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5年前我大学刚毕业时，老爸让我继承家里的年销售额数百万元的小企业，被我一口回绝，我说你的企业一年赚不到50万元，我看不起。你给我30万元启动资金，我要去开软件公司，到我30岁那年，我还你1000万元！老爸当时快被我气疯了，他说什么软件企业，那是美国人搞的玩意儿，你一个专科生有这能耐么。但骂归骂，30万元他还是给我了。没想到，不到三年我就赚到了第一个1000万元。当我领着老爸到银行去看账户余额后，他呆住了，整整一天不说话。第二天晚上他叫了他的那帮老兄弟，一边喝酒一边激动地哭”。
浙商3.0：浙商精神的薪火传承
“在他们的眼里，整个大地都是交易所；在这块土地上，他们除了要比自己的邻居富有以外，没有别的使命；生意控制了他们的全部思想，一种生意换成另一种生意，是他们唯一的休息；即使他们偶而没有考虑自己的生意，那也是想探听一下别人的生意做得怎样??”卡尔·马克思是这样描述犹太人的。如果我们把描述的主角换成中国的浙商，同样会有入木三分的效果。
有“东方犹太人”之称的浙商也许是中国最热衷于交易的一群人，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种热情得以在一代代浙商中薪火相传，从未间断。当我们对晋商和徽商的追寻只能停留在历史的记忆中时，浙商却仍在接连不断地上演活着的传奇。
你会发现，在年过花甲的宗庆后还执着地跟外国资本讨价还价时，40多岁的李书福正在琢磨着怎样把廉价的汽车卖到非洲，而生于70年代的陈天桥则在考虑如何通过与惠普这样的跨国公司合作来优化自己的游戏产品?如果你想知道还有多少商业奇迹会在这个群体中发生，不妨关注一下他们中最年轻的分子——我们称之为第三代浙商，尽管目前，你暂时无法从福布斯富豪榜上找到他们的名字。
初露锋芒
一个21岁的年轻人能干什么？渡口网络总裁金津给出的答案非常特别。
1984年出生的金津有一个令大多数人都羡慕的家境，他的父亲金良顺是浙江精工集团董事长，手上控制着“轻纺城”、“长江股份”、“精工科技”3家上市公司，也因此在胡润百富榜上占有一席之地。
作为典型的富家子弟，金津完全可以选择过一种养尊处优的生活。但是2005年，当时年仅21岁的金津认真考虑了自己的未来，决定走一条更适合自己的道路，于是像其他渴望在高科技行业淘金的年轻人一样，投身自己喜爱的3D游戏行业。自己创业，当上了杭州渡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我父母所做的都是传统产业，尤其是近几年，投资量大，回报低。比如纺织、印染等这些都是传统企业，买一台机器就是500万元，但是这台机器要想产出些利润至少也要3～5年，再加上又不太好管，所以我觉得应该进入一个新的产业。”金津这样解释他的创业动机。
虽然创业资金大部分来自其父，但金津更愿意视之为一笔风险投资。“资本就像炸药包，会给我带来很大的压力。” 他说。在渡口网络的杭州总部，每个部门门口会贴上“桃花坞”、“星落湖”带有网游色彩的个性标牌，但室内装修可不像名字那样美轮美奂，都比较简单。
提到网络游戏产业，人们很容易想到第二代浙商的代表人物陈天桥。陈天桥的成功让人们习惯把盛大当做游戏行业的标杆。但与前辈对比，金津还是看到了自己公司的优势：“陈天桥他们创业时还没有想到后来的赢利，所以像盛大和九城的研发能力比较弱。如今他们花了很多钱在研发上，这样企业的运营成本比较高。”
而从一开始，金津就在自己的团队里配备了研发团队。经过两年多的发展，金津的公司自主研发的3D游戏《天机》很快就要上线，虽投入不菲，但根据目前的销售情况来看，“比起产出，投入并不算大”。现在，金津办公室的多功能一体机上经常能收从世界各地传来的合同样本，“在东南亚各国、日本、德国的协议都在草签，欧洲各国、巴西和印度是下一步的重点”。金津说，“达到上亿的收入，似乎并不太难”。
实际上，像金津这样初露锋芒的年轻浙商并不在少数。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甚至还为像他这样有志于创业的家族企业后代开设了一个特殊的班级“创业人才孵化班”，也称 “少帅班”。总结这个班的学员特征，我们可以为第三代浙商勾勒一个大致的轮廓：如果说把像宗庆后、鲁冠球这些依靠在传统产业白手起家的浙商归为第一代，而把诸如陈天桥、马云这些依靠互联网等新兴产业而崛起的财富新贵归为第二代，那么现在这些出生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深受互联网熏陶的年轻浙商可以算作是第三代浙商。
“毫无疑问，他们将是浙商的未来。”“创业人才孵化班”班主任邬家瑛对《新世纪周刊》说。在她看来，在这群20出头的年轻人身上，不仅传承了老一辈浙商的勤奋、勇气和眼光，同时他们还具备了与潮流接近的视野和知识储备。
据统计，在杭州软件业，80%以上的企业老板与中高层管理人员都是上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在他们当中，很多创业者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一笔启动资金，然后创办软件企业。靠着与生俱来的浙商基因与后天学习，带领企业迅速发展。
