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曾强
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称谓首次正式写入中央一号文件。这群以“80后、90后”为主的务工群体又一次引起社会广泛而热烈的关注。诚然，无论是老一代农民工，还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都在为了改变命运而辛勤付出。
如果说当年老一代农民工的背井离乡是迫于无奈，是为了补充农业收入，为了养家糊口，是为了“求得生存”。那么，“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在城市社会里接受的“成人礼”，是面朝城市的一代，无法像老一辈农民工那样向农村“转身”。他们缺乏父辈在土地里培养出来的憨厚和勤奋，但他们更富有激情和进取心。
春节期间，本报记者深入到湖南茶陵乡镇、农村，零距离的接触、观察一批80后、90后的外出务工人员，希冀通过此次采访，走近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倾听他们的所思所盼所愿。
访谈地点：湖南茶陵县湖口镇石井村
访谈时间：农历2009年腊月十一至农历2010年正月初四
访谈对象：石井村村民
访谈场合：做客、喝喜酒、赶集、去商店买东西搭车进城……
访谈方式：聊天
石井村有四百多户人家，十几个村民小组，村人以谭姓为主，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色彩十分浓厚，传统礼教和各类仪式也保存得相当完整，并一直传承到年轻一代。村里的年轻人基本都外出做工，平时只有老人和小孩留守家中。春节快到了，随着外出打工人员返家，村里的年轻人逐渐多起来，他们穿着时髦，叼着香烟，骑着摩托车在马路上呼啸而过。一年没有看见父母的小孩子也兴奋地拉着大人的手四处探亲访友，村里比平时明显热闹多了。
回到家的第二天正赶上逢圩，当天村前十字路口熙熙攘攘，人来人往，村民们肩挑手提各式箩筐，在村路两旁摆摊设点，主要卖一些新鲜的肉蛋、菜蔬和糖果，也有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赶集不仅成为村民采购的固定日子，也成为村民们日常沟通交往的一种生活习惯。我对石井村外出打工人员的访谈就从集市上开始——
谭志：向往城市生活
当我和谭志见面的时候，他正无所事事的蹲在村马路边。听说我要采访，他有些腼腆，可当我们坐下来开始聊的时候，他却说，“我的打工经历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感觉好像阅尽人间沧桑。
这个1989年出生的年轻人，2005年中专未读完就去长沙打工，先后做过传菜员、酒店服务员、保安、领班，拿到手的工资在1000元左右徘徊，短短一年内就换了5次工作。当他解释如此频繁跳槽的原因时，只是淡淡地说，“工资太低了，自己年龄小，爱玩，也吃不了苦，觉得打工没意思。”2005年就这样折腾了一年，一无所有的回家过年。
2006年上半年在家玩，下半年谭志到东莞一家塑胶五金厂打工，每月有800多元工资，做了四个月后，又辞职回家过年。2007年，他先后去了内蒙、深圳、上海、一边打工，一边闯荡。2008年初，他到长沙一家大酒店做保安，1000元的工资，干了3个多月后，又去了东莞长安某俱乐部做内保，每个月1500元，没干多久，又跑到东莞桥头的一家地产公司做保安。
2009年春节后，谭志去了东莞塘厦一家生产马达的美资企业做员工，底薪770元，加上加班费，每个月大概能拿到1500元。“加班多，很累，而且工厂伙食很差。”谭志最后也只干了3个多月后再次辞职回家，至今待业在家。
“东莞消费不高，朋友多，好玩。”言谈间谭志透露出有点留恋东莞，“只是东莞有的小厂很‘黑’，根本就不签劳动合同，不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更谈不上什么福利和社保。”
谈及2010年的计划，谭志说他可能和亲戚去云南做生意，也可能出去打工。如果打工的话，或者去深圳找亲戚介绍进厂；或者去浙江义乌表哥开的一家生产袜子的小厂；或者继续回东莞打工，只是担心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如果勉强进厂上班，恐怕又不可避免的频繁换工作了……”
对于收入的期望，谭志笑着说，像他这个年龄，比较爱玩，花钱的地方多，“电话费、上网费、买衣服、换手机，抽烟，交朋友……每个月工资都不够花，更别说存钱”，谭志期望新工作能有月薪1500元以上，包食宿，而且最好有固定的休息日。
“能不能找到这样的工作？”谭志点燃一根烟，笑着问我，“东莞的企业目前缺工，只要你进厂后能吃苦肯干，收入应该还可以。”我想给他一些鼓励，“不过，我建议你还是学门技术吧，没有一技之长，靠在生产线上做普工是不可能赚钱的。”谭志点点头表示认可，他猛吸一口烟，眼睛望向远处，似乎在思考什么，“我觉得很有压力。”他说，随着父母年老，自己也将面临结婚和盖房的现实，经济压力不小啊！
