过这儿，生活就发生这么大的反差，我坐在一个很豪华的车里，但那个少年也是当年我的。我在当年也是非常非常不幸的。所以一下有想起在这个社会上还有许许多多的还处在这么一个地位的人，所以心里也是非常非常难受。
1956年，黄怒波出生在甘肃兰州，那时侯的大西北简直就象是一个荒漠。生活条件的艰苦，是今天许多人都难以想象的，然而就是在这么艰难的生活环境下。黄怒波全家却还被笼罩着另一层阴影。
黄怒波：那些年代用你的出身划分，用你的政治地位的划分，人的尊严都是不被重视的，那么我小时候就很惨了，我也生在兰州，但是这个长在宁夏，为什么，因为我父亲是部队的，部队那时候就是支边支到宁夏，然后我那个父亲又是部队下来的团级干部，就把他作为一个，他很耿直提意见，就把他抓起来判了三年，就现行犯革命分子罪，他想不通，他自己装病，装了三个星期，把这个药一下全吃了，就自杀了。
黄怒波：自杀以后那时候我才两岁多。这个时候等我母亲找这个收尸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建议装不下，就随便找一个农场，农场也是装满的。一去说人呢，埋了，埋哪儿了，看外边，遍地是坟头，就已经不知道是埋在哪儿了，就人跟一条狗都不如，就是那么一个年代。
黄怒波：所以像我这样的人，从地狱里走出来的，那我还有什么怕的，但反过来当年我们吃了那么多的苦，那我现在做企业为什么，我要让社会更多的人能活得好一些。所以在这方面一直强调做一个有责任的企业呢。
记者：我想刚刚听了你的这一段经历以后，就更应该理解你的诗理解你心里的很多状态，但是大西北的这一生活除了留给你童年的引力肆压力和阴影之外，应该还有些美好的回忆？
黄怒波：那是，大西北的一个生活就是它很空旷，当然很多美好的，你比如我是到农村插队的时候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我这次前一段回宁夏我就把我原来插过队的，在老乡家吃过饭的几个人找来，百感交集，他们有的已经当年的拖拉机手，我进城的时候那是最幸福的有面子就是能坐上他的拖拉机，就觉得特了不得的。他已经65岁了还有当年跟我睡过个炕头的农民，请到银川，大家都流泪，也百感交集，就是说在这些都是美好，当我插队到了农村以后，我很自由了。
记者：也有很多美好的东西。
黄怒波：是，所以感觉到人还是纯朴的，当然现在也不能够因为这些对人就刻薄改变，毕竟大家处在那么一个大背景的环境之下。
尽管童年和少年的生活给黄怒波带来了心灵的创伤。但是 ，忧情的他对故乡的留恋还是那样的真切。
记者：我注意到你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而且一下就考上北大了，//你到了北大校园以后你觉得校园里的氛围是你想像当中的？
黄怒波：北大是非常好的一个学校，正好又是文革后大家刚刚思想大解放的时代，//是对人生是急速充实的一个年代，那么北大是思想特别活跃，它几百年的传统无形中流传下来，培养得你思维很活跃，你可能对任何问题都能够问一个为什么，这个对后半生再发展打下了非坚实的基础，就是很自信，根本不迷信，这条北大的学生都有这个特点，就是非常自信，那么你在后来的企业做的过程当中，你看中国到现在不追求一个知名度，不一定非得要去说我们要在哪儿打得最好什么的。他就很自信了，你有你的生存方式，我不说你，你可以天天在电视讲世界几百强，我有我的生存方式，我活得非常踏实，满足了我的价值观念，它就够了.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社会大众的眼里，诗人简直就是一种天才和潮流领袖的象征。黄怒波也曾经享受着那个英雄年代带给他的快感。在与诗相遇的日子里，他找到了寄托。
黄怒波：诗对我来说从来不是展露才华，从来都是寄托，为什么？我从来很多人不知道我写诗，认识我十几年，不知道我写诗，因为我那时候叫黄怒波，要发表诗歌叫落英，很多人不知道我骆英是我，所以有很多网站我也不知道收了我好多诗，最近了因为是骆英突然红起来，大家说骆英是你啊，但是对我来说我不张扬在哪儿，这样我觉得这诗是我的精神一种生存方式，我也没想到去到处宣扬做一个很知名的诗人。
记者：那为什么起名叫落英呢？
黄怒波：落英这个是很有意思，第一这个出自哪儿就是屈原的《离骚》但是落英在辞典上辞海上有两种解释，相矛盾的，一种是早晨刚开的花，也叫骆英，很灿烂，一种是傍晚谢了的花，骆英缤纷很凄美，所以你就想这是事物的两重性，这是我心里的一个世界的反映，可以很灿烂，也可以很悲壮，是这么一个。
1981年，24岁的黄怒波告别了激情似火的北大校园，被分配到了中宣部工作，他的这一次机遇，彻底转变了他的命运。
黄怒波；我那年去的时候就觉得梦幻一样的，整个宁夏都传遍了，觉得我们宁夏有人进中宣部了，我下去的时候那时候很小，还第一次记得头几天上班，因为我也住在钓鱼台里，单身宿舍，上班也在办公室里，这样的话我就经常还是学校的校服穿个拖鞋就上班，那老同志不吭气都是中宣部刚回来的，过两三天了人家老太太终于忍不住了，说你这个裤子脏了吧，我帮你洗洗，换别的吧。
