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从城市“大院”到农村、矿山、工厂、军队、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从优越的家庭到社会最底层，终而到国家最高科学研究机构，从“读书无用”到成名成家，被评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而且还曾有过一个不高不低的“行政级别”，甚至可以算一个不大不小的“官”。
金碚常常笑言与很多经济学家相比，他的经历和阅历要丰富得多，“工农兵，政学商”几乎干了遍。而正是丰富的经历使现已“功成名就”的他依然不愿囿于书斋，“研究经济需要实践的检验，做一个研究者始终是我最基本的身份，凡事研究研究，在有可能的范围去实践，实践是经济研究的最重要的对象。”金碚并不讳言自己成功的“秘诀”。
学经济源于少年梦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与其他经济学家相比，金碚并不善言辞，常常是琢磨半天才会有一些回答。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其实他是个讷于言敏于行的人，对很多问题总不会轻易下结论。而尽管来京已经二十多年，可对故乡南京的眷恋似乎一刻也未从心头消失，在谈到年轻的经历时，金碚才渐入佳境。
“南雁北留”，追忆起自己在南京的那一段时光，金碚有些淡淡的兴奋和唏嘘，“我是1986年到的北京。是为了从事经济学研究工作才决定留在北京的，因为中国再没有比在北京更有利于经济学研究的了。其实，从1986年到198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我曾一直倾向回母校南京大学，当年为了争取我回去，南京大学还承诺了许多优待条件。最后之所以在‘痛苦的选择’中决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很大程度上是听从了许多同学为我的分析‘如果留北京后悔了还可以再回南京，而如果回南京后悔了再想到北京就太难了！’——不过，我在心理上一直把到南京叫‘回’，而把到北京叫‘留’。”在采访中，金碚一再强调在客居北京多年实际是命运的偶然。
但那一段经历却并不轻松。
居京城，大不易，初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金碚只能住在石景山区古城路的一套小居室中，那是一个建筑面积40来平方米居住面积只有二三十平方米的两居室，住一家人都很拥挤，而起先居然安排住了两家人。当时，《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专题报道《我想有个家》中还专门描写了金碚的居住情况，作为知识分子渴望住房改革的一个典型案例。“至今一些熟人还会向我提起当年的那篇报道，可见其影响之深刻，它实际上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生活的一个缩影。”回忆起刚来京时的些许窘迫，金碚早已释然，“当时物质条件非常简陋，但没有抱怨，充满乐观。因为，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至少经济学家们已经看到了决意改革开放的中国的光明前途。”
同大多数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一样，从事经济学的研究对金碚是一种偶然，“年轻时的所谓梦想就是如何摆脱贫困，经历过农村，矿山的基层历练，从军的时候部队在偏远的山西，目睹了中国的贫穷，感受到中国很多阶层的人最迫切问题，就是解决贫穷，越来越认识到必须发展经济。特别到了上世纪70年代后，意识更加强烈，而解决贫穷的方式很朴素，就是发展经济。”金碚自言曾经得遇“贵人”，参军时期一位上级领导的大量藏书让他如获至宝，文史哲领域的系统阅读使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金碚即使在动荡的狂热年代依旧持有一份理性，“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可我知道那是一个谎言。”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对于失而复得的学习机会，金碚已经迫不及待，先知先觉的金碚“背叛”了年少时对数理化的钟爱，毅然决定去南京师范大学攻读经济，继而在南京大学、人民大学相继拿到了经济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通过对经济学的研究和实践，让自己和更多的人摆脱贫困——年少的梦想不经意间已经为金碚打开了一道实现之门。
恒者行远
理论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常青。过往的经历使金碚意识到，经济学绝不是纸上谈兵的学问，而应是学以致用的科学，即使是博士毕业后选择到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也是因为“工经所是研究现实经济的，我当时已经意识到中国的工业化时代即将开始，中国的发展正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
事实上，工业也是改革开放最前沿、最大胆、最彻底的领域，是中国在国际上竞争力最强的产业；是中国国际地位提高和话语权增强的现实基础。从求学至今，尽管有些人并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在很多场合，金碚一直“鼓吹”工业是中国唯一可以同发达国家比试的“法宝”。中国人的强国富民梦想，离开发达的工业都不可能解决，所以，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走工业化的道路。
