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电视剧《大秦帝国之纵横》看企业运行
警惕管理中运行主体的利益取向偏差
在《大秦帝国之纵横》第26集中，张仪作为秦国特使执行媾和楚国、让楚国停止攻秦的计划。他向楚王开出的条件是秦让出商於之地六百里，当楚王动心并要求签约时，张仪以自己遭遇楚国主战派私下软禁、印章被搜为由搪塞。秦国安插在楚宫中的内线陈轸识破了张仪伎俩，责问张仪为什么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惜失信于天下，用谎言愚弄楚王？张仪反过来向陈轸提出了“个人声誉与国家利益哪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振振有词。
职务活动具有为公为私的复合性。且不论张仪的反问具有怎样的诡辩成分，我们可以由此看出，在企业的运行机制中，拥有合法职权的管理者，其利益取向具有为公为私的复合性。在张仪的说词中，着眼于秦国的安危是为公，规避个人的失信是为私，两者是同时存在的。一般说来，在价值判断上两者是同一的。正如陈轸劝诫张仪的那样，失信于天下必不会得天下，无论是对秦国还是对张仪都是如此。在国家的存亡之际可以不顾国际道义，在张仪看来是可行的；但是在企业的市场行为中，不顾道义的挣扎无疑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因为其利益取向出现了偏差。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相关主体利益取向的偏差是指对企业价值判断的悖离：企业的赢利目标是合法的，管理者利用职务活动为公为私的复合性，把重点放在牟私上，甚至损公肥私，那是在进行不正当管理。
资源配置具有层次性。在我们今天看来，纵横策士之所以能够受到青睐，那是君王看中了资源配置效率。也就是说，根据现有的资源，投入不变，以不同的“邦交”方式来配置，然后进行对比，看谁的配置效率最高，采用谁的“邦交”方式顺理成章。采用了谁的“邦交”方式，资源也就交给谁来支配，这是资源必须通过运行才能达到既定效率的特点所决定的。如果我们把合纵连横理解成强强联合、弱弱联合、强弱联合、弱强联合这四种运行方式，那么无论是资产外在的重组、调整；还是内在的业务往来、物资调配、合作对接，包括人员的搭配，都不外乎这四种方式。之所以在抉择中出现利益取向偏差，是因为资源配置有不同的层次。对较低层次有利而对较高层次不利时，将这种选择以较高层次的面目出现，难免会出现利益取向偏差。
随机处置的选择具有变异性。即使是较高层次对资源配置正确的选择，在执行中利益取向偏差的现象也会出现。这是因为企业的运行处于动态的情景中，管理者有权也有必要进行随机处置。情境是与个体心理直接相联系的环境，是环境中与个体直接发生心理联系的那部分时空、社会、文化和人际背景等要素。其中可以分为情、景两个方面：“情”不仅是指“情况”，更多的是指“感情、情面”，人是企业管理中运行的主体，难免会有不同的情商；“境”是“边界、地方、区域、底线”。当管理者将两者结合起来，以完成资源配置时，有很多局部的冲突需要他作出选择；即使在选择中出现了利益取向偏差，也很容易以公事公办、顺手推舟的面目出现。企业如果忽视了执行中的利益取向偏差，任其坐大，再好的战略设计也会被上下其手。
在不同的利益取向中建立共同的标尺
在电视剧中，张仪入秦直言自己是为名利而来，并不否认自己是“势利之人”。这种解释竟可以为满朝文臣武将所接受，表明当时的主流舆论对利益意识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容忍。现代企业的运行更是如此，在资源流动中，不仅需要赋予管理者一定的随机处置权，而且会对管理者在资源配置效率中的价值给予极大的认可，表现为支付天价年薪之类的激励。如果说这是对管理者价值的承认，那么问题在于如何让不同的利益主体通过其运行实现共赢。为了防止管理者背离共赢的诉求，事先建立共同的标尺是必要的，正当管理的理念的作用正在于此。
正当管理的公平获利原则。正当管理可以被理解为没有出现利益取向偏差的正常职务行为，是有约束、有底线的管理。正当管理要求管理者在企业运行的过程中不能进行利益输送，不仅要向相关利益主体提供机会的平等，而且要致力于实现结果的公平。这当然不是绝对平均主义，也不是形式上的公平，而是有实质内容的公平，比如效率公平。相对于纵横策士而言，对名利追求的满足要通过资源配置的效率优势体现出来，真刀真枪地干一番事业，绝非尸位素餐。在《大秦帝国》原著中，苏秦在秦公赢驷及其肱股之臣面前呈述了强力统一的称霸路径，令赢驷刮目相看；然而当苏秦发现赢驷君臣更看重当下的发力点，无意亮起称霸大旗时便慨然告退。虽然赢驷许之以“上卿”高位，他也不为所动，以践行“无功不受禄”的“士之常节”。
