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古人20行冠礼，表示已经成年。
弱冠之年的中国企业，历经市场的搏杀和淘汰，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独立意志，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盲从于各种管理思潮。
“何以日升昌？讲道义，重诚信！”2005年8月的某天，华为总裁任正非巡察欧洲市场时，给员工开讲晋商。
2005年上半年，华为首次海外销售额超过国内销售额。越来越国际化的华为，却近乎“贪婪”地从中华传统中汲取精髓。此前任正非在一次公开讲话中，曾对员工大声问道：“我们有3万多员工分布在全世界，其中外籍员工有5000人，分布在各个国家，就像游离的电子一样，我们怎样掌握他们呢？”
2005年，华为们坚定实践着自己的中国式管理。
迷信的终结
圣人不在家乡传道。随着本土企业和跨国公司的竞争逐步深化，曾被国人视为榜样的西方管理模式逐渐走下神坛。
戴尔的直销，被国内企业奉为圭臬。5月，戴尔“邮件门”事件，让我们看到了这家公司的另一面。
在联想宣布并购IBM PC业务部门不久，戴尔美国中大西洋地区一位销售经理在其信件中对客户说：“要知道，联想公司是一家中国政府控制的企业，最近刚刚收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尽管美国政府已批准了联想的收购，大家必须明白一点，现在客户们每买IBM的一美元的产品，都是直接支持和资助了中国政府。”
在中国本土，跨国公司管理中的败笔也充分地暴露。
2005年8月17日下午的一个会议，令苹果中国公司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据称，在这次会议上主管亚太区的副总裁何忠强、中国区总经理李滨等诸多高层同时被开除。
对此事件苹果中国公司拒绝发表任何说明。与此同时，苹果中国公司下达了封口令，所有员工对此事讳莫如深。
有资深分析人士指出，涉及如此多的中高层官员，并采用“开除”这种极端方式，说明问题并非只是业绩不佳所能够导致的。
“西方管理也不就这么回事”，有人可能会这么想。国人心目中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管理模式开始摇摆。
事实上，西方管理思想的自我反省在安然事件之后就形成过一个小高潮。伦敦商学院著名教授Sumantra Ghoshal在《恶劣的管理理论正在破坏优良的商业实践》一文中，指出西方主流管理思想对实践的破坏来自两个因素：一是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全盘移植到管理学中；二是对人性和世界的“灰暗”看法。前者抹杀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后者导致管理学假定人和组织都是自私自利的，忽视了人性中道德、伦理的一面。
实践已经出发
西方管理模式之外，有没有一个适合中国企业的中国式管理呢？在这个问题上，实践已经走到理论的前面。
泰康人寿CEO陈东升一贯的名言是“模仿是最好的创新”，但在2005年开始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传统中寻觅新的方向。
“东方之道，西方之术，皆是十八般武艺，企业要各取所需。简单来说，就是商业伦理及商业文化要用老祖宗的那一套，但要向西方学习其商业制度、流程及操作技巧。”
陈以泰康人寿举例说，员工与领导的关系应该是“同志加哥们”——“同志之间要讲规矩、讲制度，哥们间则是讲情讲义；同志在前，哥们在后，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优良组合。”
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董事长田源的体会是，西方的管理是管习惯的。西方人有一整套的设计，市场开发、人力资源管理、流程管理、计划管理，统统都是校正你的习惯的。所以一个公司里面所有人都有好习惯，这个公司的风险就很小。
东方管理解决的是人性的调整问题。人性的管理仅仅依靠习惯是不行的。所以中国特色的管理，重点在于企业文化的管理，企业理念的设计。田源坦承，自己的公司在经历了一个学习与改造的过程，融合了管理习惯的西方模式与管理人性的中国模式后，才有了现在的管理体系。
同样经历学习和改造的还有前面提到的华为公司。
笔者认为，2005年任正非说了一段最令人欣喜的话，他说：“在海外市场拓展上，我们强调不打价格战，要与友商共存双赢，不扰乱市场，以免西方公司群起而攻之。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来获取客户认可，不能由于我们的一点点销售来损害整个行业的利润，我们决不能做市场规则的破坏者。”
观念尚存混沌
在谈到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时，TCL领军人李东升的一句话在2005年被广泛引用。“20年前，中国企业家不看西方管理的书籍，那是无知；20年后还在看西方管理书籍，那就是无能了。”
但接下来暴露的问题是，如果你真想看关于中国企业管理的图书，还真找不到几本好书。真正能够总结出中国企业管理精髓的文章少，反倒是那类单纯从“四书五经”、《孙子兵法》等中国古代典籍推演出的所谓“中国式管理”甚嚣尘上。
中国古代典籍的思想博大精深，但是它本身的直接应用对象不是现代大型商业组织，所以由此所推演出的“中国式管理”，更多的只是管理哲学层面的高度抽象，真正要运用到实践则“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像中国武学的上乘功夫一样，这样的“中国式管理”传授的是一种无上心法，靠的是学习者的悟性。
2005年6月，记者采访了迄今为止在“中国式管理”方面著述最多的曾仕强教授，感受颇深的一点就是，曾教授总结出的管理思想，细致入微，而一旦落实到实践层面，往往是和人情练达、沟通、权谋等等联系在一起的，而将“中国式管理”应用于组织层面的个案少之又少。
当然，由《易经》、《论语》、《孙子兵法》推演企业管理方法，并非没有价值但这远远不是中国式管理的全部。实践中的中国式管理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教训，欠缺的是系统的整理、总结以及在理论层次的提炼。
今后，如果管理界的思想家和企业家多一些“亲密接触”，一定会诞生中国式管理的奇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