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大清中央的第三把手王鼎死了。
这事发生在1842年6月的一个深夜，此前，天朝刚刚史无前例地败给了一个西洋弹丸岛国——英吉利。后世把那场战争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
而在当时，没人知道这场战争对于这个国家的历史意义，就如没人知道王大人之死对于时局的现实意义。
良臣模板
这位王大人，首先是位君子。他出身贫寒，毫无背景，“力学，尚气节”。据《清史稿》载，考中进士后，他赴礼部面试。时任大学士的王杰从众人中发现了王鼎这个才俊。一经询问，王杰方知原来王鼎是自己的陕西老乡，并且同族，于是急欲将其揽入麾下。孰料王鼎为人“清操绝俗，生平不受请托，亦不请托于人”，居然完全不理会大学士之美意。当然王杰也不以为忤，慨叹“观子品概，他日名位必继吾后”。也正因为缺乏心计、埋头干活的作风，王鼎在京曹辗转沉浮近二十年，才被嘉庆皇帝发现，授以工部侍郎。面对平日不显山露水的王鼎，连嘉庆都不禁责怪其过于老实，不善于走动，谕曰：“朕向不知汝，亦无人保荐。因阅大考考差文字，知汝学问。屡次召见奏对，知汝品行。汝是朕特达之知。”
其次，王鼎是位能吏。受到朝廷重用后，王先是在工吏户刑四部转了一圈，备受历练，终在道光六年出任户部尚书，并授军机大臣。作为国家的财神爷，王首要解决的即盐政积弊。食盐专卖本是清朝重要税源，然沿袭已久，却沦为各路官商营私舞弊之渊薮。王鼎痛下狠手，先是整饬北方盐务，使得长芦盐场税收大增。接着将大刀挥向两淮盐务。淮盐无论质与量皆居全国首位，自然被各家视为肥肉，因而贪污重、盘剥狠、关卡多、走私频、负担大。并且这里盐务世代被具有深厚官方背景的“纲商”家族势力把持，王鼎若是取消“纲商”们的盐场运销特权，无疑抽走了不少中枢大臣们的私房钱，动了他们灰色收入的奶酪，必定会招致强烈的反弹。倘使别人，或许已知难而退。王鼎却偏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联手两江总督陶澍，偕同户部侍郎宝兴，以缓解民困之由，说服道光下令裁撤两淮盐政，并打出组合拳：“裁浮费，减窝价，删繁文，慎出纳，裁商总，覈滞销，缓积欠，恤灶丁，给船价，究淹销，疏运道，添岸店，散轮规，饬纪纲，收灶盐。”故“陶澍得锐意兴革，淮纲自此渐振，鼎之力也。”
再次，王归根结底是个传统意义上的标准忠臣。1840年，粤海战起，史称第一次鸦片战争。围绕战和问题，清廷分为两派，王鼎自是坚定站在主战一边。其不仅屡屡与主张和议的首相穆彰阿据理力争、唇枪舌战，闹得不可开交，更是数度不惜冒犯天颜，苦劝道光帝下定决心与英人一战到底。虽拼尽全力，仍无果而终。
操守极佳、勇于任事、忠于君上，王鼎可谓尽到了人臣的本分，算得上良臣的模板。那么，好端端的国之股肱，为何要自寻短见呢？
致命缺陷
王鼎选择尸谏，恐怕与其个性有莫大关联。
英国19世纪政治思想家阿克顿曾指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伟大人物也几乎总是一些坏人，甚至当他们施加普通影响而不是行使权威时也是如此……伴随着暴虐权力而来的往往是道德的堕落和败坏。”换成中国俗语，即“好人不从政，从政无好人”。政坛自古便是阴谋与阳谋纠葛不清之地。民国学者吴宓用四个字总结陕西人的性格：倔、犟、硬、碰，而王鼎恰恰就是个中典型。其为官四十余载，刚直有余、圆融不足、令人钦佩的同时，也树敌无数。“过刚者易折，善柔者不败”，陕西好人王鼎像一头瓷器店中的猛牛，横冲直撞的结果，便是得罪了当时清帝国权势最煊赫的三位人物。
