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2年年底以来，中国经济成了全球经济中最不可测的变量。一方面，有很多声音认为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由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过快，体制机制内的矛盾已难以调和；另一方面，很多学者肯定了中国经济的现状，认为未来中国经济仍将保持稳定速度发展下去，因为经济危机以来，虽然中国经济下滑严重，但环顾全球，它仍是最优秀的经济体，其经济下滑速度远低于其他新兴经济体和高收入经济体。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连续33年高速增长，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8%，总量增加24倍，在历史上从未有一个国家有过这样的成绩。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未来的问题同样前所未有，2012年中国人均GDP达到了6,090美元，按照中国政府提出的2020年实现人均GDP的倍增目标，中国经济2020年前后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可是，看看现状，中国各地频出的环境问题与医院高企的癌症发病率肯定了一个事实：中国经济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方式很难继续适用未来的发展需要。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要实现2020年翻一番的目标，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转变方式，可问题是，中国经济要针对哪些问题进行转变？笔者认为有三道坎需要跨越。
第一道坎：如何培育适应发达国家消费者新需求的投资热点和经济增长点
众所周知，现在的世界经济模式的本质是交换。在这种模式下，各国生产的产品的核心实际上是满足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既然是消费需求，那么需求必然会有上下高低之分，高的像精神需求，它需要人消费精神产品（比如精彩电影、阅读书籍、社交活动等）来满足；低的如保持人们基本生存需要的需求，比如吃的粮食、穿的衣袜、喝的清水等。当然，这里面的高低并不是指这些产品间存在等级之分，而是说这些不同产品一般情况下产生经济附加值价格的高低。
通常情况下，这些产品会被无数的消费者按自己的需求进行分配，生产者则会通过货币回笼再生产。而在这次经济危机中，这种过去几十年自然而然的分配方式出现了问题，惯常消费高需求的主流消费人群开始紧缩开支，减少了需求，这里所说的需求不但指高附加值需求还包括低附加值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仅消费低附加值需求的消费者难以负担经济的高速增长，于是产品淤滞，全球陷入经济低迷的情况就会发生。
让我们看一组数字，自2010年第一季度起，中国经济出现了连续13个季度的下滑，但同一时段，与中国相似的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在下滑，如巴西，2010年增长速度为7.5%，2011年2.7%，2012年仅有0.9%；印度2010年增长速度10.5%，2011年6.3%，2012年下滑到2.2%，如果这还没有引起你的注意，那么你可以再看看以往表现坚挺的高收入经济体，像韩国、新加坡等国这一时段的经济数据，他们的下滑幅度也远超中国。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这些不同种类的国家同时下滑一定是遇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没错，就是欧美国家经济发展滞缓，减少了进口需求，使得所有国家经济快速下滑，这些发达国家集中了大部分的主流消费者。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主流消费者减少了消费呢？在笔者看来，这一问题略有偏差。现在看来，并不是主流消费者减少了消费，而是两大原因使得生产者生产的产品不再适合主流消费者的消费偏好。第一个原因是，由于新技术的出现，原有的高附加值产品必须与新技术再融合以适用新的消费需求，比如，原本主流消费者喜欢看纸质报纸与书籍，但随着移动互联的兴起，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在电子产品上阅读。但在这一过程中，新兴的移动互联媒体并没有确定完善的分配形式（让我们想想苹果的分配方式吧，这是一条封闭环境下较好的产业链条），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人们正在免费享用原本高附加值的产品。当然，另一方面，高附加值产品通常也不是能够量产的产品，随着原本一些非主流的消费者逐渐升级为主流消费者，他们对原本低附加值的消费自然会变少（像原本的在家务农的孩子通过学习成为天天面对电脑的白领，他自然会降低对肉的需求，买电子产品）；第二是有更多的不发达国家通过发展开始生产低附加值产品，造成产品过剩，这些国家通过价格战的方式开始改变固有的行业格局，因此，低附加值消费者更容易保持原有的消费水准，生产者越来越难以赚取利润，由于这两种原因，经济增长自然就逐级下降。
所以，未来的发展核心在于投资适应主流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在这一点上，以移动互联的软硬件为例，中国并不占据优势，其他产品也几乎相同。
第二道坎：如何平衡中国老龄化带来的生产力下降和新的消费结构转变
2013年年中，如果说有什么话题可以和环境污染相并列，那么只有放宽二胎政策了。而在放宽二胎政策的背后，则是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严峻情况。与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的老龄化趋势问题更为复杂与困难。
