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首富之孙 “河北首富”的造城狂想



 程维高和我没关系

  主持人:1993年,你从河北日报社以处长的身份“下海”,算来已整整10年,这10年也正是程维高当政河北的时期,程维高的腐败和他滥用职权出让土地有关。你掌控的卓达集团是河北民营地产之最,有人说你是发迹于“程维高时代”的地产大亨,你怎么看待这个说法?你有没有所谓的“原罪”?

 

  杨卓舒:“原罪”这个字眼被媒体广泛地误读并滥用,以致于我非常反感这个字眼。“原罪”一词本来源于基督教,讲的是人生而有罪,其中的一个含义是,在没有创造财富时去消耗财富,有能力创造财富而不去创造。我们不能因为一批富人落马,就谈民营企业的原罪,这对守法经营的商人不公平!

  程维高在河北做了十多年高官,但这不能称其为一个时代。老实说,我和程维高只有一面之交,记得那是一个晚上,程维高带着司机“抽查”式地来到卓达,旁人介绍之后,程维高握着我的手说:“啊,你就是那个从《河北日报》下海的杨卓舒啊。”我们简单地说了几句话,他就走了。程维高是个悲剧。

  按照一般规律,一个当权者出事了,背后必然揪出一个大型民企,但卓达是个例外。在河北,从长官到秘书,贪官抓了不少,但不管怎么清算,与我杨卓舒无关,我是干净的。

  主持人:都说地产商人和政府官员关系特殊,看你的交际圈子,其中也不乏省市高官要人。你怎样处理和“政治”的关系,如何把握度的问题,以达到“若即若离、不离不弃”的状态?

  杨卓舒:确实,在我的交际圈子里有些省市高官要人,但更多的是民主党派、甚至退居二线的官员。我觉得所有的所谓靠山都靠不住,我也没有什么靠山,我就是我自己的靠山。从河北日报社辞职,标志着我仕途的终结,当年我发誓不再进报社大门,10年了我真就没有回去过。官商沆瀣,人所不齿,这是我童年时就有的善恶观。我不愿意和有权势的人应酬,不愿离官场太近。距离产生美。

  靠炒楼花掘第一桶金,那是我的光荣

  主持人:央行121号文件出台后,地产界震荡激烈,很多人反对它,有地产大腕甚至说,地产业的冬天终于来了。我们假设,如果这个文件早出台10年,你就不能靠炒卖楼花赚到第一桶金,恐怕也就没有现在的卓达集团了。你介意别人说你的第一桶金是大玩“空手道”掘到的吗?

  杨卓舒:因为我没有原罪,所以我从不忌讳自己靠炒楼花赚第一桶金的故事。我的商战准则就是,用最少的资源做最大限度的事情,我觉得炒楼花是我的本事。市场需要,我有能力驾驭,用钱越少,消耗资源越少,产出越高,对社会贡献越大。

  好商品都是在生产线上一售而光的。边开发边卖楼是我为卓达制定的规避风险之道。央行121号文件严格限制炒卖楼花客观上对卓达有利,因为规模小实力弱的地产公司纷纷出局,净化了市场环境,清除了障碍。这有点儿像“六月雪”,郁郁葱葱的一片林子,突遭“六月雪”,绝大多数树木死掉了,活下来的将独享资源——阳光、空气和水。

  主持人:很多地产商出轨的路线是,大额举贷、大量圈地后资金链条过度紧绷终至彻底崩盘,如周正毅。但是你一贯坚持不依靠银行做项目,对银行,你为什么保有高度的警惕?是因为金融与地产都是高风险行业的原因吗?

  杨卓舒:人们普遍认为地产风险高,恰恰相反,所有产业中,地产的金融风险最小。我们可以看到,发放给国营企业的贷款,很多都一去不复返。但是地产好歹还有不动产在、有土地在。如果说房地产行业真是高风险的话,那也是金融体制本身造成的。房地产本身是风险最小的金融品种,它的价值应该是最牢靠的。

  我认为不贷款不对,但我绝不依靠银行做项目。我们在内蒙古、海南、北京、河北四地都有业务。但在除河北以外其他三地没有一分银行贷款,这在网上都能查得到,完全透明。最近,为了抵御风险,也为和银行确立更好的关系,我们才又增加了1亿元的负债,使负债总额达到2.2亿元,但这与卓达45亿净资产相比只占5%的水平。

  造城还是造梦

  主持人:“非典”疫情控制之后,石家庄市委、市政府举行了150项重大工程复工誓师大会,这些工程的总投资有160多个亿,卓达占了其中1/4以上。据此你称自己是再造城市的商人,但有人认为这是在制造垄断,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杨卓舒:垄断不是追求能达到的,中国地产业永远不可能形成事实上的垄断,但区域性的垄断倒是可能。卓达一家的土地储备有1200万平方米,相当于200家小规模地产公司的总和。我们为什么能有这么惊人的土地储备,因为我们是再造石家庄的主力军。石家庄现在仅有220万人口,这和其省会城市的身份极不相符,省、市两级政府的目标是把石家庄造到600万人口规模。

  造城过程中,卓达也裂变为5大板块:占地3600亩的服装产业园建成后将是亚洲最大;在藁城良村镇及其东部,与地方政府正合作建设医药产业园和新兴建材园;开工不久的市政广场将形成一个高档商务圈,包括兴建一个白金五星级酒店,此外,石家庄政府已决定把国际会展中心交给我们建设;在石家庄东南,一期工程300万平方米的太阳城项目6月25日已开工,太阳城“以贸易做龙头,以产业为基础,以教育为核心”;最为庞大的是藁城城市建设计划,把百万农民“造”成城里人。我们做这些项目,目的不是为了垄断,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做河北省规模最大最强的地产商。从另一方面说,如果垄断是以先进淘汰落后,整散治乱,那垄断也没什么不好。

  主持人:投资规模急剧扩大的同时,如何保证自身的造血能力和赢利能力?