黄怒波：大家全把你当小孩，都是应该叫阿姨这样的，都是老中宣部的人文革后从各地回来的。在那个时候人际关系非常好。00：48：48：00那些年代就觉得这些人真是废寝忘食的，他们没有更多的想法，那阵也没有考勤，你说我工作了几面可能没有一天迟到一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基本大家都是到八点都上班了，而且七点四十左右到打扫卫生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养成了一种严谨，再一个做企业这个很重要。
进入中宣部工作后，黄怒波开始有了另一种人生体验。从八一年到九零年的十年间，恰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的十年，而这一切逐渐进入春天的时候，黄怒波的诗也变得充满了阳光和希望。
在中宣部工作的十年间，黄怒波相继出版了二本个人诗集，一本是《不要在爱我》，一本叫《拒绝忧郁》，这两本诗集，是他年轻时代的代表作品，诗歌中充满了悠长的情感宣泄，他曾说，这些诗是写给我自己的，在那个时候，他是一个感情敏锐，思想活跃的年轻人，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会选择了一条与原来轨迹完全不同的道路，目的就是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
黄怒波：我到市场协会以后做一个出版社社长，那个时候卖书号比较多，我呢因为中宣部出来的，我就政府怎么规定就怎么执行，我不许卖书号，底下有些人闹了，那么说好那我们做企业，出版社是可以做企业的，那么做企业我挣钱咱们以业养书，这个背景是当时93年那时候企业正热，好像全民都讲经济，都下海，在那么个大背景下就做了信息交流中心，注册资金50万。
对于一个诗人来说，经营企业也许并不会是他的强项，但是，在当时那个以整和为先的经济时代，企业能够成功的运营，一般取决于它如何更好的设计和策划资源要素，这一点，黄怒波是有灵性的。
黄怒波:这个时候就知道自己的目标是在哪个行里面找自己的位置，你比如说做地产我知道地产是永久的一个行业，这个行业我的优势在北京，那好，那我就选中了北京，但是这个行业我不可能做全国老大，那我就做高美誉度的一个企业，我们把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做完，在北京的市场有我们的地位。
虽然中坤做出了一些成绩，并且也明确了要在房地产业中实现自己的企业理想，但是，与云集北京的地产大鳄们比起来，中坤的实力显然不能够与之抗衡，为此，黄怒波如何才能找到自己的出路？这一点，就是企业给他带来的考验。
黄怒波:做旅游我可能做成全国的，因为没有一个企业像我们有这么大的资源控制在手里面，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在这个上，应该是在全国做一个有特色的产品是面向世界的。
记者：您曾经规划了一个为北京突围的一个战略，为什么有用突围这个词呢？
黄怒波：地产最火的时候我觉得中国地产业，北京的地产要出问题，就是说是个个企业都做，所有上市公司都来做，然后所有的企业都来做地产，那这个地产就有很大的问题，我就看到了下一步危机了，所以那时候提出来从北京突围，从地产突围，那个概念就是说从这个时候挣的钱我需要考虑一个战略性的行业投进去，再寻找一个新的利润空间。
1997年，黄怒波应好友的邀请，来到了他本人在中宣部工作期间曾经支教的安徽宏村。
黄怒波：我在中央讲师团去过，85年，在那儿执教，当了一年的大专教师教古代汉语，跟那儿关系一直不断，97年的时候我一个朋友到那儿一个红村，就是《卧虎藏龙》拍的那个地方当县长，他让我帮忙，说你来帮帮我，这个地方太穷了，你投个两三百万就行了，那个时候我第一答应他，因为好朋友，第二我有我的判断，我认为这种村子，这种八百年的古村落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我认为有前景，当时所有的人不同意，包括政府最后很多人说这个人有病，跑这儿投钱了，但是我们很快到2000年就成世界遗产了，那个时候这个村子连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都不是，现在是世界级保护单位，那是我们做起来的。
黄怒波抱着帮忙的态度，投资几百万对这个古老的村落进行了改造，整治环境翻建宾馆。随后，黄怒波便开始了对宏村整体的形象策划，实施了大规模地营销。当年，宏村的项目就尝到了收益。
黄怒波：尝到了甜头呢，后来就发现杭州到那儿高速公路又修通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决定做地产，旅游地产，就把一个湖在旁边征起来，这个地当时征的是两三万一亩，现在是20万一亩。所以这个就很成功。