据有关数据统计，2000年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0.33%，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比例达到7%，老龄化社会的趋势开始初步显现。而到2010年11月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60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达13.26%，65岁及以上人口为8.87%。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以及中国老龄委的预测数据更为严峻，2025年前后，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超过20%，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达到14%，因为过去中国的生产方式，这意味着，到2025年，中国每5人中就有1人开始失去劳动能力。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从1953年的0.25亿上升到2012年的1.27亿，并将在未来30年达到惊人的3.6亿左右，这一数字是欧洲人口的一半，日本人口的3倍??最让人忧心的是，到202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有可能达到10,000美元，这与以往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的情况相去甚远，这样的情况将会带来与其他国家不一样的老龄化社会经济方式。
举个例子来说，由于一半左右的65岁及以上老人居住在中国农村，其比例一般为45%来自于劳动收入，50%来自家庭转移。而随着这些人口的年龄增加，其劳动收入的部分将迅速降低为零，家庭转移将面临巨大的压力，而由于中国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子女承担其年迈的父母的财务负担的能力将越来越紧张。这说明，即使抛开日渐窘困的家庭状况不谈，未来老龄人口家庭出现的失独家庭、空巢老人、失能半失能情况都是有待解决的重要经济问题。而与之相关的医疗保健、旅游出行、保险等为代表的服务性行业前景虽然光明，但由于上述问题是已经进入老龄社会的发达国家所没有经历过的，这些行业是否能复制发达国家的经验还是个未知数。
唯一与中国现状相似的国家是日本，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后，一直难以调和赡养老人的问题。由于老龄人口的大量增加，医疗设施、老年人福利设施的数量严重不足，很多年轻人要面临养活4位甚至5、6位老人的问题（这或许正是日本自杀率高居不下的原因之一），日本政策投资银行2010年5月31日预测的数据显示，2030年，日本每天的住院患者平均将达到173.1万人，与2005年相比增长33.6%。据他们推测，这将导致看护人员严重紧缺，而由于日本老龄人口的快速增加，又造成了劳动力人口减少，并因此导致日本的生产和服务减少，最后通过投资和消费传导至企业和家庭收入，造成难以解开的恶性循环。
第三道坎：中国新型城镇化后，如何平衡第一产业失血带来的粮食问题
有这样一组数字，目前，中国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36%，农业增加值占GDP的10%。也就是说，现在中国有近4成的劳动力在进行农业劳动，保障着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一直以来，粮食问题是世界各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可遗憾的是，虽然技术和管理方式较上世纪有了迅猛发展，但人类如今依旧活在粮食紧缺的恐惧中，1967年德国人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曾写道：“养活人类的战争已经终结??本世纪70和80年代将有成千上万的人因饥饿致死。”这样的描述并不限于60年的著作中，2010-2012年索马里粮食危机期间有25.8万人因饥饿而死亡。据有关资料统计，到2050年，世界谷物的产量必须增长50%，而肉产量必须翻一番才能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
这样的数据显然和中国的现状相差甚远。2012年中国包括谷物、薯类和大豆等在内的粮食进口量达8,025万吨，进口额高达421.4亿美元，同比增幅超过25%。1月29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表示，我国粮食自给率已经跌破90%。由于美国主导着世界粮食定价权，中国无法保证在特殊情况下也能够顺利地从国际市场上买到，或者说公平地买到足够的粮食。
此外，根据国土资源部新发布的文件，目前全国耕种土地面积的10%以上已受重金属污染，共约1.5亿亩；此外，因污水灌溉而污染的耕地有3,250万亩；因固体废弃物堆存而占地和毁田的约有200万亩。这也就是说，国内粮食危机早已浮出了水面。
而随着新型城镇化的逐步推进，中国的粮食问题可能进一步加剧，而如果要保证粮食的自给率，就必须想办法提高农产品的生产效率。根据国外经验，凡是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农业的劳动生产率都要赶上或者超过了二三产业的生产效率，而中国的现状是，城镇化过程中，第一产业不但要面对急速“失血”，还要面对环境污染的严峻问题，并要在此基础上，迅速提高生产效率，这又是另一个发达国家从未面对过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