“在IT行业，新生代浙商显示的力量已可以与浙商在传统制造业中业绩相媲美。”浙大网新董事长陈纯说。
第三代的野心
虽然就成就而言，第三代浙商尚无法与他们杰出的前辈相提并论，但是从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锐气和进取心已足以令人刮目相看。
一位年仅27岁但已拥有数千万身家的软件企业老总这样讲述自己的创业经历：“5年前我大学刚毕业时，老爸让我继承家里的年销售额数百万元的小企业，被我一口回绝，我说你的企业一年赚不到50万元，我看不起。你给我30万元启动资金，我要去开软件公司，到我30岁那年，我还你1000万元！老爸当时快被我气疯了，他说什么软件企业，那是美国人搞的玩意儿，你一个专科生有这能耐么。但骂归骂，30万元他还是给我了。没想到，不到三年我就赚到了第一个1000万元。当我领着老爸到银行去看账户余额后，他呆住了，整整一天不说话。第二天晚上他叫了他的那帮老兄弟，一边喝酒一边激动地哭。”
德力西集团董事局主席胡成中在总结浙商成功的原因时说：“浙江人实际上是逼出来的，闯出来的，苦出来的，大家个个都想创业。”
这个观点在第一代和第二代浙商身上不难印证。然而，对于富裕而优越的第三代浙商来说，外在的艰苦环境早因父辈的努力而消失，是什么让他们依然保持了如此旺盛的斗志？
“少帅班”班主任邬家瑛表示，开办该班的目的之一，就是让“少帅”们具备经营好家族企业的能力和责任心，回家进行二次创业。
但出人意料的是，在第一届少帅班29人中，没有一个在毕业后选择回家继承自己的家族产业。据了解，其中1人在杭州筹资创办了推理游戏有限公司，另28人都在房地产、汽车、网络等行业自行谋职。
目前已在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就职的“少帅班”毕业生王伟晓，家里有年销售收入千万元以上的五金企业。“我不是‘拿来主义’者，不愿意直接接受父亲的事业———那会让我没有成就感。”他说，父亲很希望他回去打理企业，并给他挂上“副总经理”的职位，但他仍委婉地拒绝了。
王伟晓的想法在第三代浙商中相当普遍，这种貌似对家族生意的叛逆，实际上正是对浙商精神的某种传承。《浙商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作者杨宏建认为，强烈的“野心”是浙商成功的前提：“野心是成功的出发点，大部分人之所以贫穷，大多是因为他们有一种无可救药的弱点——缺乏野心。”
美国总统林肯认为，喷泉的高度不会超过它的源头，一个人的成就决不会超过自己的理想。第二代浙商的代表人物之一马云曾经说过：“阿里巴巴的六脉神剑一条就是激情，有句话‘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说的就是这个。”
第三代浙商从他们的前辈那里继承了这样的“野心”，才使得无论环境如何变化，创业永远是他们的第一选择。
新舞台新高度
人们在总结浙商的成功经验时，总会提到“四千”精神(即千方百计、千辛万苦、千言万语、千山万水)和“两板” 作风(即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这可以说是浙商艰苦创业的真实写照。
与第一代和第二代浙商相比，第三代浙商无疑是幸运的。他们拥有了第一代浙商所没有的商业环境，同时又不需要像第二代浙商那样白手起家。可以说，浙商发展到第三代，已有了许多全新的内涵。
对第三代浙商而言，他们具有比前辈更新的理念。他们通常受过高等教育，思维活跃，视野宽广，对商业环境保持着高度的敏感，对资本市场涌动着无法克制的冲动；同时他们喜欢学习，并同步汲取全球领先的商业理念。
其次，他们富于创新性。对第三代浙商而言，创业精神与老浙商一脉相承，却更具理性的思辨能力，在开拓事业、选择产业领域发展时，更加注重战略性，更加重视对市场的客观认识。很多原因都促使新浙商的投入不再局限于随处可见的国内日常消费品为主的制造业，而是向进出口贸易业、金融服务业、网络消费等行业领域进入。
如今，在浙江企业中出现的特许经营模式、网游运营模式、电子商务经营模式、数字化虚拟办公模式、财团联盟等都充分体现了新浙商以创造能力发展商业模式的特征。在中国著名的木制玩具之乡浙江云和，有一个从事木玩制作和买卖的“木玩世家”，29岁的何彬是它的第三代继承人。1997年，何彬父亲经营的木玩厂由于资金链断裂，濒临破产，这时喜好网络的何彬在一家美国B2B电子商务公司的建议下，利用电子商务开展网上贸易，结果这个把传统产业和现代营销模式结合的想法大获成功，使企业摆脱了困境。
“新一代青年企业家，当然要将老一代的精神发扬光大，但要有更显著的特点，如果说老一代浙商用的更多的是体力和抓机会来打江山，而新浙商需要更多的智慧和理性。”经济学家陈东琪说。
浙商精神的薪火传承
“浙江是一个具有炽烈企业家精神的地方，浙江商人既聪明又肯吃苦，敢冒风险，敢为人先，最让人佩服。”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总结浙商精神时说。 “浙商”已经成为了一块金字招牌，不管商业潮流如何变化，其中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并不会随之改变。对于新崛起的第三代浙商来说，他们的成就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某种程度上正是取决于其对浙商精神本质的理解。