  杨卓舒:5年之内保持持续翻番,这是我们定下的未来5年发展目标,很多人对这个目标表示怀疑,觉得不可实现。但是我认为,石家庄的城市再造给我们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石家庄市扩容400万人口是有依据的,也是可操作的。三四年前,我们放弃了许多短平快的项目,就等着今天的“造城运动”。我们的5大板块与石家庄的城市再造紧密相联,一损俱损,一荣俱荣。400万农村人口向城里转移,1个人可以拉动数万元左右的投资配置,他要买房置业,要租门脸做生意,还要消费,在这样一个回报可观的巨大产业的拉动下,卓达自身造血能力和赢利能力都不成问题。我不为这个发愁,我最发愁的是缺乏项目总经理式的人物。

  “卓达院士园”悲歌

  主持人:卓达的多元化是紧紧围绕地产进行的,三亚的旅游项目、北京的大学城,都是在做地产的文章,你对教育地产一直情有独钟,2000年起立志在石家庄搞院士园,地早已圈好,投资计划像模像样,势也造得很大,但时至今日,院士园仍无实质进展,你是否承认这个项目失败了?

  杨卓舒:不用你问,今年5月,在集团的一次内部会议上我就明确说过,卓达院士园这个项目失败了。失败并不等于做不下去。为什么失败?因为我们错过了太多太多的战略机遇。3年前提出院士园概念时,我们在钓鱼台国宾馆搞过一个大型活动,270多名院士,300多名学者参与,当场就有牛满江等国际著名科学家签约,我们为他们设计了工作室。征地手续办了,但落实遇到难题。两年半过去了,300多亩地我们只拿到了2/3。后来牛满江去了青岛,院士们相继走了,卓达失信于院士。

  主持人:好端端的一个项目被拖垮,卓达院士园项目的功亏一篑给你们留下了怎样的教训?

  杨卓舒:要说教训,实在太多了。但这种教训怎么吸取?不干了?这不是卓达的风格。西边的院士园推不动了,东边的卓达服装产业园照样建,现在搞得很成功,但我们也付出了心血代价。还是因为征地的问题。我常说成功是熬出来的,做企业走正道就是炼狱,但归宿是天堂;走歪门邪道是天堂,但归宿是地狱。我们现在就处在炼狱阶段。但是,我不允许集团任何人说投资环境不好,反躬自省,还是我们不行,还是我们工作没做到家。我还是要继续撑下去。如果院士园放弃了,就不会有服装产业园、开发区广场,市里也不会把国际会展中心项目移交给我们。

  “独裁”有理接班乏人

  主持人:据我所知,卓达集团没有其他股东,你一人持有100%的股份。你拒绝与人合作,拒绝上市,以狂热的工作激情打理着偌大的卓达,说好听的这是集权,说难听点就是独裁。你不怕有人说你是“土地主”吗?

  杨卓舒:我既是董事长,又是总裁;既是决策者,也是执行者;是资产拥有者,也是高级白领。今年年初,胃大出血,大病一场,险些永别。我就是劳碌的命,拼命做事,心里踏实不求任何人。

  一般而言,分权轻松,独裁很累,其实有时候分权也很累,独裁反而不累。古往今来,凡是做大事的人,都要抓住两头,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宏观微观兼顾。放权,也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儿,权可授但无人能受,给了权更不安心,更累。卓达正处于高速增长期,目前已经开始享用三四年前的战略谋划,五大集团的产业板块相对成熟。应该说,人才的成长已经滞后于企业的快速发展,各类急需的人才非常匮乏,而人才匮乏是我继续“独裁”下去的主要原因。尽管我已经相当疲惫,但我还是要做下去。卓达

  接手的大项目这么多,现在最缺项目领军人物、大操盘手,不光我们企业,我想所有高速发展的企业都面临这样的人才难题。

  主持人:前几年,你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人才招聘的文章———“在理想主义的旗帜下集合”,吸引了全国各地不少人才加盟。但我听说后来那些人陆续流失了,是不是你们的用人、留人机制有问题?

 河北首富之孙 “河北首富”的造城狂想

  杨卓舒:有人说,人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我觉得这话不对,如果是那样,那就意味着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可以花大价钱买的。我认为,人才只是众多资源中的一种,并不是全部。我们给员工股份、高待遇,但还是有人要走。我从不挽留任何人,除非我伤害了人家。我认为人才不是呵护出来的,不是挽留来的,而是打击出来的。我这人脾气不好,经常不留情面地训下属,每每进行项目论证,我经常几乎全盘否定他们的方案,这是一种带有残酷意义的打击,但我想用这种常人难以接受的方式选拔人才———能接我班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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