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北京地铁涨价引起的争议热闹非凡，是近来难得一见的公共事务大讨论。无论是支持涨价的理据，还是反对涨价的观点，基本上得到了尽情合理的展示。或许正是因为争论多方都明知涨价已成定局，北京地铁2元通票时代终结势不可挡，各方才能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换句话说，涨价已经“起行”了，该不该涨价的争论还在“坐言”。
着眼于北京地铁涨价这一争议的聚焦处，随着各种观点相互砥砺，争论中情绪化、泡沫化的现象已然消退，而公共服务该如何遵循市场规律、公共决策的行政逻辑、公益福利和财政压力之间的关系，公交部门的管理水平、城市交通的可持续发展等多方面的实际问题得以凸显。
即使正视地铁的公共物品属性，认定公共交通理当得到足够的财政补贴，北京地铁2元通票的低价，无疑依然是低得离奇。依据市场原理可知，在如此的低价之下，高效率的不可能和发展的不可持续，乃是可以预期的结果。而地铁运营的巨额亏损和财政补贴不堪重负，恰恰是决策部门所举称的地铁涨价的理由之一。
但是，这一看似坚实的理据之下，尚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反对涨价者强调的程序问题。未严格履行法定行政程序的涨价决策，显然不妥当，公众加以质疑以及不予接受均理所当然。其次，相关责任部门在地铁票价政策的制定上，有违背承诺、失信于民之嫌，这是明显的决策失误，理当在追究责任并给出令公众信服的解释之后，再探讨缓解财政压力、公共交通改善和可持续发展、官民双方实现共赢的问题。
1999年12月，地铁单程票价从2元调整为3元，并未引起太大争议。2007年10月，全部实行2元单一票价，则得到了公众的欢迎，价格决策部门甚至为这次“看跌不看涨”的降价召开了听证会，并承诺，地铁2元通票并非针对奥运的献礼工程，而是惠民利民的民心工程；低票价政策将长期坚持，奥运会之后不会取消。
2元通票的低票价，确乎是一个“不差钱”主旋律下的民心工程，也在奥运前达到了将人口疏散到郊区、解决城区人口过度密集、缓解公共交通压力的目的，但这只是目光短浅的权宜之策，顺应了时局的需要，却违背了市场规律。富有讽刺意味的是，缓解交通压力竟然也是这次北京地铁涨价的官方理据，一降一涨，目的居然高度一致。而如今一反初衷，紧抓真金白银而抛弃民心工程，这样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的管理决策和行政行为让人费解，而不言自明的是，这无疑有损行政部门的公信力，以至于本可以理性地达成的涨价决策，引起了不乏情绪化的质疑和诟病。
在这次争论中，有支持涨价的专家，面对高达六成人反对地铁涨价的调查数据，强辩称“六成人不支持已很说明问题，说明地铁票早该涨价了。”另有专家则似乎有意模糊地铁公共品的属性，生硬地将公益与福利加以切割，得出“全民福利”不公平的结论。专家如此不顾逻辑悖谬，词不达意，所循的大致是同样的逻辑。
北京针对公共交通的财政补贴连年递增，2012年已经高达178亿元，这无疑是一个负担，理当采取合理的措施加以控制和缓解。但是，据专家测算，这一数额仅占北京财政总开支的6%左右，尚处于合理的范围之内。而且，通过票价与人均收入之比看，北京地铁2元的票价与巴黎、纽约地铁的票价相当，也在合理的范围内。再者，支持涨价者所持的公共交通财政补贴挤占了其他更急需的民生开支的说法，也经不起质疑。至少，在未对公共交通财政补贴所产生的广泛的社会效益加以衡量，具体而言，没有测算地铁低票价降低了多少社会成本，亦即对北京市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的益处的具体数据之前，这样的说法就不足采信。
公众质疑和舆论争议北京地铁涨价，并非无视北京地铁和公共交通不堪重负亟待改善的现状，而是不赞成在公共事务决策上，无视所急于解决的问题的症结所在，只顾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讳疾忌医。从目前已经披露的情况看，北京地铁涨价的决策，明显存在着简单粗疏之处；有将负担转嫁到市民身上的嫌疑。
综观世界地铁营运的历程和现状，地铁在城市发展和公共交通中的重要作用有目共睹，而除了香港、新加坡等有限的城市地铁，可以通过综合运营盈利或自给自足之外，大部分都需要依靠公共财政的补贴才能持续。基于这一事实和公共事务的行政逻辑，包括北京在内的所有城市的地铁票价的定价机制，都不能回避如下这些问题：地铁本身的规划和投入当否？运营和管理水平如何？特别是采取了怎样的成本控制、新技术以及相辅相成的开源节流措施，有无进一步挖掘的潜力和改革的动作？至少从公共常识的角度看，首先讨论的应该是这些问题—亦即涉及地铁这一公共产品的信息尽可能做到公开透明，至于关乎公众切身利益的定价机制和票价涨降，应该是最后讨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