2010年对于这个年轻人而言，或许是平静稳定的一年，亦或又是寻寻觅觅的一年。
谭志林：攒钱开店，给自己打工
“你的采访像审问，我很紧张。”90后的谭志林，面对我的笔记本和照相机，似乎有点胆怯。我递了一支烟给他，对他说，别紧张，随便聊聊。
谭志林2005年初中毕业，在县城学了半年时间的电脑，2006年和父亲一起去东莞樟木头开了家早餐店，由于生意不是很好，年底就关门回家了。2007年春节后，谭志林来到东莞，先后在塑胶五金厂、电子厂做普工，每个月1000元左右的工资，最后却因工厂倒闭而失业回家。2008年，谭志林先后在温州和东莞打工，一直漂泊不定，直到下半年才在东莞一家塑胶五金厂安顿下来，做到年底就回家过年。2009年春节后，他就没有工作，一直在家玩。
“东莞环境不错，在那里打工的朋友和同学也比较多。”但是几次失业的谭志林认为，东莞的工厂不太稳定，订单多的时候没日没夜的加班很累，订单少的时候又担心没活干会失业，“最关键的问题是存不到钱，”谭志林感慨道，“每个月辛辛苦苦才拿到1000块，除去日常开销，剩不了多少。”
虽然大城市的生活很精彩，但感觉自己一直处于边缘地带的谭志林认为，和父辈们出外打工再回家务农相比，他的想法是，“打工只是暂时的，自己做生意才是最后的出路呀！”
谭志林对于2010年的期望有很多，他说有三个想法：一是想去离家近的株洲开个服装店；其次，如果生意做不成，就去东莞找工作，“希望能找月薪1500元的工作，包吃住，这样才能存点钱啊。”另外，他还想去学开挖土机，掌握一门技术才能找到工资高的好工作。
周勇文：春节后想去温州做生意
又是一个90后。不过，相比谭志他们，周勇文的打工经历简单多了，他2006年初中毕业后就到温州一家制鞋厂做普工，每月拿计件工资有1500元左右。期间，周勇文尝试着去学刷胶技术，但由于刷胶对身体有危害性而最终放弃了。周勇文在这家工厂干了3年，2009年5月回家后至今没有上班。
“不想再打工了，我想去温州的工业区里摆摊卖服装，可是我妈不同意。”周勇文无奈的说，妈妈认为他太年轻，做生意不在行，还是希望他去亲戚的厂里打工，有所依靠。
阳光帅气的周勇文性格很外向，整天嘻嘻哈哈，喜欢玩耍。“打工近三年没有存到钱，每月收入都用在日常开销。”他一边很好奇的接受采访，一边不时的掏出手机上网聊QQ。
由于周勇文是家中独子，父母不希望他去太远的地方打工，也不放心他到没有亲戚“监管”的工厂做工，“我一直没有去过广州那边，我爸妈不让去，因为那边没有亲戚照顾。”周勇文的话中似乎有点忿忿，也有点遗憾。
“我不是反对他去，只是怕他学坏。”周勇文的妈妈不好意思的跟我解释，“这些年，全靠他父亲在外打工攒些钱。但是等我们老了，他也要结婚生子，希望他多攒点钱呀！”
周勇文的父亲笑眯眯的坐在一旁烤火，他看上去并不显老，但是双手却长满了厚厚的茧子，“在外面干的是粘木板的活，手指早就被胶水腐蚀而脱皮了。”
“看看你父亲的手，就知道他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多少。”我对在旁边津津有味玩弄手机的周勇文说。他拿起父亲的手掌摩挲了两下，什么也没说又笑着和朋友打闹去了。
谭群艳：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谭群艳，女，1990年出生，和谭学良是堂兄妹。这是一个性格外向、爱说、爱笑，也很爱美的女孩，染着黄颜色的头发，上身穿小袄，下身超短裙搭配黑色裤袜，这是2009年女孩们集体流行的衣着品味。可当我提出“采访”她的时候，她却很紧张，也很害羞，甚至有点害怕，把身子藏在房门后面，露出半个脸，笑着摆手说不行，怕自己答不上来。众人听了哄堂大笑，又不是考试，哪有什么答不上来的。我连忙纠正，不算采访，就是聊几句家常，谈谈外出打工的经历和感受。大家好说歹说，才把她拉出来。
其实她的经历很简单，高中读了一年就辍学，2008年初随着叔叔到台山的制衣厂做员工，每个月1000元左右，下半年辗转到深圳坪山一家印刷工厂打工，底薪有1000元左右，加上加班费和奖金，平均一个月有1500多元。谭群艳觉得收入还过得去，但就是没存到钱。她笑言，“家里负担不大不需要她每月寄钱回家，平常空闲时间就喜欢和朋友去逛街、看电影、买衣服、上网……工资自然不够花。”
谭群艳打开话匣子后就不再那么拘谨了，她眉飞色舞的讲起了在外打工的一些见闻和趣事，看得出她还是很适应在外面的精彩生活。“工厂还行吧，工作和生活条件还不错，感觉比较自由，管理不是很严，也不是很规范，你说的什么劳动合同法，社保，公积金，我不是很清楚。”和许多农村外出打工人员一样，她对员工权益知之甚少，也不想去关心这些。
据谭群艳透露，工厂目前很缺工，尤其是春节放假前，很多老员工都辞职走了，“工厂每年开年都会很忙，估计要大量招工。每年新春一过去就会看到厂门口张贴着招聘海报，也经常到人才市场招人。”
“什么时候开工，过完年还回厂吗？”我问她。“正月十二开工，过完年打算继续回厂里上班。”至于新年的愿望，她抿嘴笑了，不假思索的说“当然是希望收入高一点，自己开心一点啦！”