第一位是盐枭首相曹振镛。曹出身两淮盐商世家，其家族堪称清代首富阶层。正因为家底丰厚，富可敌国，曹振镛才能一门心思扑在政治上，不会为一年区区三百六十两白银、一百八十石大米的俸禄发愁。须知道，曹要养活成群的妻妾子女，喂饱大量的门生故吏，摆平各路的牛鬼蛇神，应付无数的曲水流觞，那一年开支当在万两以上。花费如水，而曹却能表现得“克勤克慎”，独享清廉之誉，可知他凭借的恰是其几辈子也用不尽的家族买卖。前文言及，王鼎改革两淮盐政，实际上就是端了曹振镛的聚宝盆。按理说，财路受损，曹应好好回敬一下这个不懂事的王鼎。孰料曹的反应居然是淡淡的一句话：“焉有饿死之宰相家？”
《清史稿》评价曹，用的是道光的诏令：“曹振镛实心任事，外貌讷然，而献替不避嫌怨，朕深倚赖，而人不知”。这全然一副政坛老油条的嘴脸：外看似不露丝毫锋芒，内实藏杀人无形利剑。既然他深知道光决意废除淮盐，自争之无益，不如先随声附和，再伺机报复。
果不其然，一年后，王鼎便遭暗算。他先是“以失察捐纳房书吏蔡绳祖等私造假照，降二品顶带”，次年就被逐出军机处，赴直隶任职。不久又因清河县民散布邪教，降一级留任。直到曹振镛去世，王才得以重归内阁。可知若非曹一再作梗，王之仕途岂会如此蹉跎。
盼走了曹振镛，王鼎总算坐到了东阁大学士的位置，仅次于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而这个穆彰阿，依照咸丰的评价，其当国以来，“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从前夷务之兴，倾排异己，深堪痛恨！”其媚上欺下的功夫，看来不比曹振镛差。更青出于蓝的是，穆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有一次会试后，顺德罗惇衍，泾阳张芾和云南何桂清三人同时登第入翰林，年龄皆未弱冠。张、何二人心知穆彰阿把持朝政，炙手可热，于是皆依附之。唯独罗惇衍从未登门拜访。散馆后，初考试差, 三人皆得缺。差命既下，罗之恩师汤海秋尚书问其拜见穆中堂否,罗答：“未也。”汤立即骇然曰：“子未见穆相，先来见我，殆矣。”罗彼时少年气盛，不信其说，亦不竟往。次日，忽传旨罗惇衍年纪太轻，未可胜衡文之任，著毋庸前往，另派某去，人皆知穆彰阿所为也。历数整个清朝，已放差而收回成命者，仅罗惇衍一人而已。其实当时张登科时十八岁，何十七岁, 而罗十九岁。穆彰阿之能量，似有回天之力一般，是一位绝对不能惹的人物。不过王鼎还是摸了老虎的屁股，在对英战和问题上与穆始终相左，且口生龌龊。闹到最后，每次相见王鼎对着穆彰阿辄厉声诟骂，穆笑而避之。或两人同时召见，复于上前盛气诘责之，斥其为秦桧、严嵩，穆默然不与辩。道光此时做起了和事佬，笑视王鼎曰：“卿醉矣！”命太监扶之出。明日，王继续在廷上劝谏甚苦，道光终按捺不住怒火，拂衣而起，王鼎虽然拽住了皇帝的衣襟，终不获伸其说。由此便知道光平日受穆彰阿影响之深。
道光一朝三十载，起初“一倚曹振镛，兢兢文法；及穆彰阿柄用，和战游移，遂成外患。一代安危，斯其关键已”。王鼎恰恰身处这两位庸臣当道之际，备受排挤，实属自然。而对其打击最大的，尚是失去道光信任一事。历代帝王，最忌惮臣僚之所为，莫过于结党。一旦朝臣结党，便会导致营私泛滥、攻讦丛生、信息不畅甚至忤逆谋反等问题，于是君主便失去了对大局的掌控。当时道光朝最大的派系应是“穆党”，其势力盘根错节，遍布朝堂内外。不过穆彰阿不愧是植党高手，虽权势煊赫，耳目众多，在道光面前却每每谨小慎微，伪言荧惑，一副奴才相，故“终道光朝，恩眷不衰”。因此，道光始终认为穆彰阿绝无结党可能。
而王鼎则没获取道光足够的信任。由于王雷厉风行、直来直去的个性，很容易让人产生猜忌。废除两淮盐政时，王鼎与陶澍声气相求，同宝兴一条战线，终将帝国近二百年来的弊政废除。自古功成谤随，王鼎最佳的处理方法，要么表现得低调谦逊，减少与陶澍、宝兴等人之来往，要么就在道光面前表忠心。而王却依旧我行我素，其留给道光的观感可想而知。