为什么是浙商
浙江是一个资源小省，煤、钢铁、石油、有色金属等主要生产资源均小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不到全国的4%；占地不足国土面积的1%；人均耕地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8%；高等院校设置又相对较少，科研能力和科技人才相对不足；又因为处在对台斗争的第一线，从建国到1978年，国家对浙江的投入少得可怜，人均只有410元，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50 %；改革开放后，国家又没有给浙江特殊政策。
但正是这样一个资源贫乏的省份，却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大省之一。浙江省个体私营经济注册资本、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口创汇额以及贸易顺差、上市公司户数等6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
“浙商中还有一些共同的特质给人印象深刻——肯吃苦，谨慎的冒险，还有节俭。”浙商研究会会长杨轶清说。他认为，正是这些特点促成了浙商的成功。
有人说，浙江人“鼻子也能闻出商机”，是天生的“市场派”。经济学家钟朋荣对浙江商人的市场意识非常感叹，他说：“浙江商人都有比较强的市场意识，很会寻找机会，作为商人来说这是十分重要的。其次，浙商有着一股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他们永不满足。在浙商眼里，没有办不成的事，而且还喜欢不断地给自己设定新的目标，不等不靠，相信市场，相信自己，因此浙商的自立性比较强。”
有人认为浙商精神，其本质是一种企业家精神。经济学家汪丁丁认为这种“企业家精神”包含着三样东西，“创新的精神”，“敬业的精神”和“合作的精神”。浙商群体身上，这三种精神特别浓烈，并体现出自身的特点。这是浙商“长青树 ”多、群体规模不断扩大和日益强盛的主要原因。
顺时而变
但是，对于第三代浙商来说，他们所面临的环境和他们的父辈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浙商起源于一个卖方市场时代，在不少人的眼里，市场经济似乎异常“简单”，埋头生产，简单重复，就是利润之道。一些浙商把“睡地板”作为市场经济永远的钥匙，认为只要挺得住，算得精，就能长盛不衰。无休止的量的扩张成为置业的方法论，贴牌借东风成为进军世界的捷径，模仿取代了自主研发，价格拼杀取代了附加值实现。近年来，传统的浙商模式已开始暴露弊端。由于浙商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对能源和原材料等资源的消耗大，对环境的污染和影响也大，而且低成本战略和价格竞争也造成对员工工资的限制，产生劳资矛盾。这些都对浙商的进一步发展造成障碍，产生压力与挑战。
“当前，浙商当初成长发展的环境正发生变化，这直接考验着浙商的能力。浙商一定要适应这种变化，绝不能守着原来的发展模式和思路不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经济学家刘伟说。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吴晓波认为，浙商身上的某些特征在一段时间内可能是企业发展所必须的，但现在的浙江民营企业已经走过了草根时代，浙商中的“大树”已经蔚然成林。小草的生长机制和大树的生长机制是不一样的，必须转换管理思路，创新运营模式，这些逐渐成长起来的“大树”才不至于萎缩甚至夭折。
其实，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教授认为，“浙江商人最大的优势在于精神优势”。虽然随着时代的变化，浙商的创业模式、经营模式会随之转型，但那些牢牢扎根于浙商心中的可贵财富品质却永远不会褪色。
一般人都相信，第三代浙商在“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上面将会超过父辈。问题在于，父辈的创业者素质——诸如肯吃苦、敢冒险、保守中的创新，以及敏锐的直觉商业的天赋，能不能继续成为他们身上的“基因”。
实际上，在众多第三代浙商身上，已经可以看到这种精神的影子，他们善于选择适合自己企业的运营模式，善于接受新观念、新思想，他们对财富有更加健康的新理解，更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鲁冠球之子鲁伟鼎21岁时就担任了万向集团的副总裁，1994年转正为总裁。他说：“父辈们创造了过去，经历着现在，还将继续走下去；而我们这一代是踩着他们打下的基础，沿着他们开辟的大道前进，理应走得更好、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