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地窖今日做底子，用皇城砖为之。”
上面这句话，是四川文学家、原北京大学教授吴虞的日记，写于1932年12月3日。
当时吴虞已经从北京大学回成都老家定居，正忙着在自家院子里挖地窖。为什么要挖地窖呢？因为成都正在打仗，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跟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麾兵对掐，成都市区炮火连天，枪声不断，不时有流弹穿墙入室，误伤市民，吴虞怕住在地面上不安全，所以要在地下修一座避难所。
挖地窖是很容易塌方的，得用砖石甃起来。吴虞甃地窖，用的是“皇城砖”，也就是从成都皇城上拆下来的城墙砖。
成都皇城的来历可不小。它位于成都老城区的中心，明朝时是蜀王的府邸，明朝末年被张献忠烧掉了一部分，清朝建国后重修，改建成了贡院，辛亥时期四川独立，那里又成了都督府，民国十五年蔡锷入川当四川省长，它又是省政府所在地。但不管在什么年代，它一直被成都人叫做皇城，一直是成都乃至整个四川的政治中心。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它属于非常珍贵的历史遗址，应该被小心翼翼地保护起来。
但是民国人把它拆掉了，拆的时候毫不犹豫，大家齐心协力炸掉城楼、捣掉城门、扒掉城墙，那一块块见证了历史变迁的老墙砖由于结实耐用，被大家运回家去，盖成房子，垒成厕所，甚至修成猪圈……军阀闹巷战的时候，吴虞以及别的一些市民又用这些城墙砖来甃地窖。
成都皇城的西边还有一座满城，是清政府给八旗兵丁建造的城池，城里有八条街道，二三十条巷子，环境清幽，生态一流，到处是参天大树，存续了两百多年，一直是成都的地标和最豪华的住宅区。但是民国人也把它拆掉了，拆掉的城砖被铺成马路，拆出来的空地被修成公园。
现在我们骂地方官，骂开发商，骂他们鼠目寸光，利欲熏心，为了政绩和利润，不惜拆毁城墙，拆毁古建。近二十年来，明清的木楼、民国的洋房、老北京的四合院、名人的故居，在一片反对声中纷纷倒塌，挖掘机冒着黑烟悍然驶过，历史的阵地一个个失守，代之而起的是多层住宅、高层公寓、联排别墅和独栋别墅，千篇一律的水泥盒子，满眼是缺乏历史感的物质生活。但是这种做法并不是近二十年才开始，甚至也并不始于新中国建立后轰轰烈烈的“破四旧”，而是在民国时代就上演了。
1913年，北洋政府拆除金国时就有的古建“千步廊”。1915年，北洋政府又推倒了北京前门的城墙。1923年，紫禁城的一部分被拆毁。1922年，主政河南的冯玉祥拆掉了开封的满城。1924年，主政四川的杨森拆掉了重庆的老街。1928年，南京市长何民魂拆掉了玄武湖畔的所有古建。1935年，主政山西的阎锡山做了一个规划：山西全省的城楼应“分期拆除，以壮观瞻”，“各城门及城墙须粉刷清洁，图写新生活运动标识及标语。”事实上他的规划也确实推行了下去，直到日本鬼子开进山西……
阎锡山等人的做法放到今天绝对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可是在民国，这些做法得到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至少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支持。尤其是从海外学成归来的人士，对政府拆毁古建的行为更是举双手赞成。老舍小说《文博士》里有位海归，每逢路过尚未拆掉的北京南门，看见那破烂的城楼，他就觉得恶心，他认为不拆掉城楼的中国是没有希望的。1928年，留德博士张武提为国民党政府写了一份《整理北京计划书》，建议首先拆除故宫，片瓦不留。我们也不妨听听民国老百姓的想法，某北京市民指着老城墙说：“堂堂的都会，搁着一个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东西，何妨把它拆了去！”
大家先别忙着批评民国人缺乏文物保护意识，其实在那个时代，拆毁古建是有一定道理的。一是因为城墙太长，城门太窄，严重影响通行，如果不拆除一大部分，每座城市都得来一个异地重建，要不然甭说发展，市民出门都成问题；二是因为民国时期的古建筑还不像今天这么稀缺，特别在民国前期，满眼都是一样的大屋顶、一样的清水墙、一样的城楼、一样的瓮城，看得久了，跟现在的水泥森林一样让人恶心，何妨把它拆了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