到了鸦片战争后，林则徐被革职遣戍新疆。出于惜才护才之故，借祥符治水之机，王鼎推荐林一同治理决口。王、林二人一见如故，王更是倾诚接纳，承诺还朝后必向朝廷力荐。及大工合龙后，王立即向道光力荐林则徐之贤。但道光根本不买王鼎的账，继续命林赴新疆效力赎罪。须知，道光讨厌的不是林则徐，而是王鼎。之前他已担心王同陶澍的关系非同寻常。这次王力荐的林则徐，与陶关系亦是紧密。魏源曾有记载，当陶澍“初督两江，时值水灾，奏请河南藩司林公调江苏办赈。及林公由东河移抚江苏，与公益志同道合，相得无间”。这不免给人一种三者间互相关照的印象，也似乎从一个侧面坐实了道光的担忧：王鼎有结党之嫌疑。于是乎，不论王鼎痛声苦劝，还是牵裾而谏，道光皆置若罔闻，终拂衣而去。很明显，他已将王鼎拉入了不信任的黑名单中。
如果说对于曹振镛、穆彰阿的排挤打压，王鼎尚能安之若素的话，那么道光冷若冰霜的回应，则让其内心信念彻底崩塌。对于毕生笃信儒家以道为己任的王鼎而言，剩下的选择唯有“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式的殉道了。
于是，纠结数日后，王鼎留下遗书，果真“闭户自缢，冀以尸谏”。
种瓜得豆
王鼎之死，其目的无非有二：一践行儒生与道始终、死而后已的精神追求；二则以死来劝谏道光，亲君子远小人。显而易见，只要王驾鹤西去，第一个目的便告实现，然第二个目的却非一个死人所能掌控的。
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在《自杀论》一书中曾指出：自杀乃“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因而这种个人行为的意图是要产生社会效应。然本欲让道光警醒的尸谏，却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黑色幽默般的结局：“军机章京陈孚恩，穆彰阿党也。灭其疏，别具以闻。上疑其卒暴，命取原稿不得，于是优诏悯惜，赠太保，谥文恪，祀贤良祠。”王鼎之死可谓种瓜得豆。
道光是否真的不知情，这很成问题。军机处第三把交椅的重臣非正常死亡，如此轰动的大事件，岂是穆彰阿只手可以遮住的？恐怕道光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而已。假使道光公开承认王鼎乃尸谏，那么迅速有两个难题摆在他面前。首先光天化日之下有大臣尸谏，则证明君主昏庸，朝纲纷乱，道光这皇帝做得很失败。当然此问题还不算严重，王鼎尸谏的目标是指向穆彰阿，道光一旦承认其自杀的合法性，那么就意味着于朝廷内部存在着一个势力庞大的私党集团，而首领还是自己最信赖的近臣，这是道光所无法接受的。况且即使道光决心打掉“穆党”，那一定会引发朝野内外的恐慌，人人自危的氛围甚至有可能影响正常的政治秩序，这是道光所不愿付出的巨大代价。
因此，道光选择了冷处理：以风光大葬、厚恤家属的方式了结这场轰动政坛的大事件。不过，这种手法过于欲盖弥彰，反而刺激了后人的猎奇心。关于王鼎尸谏的内幕也被愈挖愈深。
首先是薛福成，他在《庸庵笔记》中，认定是陈孚恩乃篡改王鼎遗书之主谋，他联合张芾半劝半吓，令王鼎之子王沆同意掩盖尸谏真相，“孚恩代为改草遗疏，以暴疾闻。”况周颐在其《眉庐丛话》中则认定是张芾主谋，其“以危词恫喝其公子溉，竟匿不上”。稍后于况的李岳瑞，更是曝出了另一位主谋聂沄，指出张芾所为“其谋实定于文毅同县人聂沄之手”。
综观三说，其焦点皆集中于那一位或几位见不得光且已无法说清的幕后黑手身上，完全忽视了是何原因促使王鼎选择自杀及其尸谏的象征意义。诚如朱维铮先生所言，“王鼎的尸谏，仅在掌故学者中尚存记忆”。他们合力爆料的结果，便是将这场黑色政治幽默的底色越描越深。难道他们不晓得：一个元老大臣极端性的尸谏行为，已昭示出清帝国这轮明日真的要夕阳西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