正当管理的互信保护原则。毫无疑问，正当管理强调的是对原则的坚守；但这并不反对根据情景的变化变通执行。正是因为运行中有变通执行的授权，正当管理的原则才使得授权者与被授权者心有灵犀。一方面，被授权者可以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张仪使楚之前，已经取得了以商於之地六百里让楚王动心的授权，即使在楚国签约也是可以的。但是他发现楚王利令智昏，不签约也可以争取楚王退兵，便留了一手。这至少在眼前对秦国更有利，对秦国来说是正当的。另一方面，授权者在事后可以根据正当管理的原则对被授权者的变通进行判断，决定问责还是追认。秦王对张仪以坠马为由回避楚使而“使诈”的态度就是如此，当关内侯以“使诈”非议张仪时，遭到了秦王的痛斥。秦王根据正当性的判断，对张仪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
正当管理的求同存异原则。在处理不同主体的利益取向时，正当管理作为彼此共同认可的标尺有助于求同存异。合纵与连横作为两种不同的“邦交”资源配置方案，看起来是相互对立的，然而《大秦帝国》原著的作者认为，就彼此憧憬的天下一统大业而言，他们的目标又都是一致的，都是立志结束天下战乱，使华夏族群在统一国度里蓬蓬勃勃地富裕壮大：“行可殊途，心须归一。否则，纵横家将沦为诈术。”在企业运作的资源配置中更是如此，当企业运作被强势者主导的时候，坚持正当管理的底线才不至于使利益结构失衡。比如当资源配置需要弱势群体做出必要的牺牲时，强势者必须给予相应的补偿，这样的管理才是正当的；否则弱势者就可以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避免利益取向越来越向强势者集中，避免企业运作沦为强势者的剥夺或者圈钱游戏。
掌控企业运行中利益调整的动态平衡
企业运行是一个努力将“蛋糕”做好、做大的过程，无论是否如愿，都会在分配中产生利益调整。与此同时，随着环境情景的变化，资源配置方式也需要调整。调整是否会产生利益取向的偏差，需要在动态中认定和掌控。在《大秦帝国》原著中，苏秦第一次选定的游说对象是秦国。然而当连横方略没有被秦接纳后，他重新思考，提出以秦为敌的合纵方略。这并非执意报复，而是他对天下大势有了全新的看法。由此可以看出，要想消除人们对企业运行中内幕、隐情的质疑，在动态中厘清与时俱进和倾危诳惑的界限，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是必要的：
坚持生产效率与资源配置效率的统一，重在价值创新。在企业运行中强调资源配置效率无疑是一种进步，但不是说生产效率就没有意义了。比如在战国争雄中，如果人人都去进行合纵连横的游说，那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力进步的问题。秦国之所以最后能一统天下，除了邦交方略的正确，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奖励耕战，生产效率得到了提高，为天下一统提供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在企业运行中也是一样，如果自身资源贫乏或者品位较为低劣的问题没有最终得到解决，配置效率的提高终将难以为继，在资本运作的神话中受制于人，使得实体经济在利益取向偏差中萎缩。
坚持要结果与管过程的统一，防止以邻为壑的误导。面临强秦东出的威胁，六国联合起来当是最好的选择，为什么会被各个击破呢？原因之一是六国君王预想的结果很完美，并且在形式上一度实现了合纵；但是他们在处理实际问题时并没有把合纵当回事，为缓解自身的压力，乐见把强秦的威胁引向邻国，导致唇亡齿寒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形成。同样的道理，企业运作过于强调要结果不管过程，也容易产生以邻为壑的误导，其潜在的逻辑是只要能实现当期业绩，无论按照什么潜规则做事都可以在所不问。殊不知潜规则盛行导致企业运行环境恶化，反过来使得企业运作更难以践行取之有道的正当管理原则。
坚持放权搞活与加强监督的统一，实现程序公正。为提高企业运行效率，需要对下级放权，以调动下级的积极性；然而当企业外部的潜规则盛行时，潜规则难免会渗透到企业内部。在这种情况下，放权不能衍化成放任，必须加强监管。而监管不是过多的干涉，通过公正的程序获得可靠真实的信息是必要的。当事人之间的目标不一致与信息的不一致，是导致利益取向偏差得以变现的两个基本因素，强势者可能会有意利用这种不一致，在企业内部建立合纵连横式的攻守同盟。因此，程序公正不能流于形式，必须保证弱势者、监管者获取真实信息的权利。
坚持观念更新与恪守原则的统一，防止利益观畸变。纵横策士以雄辩著称，夸张的说法是他们可以凭三寸不烂之舌退数十万雄兵。也就是说，当他们在主张自己的方略时都有一套自己的说辞，你认可了其合理性，自然就会接受他们提出的资源配置方略，即使利益取向出现偏差也不会感到有什么不对。这说明利益取向的偏差往往是观念先行，在思想防线上打开缺口。由此可以看出，企业运行固然不能墨守成规，甚至必须更新观念；但更应当防止在多元化价值观念的冲击中丧失立场。无论企业运行遇到的变故如何复杂，还是不能脱离管理本真，恪守正当管理原则的信念不可动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