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霁凉曾在宝元通工作了18年,现根据其在宝元通的工作经历,择要叙述宝元通在经营管理上的几点作法。
宝元通成立后,业务发展极为迅速,资本积累很快,它在经营管理上自然有其独特之处。但追本溯源,这又和公司领导人的经营思想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宝元通创办时的对内外主要负责人肖则可在经营管理上形成了一整套办法,“重视服务态度,从各方面树立商誉”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条。
商誉是一笔无形的财产。宝元通常常是通过从各方面不断提高商誉后,再利用商誉来猎取更大的利润。在一九三六年以前,兰亭阴丹布在川南颇有销路,厂家不愿在价格和供应数量上满足宝元通的要求,宝元通便向上海华丰厂接洽同时推销华丰厂生产的美亭阴丹布,着重为美亭阴丹布宣传,说它质量好,脱色包换。不到一年,美亭阴丹布在川南销量大增,宝元通因此获得华丰厂给予的较长银期和较低价格的优待。“八·一三”上海战事发生时,它所欠华丰厂的远期货款,相当于宜宾分店总值的十分之一。宝元通之所以能够得到这样大的长期赊销货款来供应自己营运,主要就是由于树立了良好商誉的缘故。
同时,为了进一步达到获取更大利润的目的,宝元通还作过不少狡猾巧诈的宣传。一九三二年,宜宾分公司从上海寄来的一批永备电池中有一、二个包裹被水浸湿了,宝元通便将水湿和受潮的电池全部集中起来(经检验有的只是光度稍弱,还完全可用),故意当成渣滓陆续倒在轮船码头的垃圾堆上。
等到有人捡去发觉仍还可用,就有人说宝元通干了傻事,连好电池也丢掉了。于是,宝元通便在出售永备电池时向顾主说:“请放心,电不足的我们已当渣滓倒掉了”。证之当时的传说,顾主果然信以为真,认为只有宝元通出售的电池才是保证足电的。以后,别家商店的永备电池销量减少,而它的销量却大大增加。
它看到销售电池得到买主信任,便要求厂家在电池壳上加印“宝元通百货商店经售”字样,厂家见它的销量大,也乐于照办。于是,别家没有印上这些字样的永备电池更加无法销售,只好向宝元通进货转卖。这样,它就变成了永备电池在川南的独家经理处了。
还有一个小故事,也是在宜宾分公司发生的:抗战前川南一带银行不多,一般的地主、官僚多半把自己的钱存于殷实商家生息。宝元通也吸收了不少的存款。一九三一年,“川南王”刘文彩因家里宴客,临时叫人到宝元通去买味精,因所交的大洋是假的,被售货员拒收。这一下刘文彩认为扫了他的面子,便将协理黄凉尘锁去关起,扬言要杀黄的头,关宝元通的门。虽经多方求情将黄保释出来,但是否真的要关宝元通的门,市面上街谈巷议谣言蜂起,令存款人不免顾虑重重。
这时,宝元通就叫几个厨工各挑银元二、三千元向存户逐户送还。大家看到宝元通竟有这样一长串银担子招摇过市,莫不震惊于它的殷实可靠,不但存户不想取出存款,而且有的存户反而要求再存一点,以表示对宝元通的信任。于是,宝元通殷实可靠的商誉,更加盛传了。
其实,宝元通何尝不知道经过疏通绝不会有关门的危险,它之所以要这样做,正是为了要玩一套“欲擒故纵”的把戏,以欺骗别人,炫耀自己。这件事可以看出宝元通对于给自己树立商誉,用心是很深的。
链接: 宝元通百货公司成立于1920年,是重庆百货的前身,当年西南最大的百货商店。《辞海》中收录的民国时期重庆地区仅有的两个大型民族工商业企业条目中,一条是民生公司,另一条就是宝元通百货公司。
1920年,四川宜宾一家铁锅厂的学徒肖则可及兄弟肖雨声、学做布匹生意的熊阴村、当地财主王镜初合伙集资840元(折合600两白银)开办宝元通。在自创办到重庆解放后1950年转为国营的30年中,宝元通的业务从经营铁锅、毛铁,逐渐扩大到以百货、匹头的零售为主和兼营批发的多种经营,进而又投资工业生产,开办了纺织、印染、茶叶、皮鞋等工厂。其机构由四川宜宾林家巷口的一家小铁锅铺,发展为宝元通百货商店,在重庆、成都、昆明、上海、南京等地都有分支机构,抗战胜利前在印度,胜利后在香港也设立了贸易机构。
在旧中国,凡是开设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老店,如果没有一些自身的经营特点,是难以维持长久的。宝元通能够由小到大,发展为声誉卓著、名驰遐迩的大型百货公司,正是由于其自身有一套比较独特的经营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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