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利用政策才能成亿万富豪。怎样利用政策,现在还有哪些政策可以利用,怎样预见政策走向?
中国富豪发家之谜有两条,其一是善于利用政策,其二是能预见政策。纵观中国富豪发家史,几乎绝大多数均得益于能利用好党的政策,或者有一种越出常人的政策预见能力。
利用政策
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的政策机会,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
第一,定价机制市场化带来的机会。
市场化的初期,最先是民用商品定价的市场化。那时民用商品奇缺,市场供不应求。在80年代初期,一批从事民用商品制造及流通领域的企业,它们通过相对简单的方式迅速获取财富。这一领域获得暴利的日子,在90年代初便告结束。
在80年代中后期,实行双轨制,即针对当时一般商品和服务的管制价格体系,采取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价格体制,逐步放任体制外价格机制的发育、壮大,并最终使得体制内价格丧失其显赫地位,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一部份人利用价格双轨制套取差价,当时最为盛行的是倒批文,某些干部子弟利用关系,一些“勇敢”分子则通过行贿从领导机关拿到批文,然后去倒卖紧缺重要生产资料和进口商品。粮食、钢铁、水泥、木材还有土地等等在计划内外的倒腾,十分容易取得超额利润。
据当年胡和立一份非常有震撼力的研究报告显示,仅仅在1988年,我国控制商品的价差总额在1500亿元以上,银行贷款的利差总额在1138.81亿元以上,进口所用牌价外汇的汇差总额在930.43亿元以上,这三项合计的价格双轨制差价就在3569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第二、产权制度改革带来的机会。在产权制度方面,建国后的前30年是将“私”变“公”,建国后的后26年是将“公”变“私”。而这一“公”变“私”的过程中,政策机会多多。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出现了浙江个体私营经济模式,江苏集体经济模式。到90年代中后期的改制,乡镇企业、集体企业转制成私人企业。国家抓大放小,进行国企改制、让民营资本、管理层、外资参与改制和收购,这一过程催生了一批“政策”富豪。
第三、分配政策变化带来的机会。80年代国有、集体企业的承包租赁经营推行,企业利改税。推行的各种吸引外资政策,对外商投资的超国民待遇。80年代开始的经济特区政策,各地开发区、工业园区及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以上政策固然是一种分配方式的进步,但也难免泥沙俱下,不少人利用政策不完善,钻了空子。
第四、产业政策变化带来的机会。在国有资本从竞争性行业退出的过程中,以及反垄断过程中存在大量机会。如粮食、运输、教育、医疗、金融、石化、航空等在向民营企业开放的过程中,首先拿到进入许可证的民营企业都有很好的回报。
第五、其它政策机遇。如从90年代初开始,金融领域的市场化。随着金融债务、上市公司的大量出现,这一时期,受政策支持的上市公司,包装上市,股本高溢价发行,向公众大量圈钱,几乎无偿获得了一大笔资金。有人统计,不计资金的时间成本从1991年至2005年4月,公众流通股投资损失高达1万亿元。而股市是一种零和游戏,那么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理解,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及政府税收部门在此期间无偿获得1万亿元,如果计算货币的时间成本,收益就更多。
由于目前中国仍然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政策机会仍然在较长的时间内会存在,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罢了。以下情况带来的政策机遇仍然将长期存在。
第一、定价机制由指令向市场过渡的政策机遇
如土地的市场定价机制,各级政府仍然沿用计划经济的办法低价甚至强行征地,然后高价半市场化卖出。之所以说是半市场化,因为土地征收成本与市场价存在很大的空间,这一空间为官员腐败提供了条件,也为企业权力“寻租”,钻政策空子获利创造了条件。
在企业资金的供给方面,利率定价市场化还远远没有形成,多年来存款相对物价指标(CPI)的负利率、零利率、低利率政策,使存款人数千亿的利息损失转移到获得贷款人的收益,数千亿的利息损失也为官员腐败,企业权力“寻租”提供了条件。同样,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道路,更是“路漫漫其修远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