1992年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元年”，中国正式宣布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金碚敏锐地察觉，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竞争和竞争力将成为一个核心问题。此后不久，金碚和他的研究团队就开始着手产业和企业开拓性研究，并始终居全国领先地位，而且形成了一个理论应用于实际的研发体系和团队。1999年，其带领团队撰写的《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报告》，获得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而感慨于中国工业渐入佳境，但“工业经济学”却表现式微。金碚又组织团队并主编了国内第一部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新编工业经济学》，在产业经济学界引起广泛关注，被认为具有重要的学科建设意义。
在经济学家和媒体管理者的身份重叠之间，金倍亦力辟蹊径，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视角来观察媒体，以一个媒体人的身份来实践经济学的理论。2002年，身兼中国经营报社社长的金碚结合办报实践完成了国内第一部《报业经济学》理论专著，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并得到业界的高度评价。该书被业界称为“中国传媒经济学领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里程碑之作”。
而当谈及以上种种在别人看来已经了不起的成就时，金碚更多的是平静和淡然，“中国经济学理论归根结底根植于中国现实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之中。21世纪中国经济学家们的历史使命将是：在中国创造了奇迹般的经济成就的基础上，构建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经济学坚实的理论大厦。这不是少数经济学家可以完成的事业，而是千万中国经济学人的世纪之梦。我个人能够在其中尽一份绵薄之力，就是十分幸运的了。”
个人微不足道，时代最精彩
谦逊的金碚也时常语带机锋，对纠结很久的现实问题往往有超人一等的深入思考。2012年他成为政治局集体学习的主讲人之一，他认为决定政策和学术研究不是一回事，经济学家仅仅可以提供学术上的思考和建议。而对现今流行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他也并不完全赞成，认为效率和公平的替代关系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适用，更高的效率需要公平支持，不是牺牲效率就可以换取公平。
早在1986年，他就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文章《以公平促进效率，以效率实现公平》，表达了这一观点。在已经旷日持久的中国经济转型之路的争论中，金碚则一直坚持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必须要结合所具备的经济要素，“中国发展经济要和能力相匹配，产业升级基于劳动者的升级，可以让农民都去搞金融吗？肯定做不到。发展不是设想出来的，而是一个现实，是逐渐成长的过程。”作为多个实体单位的管理者，他更强调实践的重要，“如果管不好自己的团队和机构，还去向企业传道授业，教授经济学理论和管理知识，那就像是‘骗子’了。”
当被问及梦想时，金碚却思吟再三，“作为经济研究者，梦想其实很简单，我希望能在未来新的阶段，追求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前30年我们学到的市场经济为什么是粗浅的？事实上，我们只学到了市场经济的工具理性主义，最大限度的获得利润，积累财富，扩大规模，追求GDP，但这些都不是我们的最终价值追求，市场经济有其价值理性，即归根到底要追求什么。很多人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学到了工具理性，但他的更重要的一本书《道德情操论》却谈及的是市场经济的价值理性，中国应该进入市场经济再学习的阶段，要去学习世界上先进的市场经济国家中比如宝马公司这种优秀的企业所具有的价值理性，我们太需要有梦想的、专注的、有价值追求的企业了，而认真地研究这些，也算是我的梦想吧。”
从当初误打误撞学了经济学，到现在著作等身，身兼多职，命运在二十多年的流转中已然沧桑巨变，年少时希望能为强国富民做一点贡献的梦想已经部分实现，金碚更多是感谢时代赐予他们这一代人的巨大机遇。“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但所经历的这段历史确实是极为精彩的。我们研究的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历史，是身临其境的生活和命运的体验。几乎每一个家庭都可以是中国当代经济变迁的历史见证，都可以有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