给谭群艳拍照的时候，她又恢复了爱玩好动的本性，熟练的摆出各种pose，丝毫没有谈话时的紧张和羞怯。
谭学良：学好技术拿高工资
从外表看，谭学良绝对是一个“潮人”，他长相清秀，打扮时髦，染着黄头发，骑着摩托车。实际上他很斯文，随和，不善言语，轻声细语中透露着一丝腼腆。
1988年出生的谭学良只读了一年半高中就辍学，2007年开始外出打工，先是在广东一家机械厂做生产线上的员工，每月1000元，包吃住，“工作倒不累，也不用加班，但是工作和生活环境很差。”于是谭学良干了3个月就辞职了。
2008年，谭学良到株洲父母打工的制衣厂做熨工，每月1000元，工厂每年6月是淡季，会放假一个月，7月再重新开工——据说，这是株洲制衣行业的规律。可能是在父母身边，谭学良这份工作干的时间相对较长，一直做到2009年11月。
后来，由于视力不太好，又觉得干针线活没有什么前途，谭学良就去了深圳闯荡。在亲戚介绍下进入一家科技企业打工，学习操作磨切机。“磨切机是从国外引进的设备和技术，我目前还是学徒工，工资只有750元的底薪加一点奖金，工厂包食宿。”谭学良介绍说，磨切技术有平刀、圆刀、激光，蛮复杂的，不过他学得比较快，预计半年后可基本掌握。
“掌握这门技术之后，如果通过工厂的考试就可以当技术员，积累一定经验后可以升机长，工资待遇就比较高了。”谭学良告诉我，春节后会回厂继续学，等完全掌握了这门技术，他想跳槽去更大的工厂。
谈及外出打工有什么体会。谭学良认真的思考了一会儿，总结道：最深刻的体会就是感受到有技术和没技术在工作和待遇上的巨大差别。“有技术，无论是找工作，还是上班都比较轻松，收入也高，没技术就只能当普工，工作累，而且收入低。”他说。
谈到新年愿望，谭学良说希望尽快学会技术，再找一个月工资1800元左右的工作，对此他很有信心，“我相信没问题的，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编后语：
候鸟的向往
文/徐淑妮
冬去春来，候鸟伴随着季节的变化，往返飞行在旅途中，旅途的疲惫并不影响它们的迁移，而迁移是为了自己种群的生存。候鸟们就是如此年复一年，周而复始。
现实中也有一群人，被唤作“城市的候鸟”。刚过农历新年，“城市的候鸟”们与家人短暂的团聚后又成双结队地启程了。他们刚挥手告别含着泪花的老人们，就踏上拥挤不堪的“罐头”般的列车，“飞”往自己向往的城市生活，谋求新的生存环境。
他们，有可能就是你身边的亲人，也可能是你在城市-爱华网-里见过的“打工妹”，也可能是近期被媒体“特别关注”的农民工。不过，第一代农民工大多已经返乡“安巢”，新生代的农民工却如“候鸟”般飞往大城市。不同的是，他们有了喜人的变化和热情的向往。
学好技能、做城里人，成为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的共同梦想。和第一代农民工大多靠辛苦的体力劳动在城里打拼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希望通过培训，掌握技能，得到技术性强、收入高的工作。技能“淘金”已成共识，新生代农民工和父辈农民工思想的差异，使他们的出路更宽广。
与父辈的“生存型”比较，新生代农民工多属“发展型”，打工赚钱养家，已不再是他们最主要的动机，而是为了增长见识、寻找更多发展机会。他们在熟悉而陌生的城市打拼，也享受着都市的繁华。他们开始摆脱父辈“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的单调生活。“K歌、泡吧、消夜、上网、听歌、聊QQ”——这是一位90后对理想的打工生活的解读。
同“有工就打”的父辈不同，很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负担不是很重，兄弟姊妹不多，文化程度普遍在初中以上，对工作环境和自我发展有了新的要求，宁愿少“物质”多“精神”：“老板和善，工友好相处”，“环境宽松友好”，“工作紧张但不要太累，业余时间有文娱活动”等。
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倍加珍惜时代给的机会，在打工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在岗位上实现人生价值。
在春运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和那些大学生和年轻白领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同样青春的面庞、进取奋斗的精神和扎根城市的梦想。诗人海子言：“面向大海，春暖花开”。在这虎年的春天里，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年梦想，或许正是“面向城市”，然后“春暖花开”？无论如何，我们都衷心祝福，他们能靠着自己的努力，心想事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