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齐鲁之变
宋代名相赵普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意思是《论语》中包含了丰富到足够乃至用不了的治理之道。而这里的“治理”不外乎是“管理”的另一种说法而已。不过，在我看来，《论语》中的管理之道，或许国人尚未完全悟透。“齐鲁之变”即是其一。
《论语 "雍也》：“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文字简单至极，文意似亦不深。千百年来的主流注释出奇一致，这大概也是《论语》注释中的一个奇迹了。即如《论语》首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尚有多种注释。有说“按时复习”的，有说“时时复习”的，还有说“时时练习”以及“及时实践”的。而“齐鲁之变”的注释，从朱熹“集注”起，到张居正给万历皇帝讲课，再到钱穆“新解”、杨伯竣“译注”、南怀瑾“别裁”，傅佩荣再次“新解”，李泽厚“今读”，李零“我读”，译文大致为：齐国一变化可以达到鲁国，鲁国一变化可以达到道。解释大致为：齐国实行霸道，急功近利；鲁国实行王道，崇礼重义，王道高于霸道，鲁高于齐。
果真如此吗？我的观点是未必。道理很简单，齐鲁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且齐之所长，正是鲁之所短；齐之所短，正是鲁之所长。长短相对，且互补；王道与霸道相对，也互补。因而，完善自身的变革方向正是对方。这就是变革之道、“易”之道，也是管理之道。它本来可以有多个名称：太极、中庸、对立统一、一分为三。但前三个被久用、滥用、误用多年，以至于以讹传讹，不知其所以。因而，本文使用庞朴先生主张的“一分为三”的名称。其要点有：1）有A，2）有A的对立面B，3）AB朝着对立的方向发展。以此来完整理解齐鲁之变，只需加一句即可：鲁一变，至于齐，齐一变，至于道。
一分为三
本来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为何会误解千年？据说“易”有三解：变易、不易、简易。套用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一分为三是“变易”之道，这个道千年“不易”，但其实也相当“简易”，或者说简单。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孔子的本意可能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孔子对立德与立功、王道与霸道、德治与法治①的态度。
功德的说法出自《左传》：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然而所谓的三不朽，其实质仅“功”、“德”而已，言只是对功德的记录。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孔子及其后的儒家尊崇立德、王道与德治。但我认为，这种观点只看到了孔子的A面，忽略了B面。
证据之一，是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孔子对管仲的德行评价并不高，认为他“器小”、“不俭”、“不知礼”（《论语 · 八佾》）。但当两位高徒子贡和子路质疑管仲“不仁”时，又为他辩护，称许“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论语 · 宪问》）。并将一向吝于给人的“仁”②慷慨地送给了管仲：“如其仁！如其仁！”可见，夫子并不拘泥于德，甚至有一点偏向于功。
证据之二，是孔子对“致富”的看法。孔子自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老先生更愿意粗茶淡饭，曲肱而枕，乐在其中。他很喜欢的学生颜回，同样也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夫子的评价是：“贤哉回也。”这被称为孔颜之乐，其所乐为“朝闻道，夕死可矣”，也就是安贫乐道。单看A面，“子罕言利”，“君子固穷”。但翻过B面，其实子也曾经曰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他很欣赏的学生子贡，就是一位致富达人，“亿则屡中”，相当于现在的股神，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惧，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而且屡发屡中。夫子对子贡的评价是“瑚琏也”，栋梁之材。可见，夫子乐道，义以为上；但也非耻于言利，反倒有点致富光荣的味道。
证据之三，是儒法两家的学术渊源。儒法两家看似泾渭分明，儒家主张立德、王道、德治，法家主张立功、霸道、法治。但蹊跷的是，法家的早期代表人物吴起、李悝是子夏的学生，后期代表人物韩非、李斯是荀子的学生。而子夏、荀子均出自孔门，是正宗嫡传的儒家。究其原因，儒法两家，再加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可以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而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来源：易经。只不过对“易”的理解，道家主“变易”，法家主“不易”，儒家执两用中，主“中庸”，执经而达权。
所以，立德与立功、王道与霸道、德治与法治，有对立，也有统一，不能偏执一端，而应该执两用中。是为中庸，或称太极，也即一分为三，还可以叫做对立统一。从上面的证据来看，孔子是明白的，《论语》也是阐明的，只不过被误解、被误读了。其中不乏夫子的及门弟子。此外，孔子被误读为偏重德治，也跟他所处的时代有关。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礼崩乐坏，霸道横行。因而，孔子反其道而行之，提倡德治，崇礼重义，正是对时弊的纠偏，恰好符合一分为三的管理之道。
波形收敛
管理涵盖多个层次，可一言以蔽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小到自我管理、家庭管理，大到组织管理，乃至国家治理、全球治理，管理之道是普适的。
国家治理的两个关键政策目标是公平和效率。前者是内部凝聚力的基础，后者是外部竞争力的来源。对一个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来说，二者缺一不可。这是它们的统一性。但二者又很难兼顾，偏于效率则有损公平，强调公平又伤及效率。这是它们的对立性。因而政策的演变轨迹往往就是在二者之间往复。