黄怒波当然不会满足于景区游览所带来的利润，他开始在宏村附近开发旅游地产，瞄准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分时度假业务，宏村的开发让他一下子找到了中坤新的方向，同时也给自己开始了—个新的起点。
黄怒波:人们生活已经发生转变了，从传统的旅游说我要到哪儿去看，到此一游，转到我要到哪儿去度假，这个生活方式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时候旅游地产就热起来了，需要酒店需要度假的别墅需要度假的别的产品，中坤是这个走在前面的，所以我们再过几年可能是国内很大的一个度假集团又是一个旅游酒店集团，又是一个大的旅游景区管理集团，我们现在又是一个很大的旅行营销集团，是这么一个产品嫁接起来的。
在许多人看来，黄怒波是一个幸运者，因为中坤前期开发的项目，几乎都不是他主动去寻找的，每一次都带有偶然性，在成功开发完安徽宏村之后，又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来到了中国的西部——新疆。
黄怒波；我去看他的景区我很震惊，我说这么美的资源世界级的//、、、我觉得这个项目可以投，第一他现在资源保存得非常好，第二确实是世界级的品质。第三我认为对这个当地只有靠这个东西带动他。所以在乌鲁木齐我就告诉他们那同意我投。
记者：等于说还是经过一个理性的判断？
黄怒波：那是，那有战略研究啊，所以现在等于五个地州的景区120万平方公里基本都拿下来了，主要景区，而且已经到了宾馆都在建，景区也在建，20个亿明年全部投完。
记者：那这么大规模的一个项目，仅靠着中坤就你觉得能够完成吗？
黄怒波：我们是要的主要的景区，那么其它的景区还是别人在做，但是中坤构成了一个南江循环的旅游板块，这个是南江旅游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它现在旅游做不上就各自为政，这样下去旅行社形不成一个网络，这个旅游难以做成一个气侯。
在中坤全力打造旅游地产的同时，黄怒波却又转回北京，投下了两个重磅项目，一个是35万平方米的长河湾住宅项目，一个是43万平方米的大钟寺国际广场，这两个项目的开发，黄怒波也不失时机地为其打上了旅游概念，长河湾是生活旅游示范区，大钟寺国际广场则是要突出国际风情主题，全面引入世界级企业入住，打造年轻人的核心旅游区。
黄怒波：我们选长河湾的时候谁都说那个项目做不成，为什么？拆迁得太大，1500户，但那个时候选择与其到CBD去竞争去，大家在一块打，不如我挑一个别人啃不动的我们从头啃，这个就是从头啃的，到后来大家谁都说这个项目好，说明有眼光，大钟寺也一样，大钟寺是迁移走了几千户摊贩，非常非常难，我们做的都是别人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这个就是有个判断，当年都说远现在在三环里面，北京市现在四环都不批商业，这就是一个在一个策略和战略上的一个判断。
黄怒波以大开大阖的手法，开创了中坤的新的发展局面。但是这也许正是中坤新一轮考验的开始。如果不能让中坤在短时间盈利，那么，他所构架的如此庞大的产业平台就将是一个巨大的败笔。
记者：那如果你这么不喜欢商业的状态，你为什么不早先就选择诗歌的一种生活状态？
黄怒波：可能不做企业不能理解，很多时候退不出来的，你比如说我现在没法退出来，我现在退出来这么大企业怎么办，领军人物还没有形成，你很可能把这个企业就毁掉了，那你也不可能不允许你自己退，所以这个有时候使人在商场身不由己，他才能产生一种悲哀感，人想要退就退出来了就很简单很快乐，你要么带着很大的悲剧退出来了，那这个企业出问题了，跟着这个团队怎么办，然后你这个社会怎么办，银行怎么办，你现在背着很多的责任，所以最完善的办法就是做完善它，做快，团队培养起来你再安全地退出来。
黄怒波：但是做企业你的责任要承担很多很多了，你对你的亲人承担责任，对员工要承担，你跑了把这个企业扔在那儿这不是一个男人。//就是说你既然选了这条路你要负责任，所以这个我觉得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一个男人该承担的责任，就对你选择的东西你要敢于承担责任。
兴趣爱好广泛的黄怒波还是一个登山爱好者，今年7月，就在北京最热的时候，他却为自己设计了一次严寒之旅——攀登新疆的世界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这一次，美丽的冰峰，并没有让他征服，在距离顶峰的2号营地，冰雪交加，道路难行，黄怒波被迫放弃冲顶。回到北京后，他感悟这次旅程，终于明白了不是所有人什么困难都能渡过的。在人生的道路上，真正的价值也许并不是实现目标，而是对这一段的路程完美演绎，因此，无论是商人黄怒波，还是诗人骆英，无论他能够为社会做出多少贡献，这都显得并不重要，关键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两个角色都曾经给社会带来过美丽和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