新中国以革命的均贫富而建国，前30年公平优先（这是革命逻辑的自然延续），结果却只是均贫，无法共富。后30年效率优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是中国制造大行其道，大多数人比以前富裕了，然而却少了幸福感，多了焦虑心，因为贫富不均，公平缺失。“反者，道之动也。”接下来的30年，毫无悬念，政策会导向公平优先。近年来，理念层次上的和谐社会、中国梦，实践层次上的养老、医疗等福利，户籍、教育等改革，无不指向公平。然而，这一次向公平的回归，不会回到大锅饭，不会回到一大二公。这也就是一分为三的第四个要点：对立双方的往复是逐步收敛的。我称之为“波形收敛”，图示如下：
图中的公平（1）和效率（2）是对立的双方。如前所述，中国处于由效率转向公平的阶段。与我们相反，欧洲处于由公平转向效率的阶段。但其演变轨迹，则与中国无异。当然，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中国的演变轨迹，与欧洲无异。包括再下一个30年。
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欧洲一直引领世界潮流。宗教的祛魅和世俗化使人免于神权的压抑，宪政的出现和演进使人免于皇权的无节制压榨，由此获得并不断扩展了精神和人身的自由，增强了财富生产及交换的意愿和现实可能。经由工业革命时期的蒸汽动力技术和社会分工思想的推动，财富创造效率大大提高。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100年所创造的财富，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财富还要多①。但这一阶段，自由竞争的丛林法则、资本的相对稀缺性、劳动者的低博弈能力，也导致了公平的极度缺失。贫富差距悬殊，资本与劳动者严重对立，资本被形容为“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劳动者则被鼓动联合起来，打破身上的锁链，赢得整个世界。
为了平息绵延于欧洲的革命怒火，各国的政策取向陆续由效率转向公平，建立并不断提升福利体系。好逸恶劳，是人之常情。福利制度养懒人，损害的是财富创造的动力和意愿。欧洲在多年的福利重负之下，逐步变得步履艰难。而始于2009年的欧债危机，则宣告了福利时代的终结，欧洲将再次转向效率，以重新获得外部竞争力。其标志是深陷危机的“欧猪”各国（PIGS：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西班牙），以及其苦难同命的拉丁兄弟法国，乃至全民福利制度的鼻祖和样板英国，纷纷采取了延迟退休年龄、削减退休金、减少福利和补贴，以及裁员、降薪等政策手段。而在这些政策之下，最受伤的正是社会的中下层。公平的背影又一次渐行渐远。当然，不会远过滴血的、雾霾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
图中的中庸（3）是对立双方演变的终极目标。就公平与效率而言，是二者多次（也许是N次）往复之后，可能达到的最佳比例。但更可能的是，这一比例永远达不到，而只是逐步收敛，无限趋近。就像孔子所言，“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礼记 "中庸》）。更何况，事物（包括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就在于对立双方的冲突或张力，一旦冲突或张力消失，发展的动力也将式微。由此看来，大同世界、和谐社会、共产主义原本就应该是美丽的乌托邦。否则，历史一旦终结，未来将走向何处？
所以，对立双方的演变，在波形收敛之外，还应该有其对立面：波形发散。二者共同构成了一分为三的完整演变轨迹。就像宇宙有大爆炸，也有黑洞。前者是一个发散的过程，后者是一个收敛的过程。地球和人类诞生并存在于大爆炸，这个正在由强变弱的过程中；或许将终结于黑洞，这个正在由弱变强的收敛过程。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弱者，道之用也”。强者是历史和现在，而弱者是现在和未来。只不过对于宇宙的历史和未来，以人类的时间尺度，就像庄子所说的“蟪蛄不知春秋”，短暂到只可神游、无法记忆和规划而已。
包容性及其他
包容性（inclusive）大概可以算得上近期的热门词汇之一了。百度一下，结果有1800多万条。从亚行提出包容性增长，到胡锦涛的包容性发展，再到阿斯莫格鲁（Acemoglu）和罗宾森（Robinson）的包容性制度，均强调多元参与、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事实上就是更加追求公平，因为亚洲和中国在经济追赶阶段，普遍存在效率凌越公平的问题，包容性是对这一问题的纠偏。
阿－罗的包容性制度，与少数人垄断权力和财富的攫取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构成了对立的一对概念，被用来解释何以有些国家繁荣，有些国家贫穷。他们提出，国家繁荣的条件，除多元共享之外，还需要强国家的存在。换句话说，就是“有足够中央集权又多元化”的制度安排。不难看出，这个条件中包含了两个对立的要素：集权和多元化。或者可以换成更有对立色彩的两个词：集权和分权。如果说公平和效率是治理政策的两个目标，那么集权和分权可以看作是实现目标的两个政策手段或制度安排。而这种手段也是一分为三的。
有点巧合的是，以《历史的终结》而闻名的福山，近来关于国家治理的观点中，也包含了类似的辩证思维。他将治理定义为“政府制定规则、执行规则并提供服务的能力”，而治理良莠的分野在于自由裁量权和规则细化之间的权衡。自由裁量权过多的强国难以持久，但规则过细的强国同样不可持续。
如果将视野放得更久远一些，国家治理上的一分为三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就已提出的一个概念：第三条道路。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左派与右派、公共管制与自由市场、人文关怀与经济效率的权衡。100多年的世界发展史也见证了大家都在走第三条道路，资本主义在学习社会主义的公平和管制，而社会主义在借鉴资本主义的效率和市场。这，其实可以看作齐鲁之变的现代版。对此，我只能说，治理之道就是一分为三。
尾声
回到齐鲁。《吕氏春秋》上记载了一个故事。吕太公①封于齐，周公封于鲁。两人关系不错，探讨治国方略。太公曰：尊贤上功。周公曰：亲亲上恩。太公又曰：恐怕鲁国要贫弱了。 周公亦曰：鲁国虽然贫弱，但齐国恐怕要被外姓篡位了。此后，齐国果然日益强大，成为霸主，但传位二十四世后，被田成子篡位。鲁国日渐贫弱，仅能勉强维系，但存续了三十四世后才亡国。
可见，霸道王道，各有短长。偏执一端，均非治道。审时度势，执两用中，方为管理之道。是为一分为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