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顾名思义，国企，国家的企业，凭借垄断，依靠党和政府的扶持，占据无与伦比的资源优势，迅速发展，做大。然而，时至今日，国企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机制不活、创新不足等诸多弊病越来越多地凸显出来，其现状和发展后劲，不容乐观。毋庸置疑，国企唯一的出路，唯有改革。
实际上，纵观这么多年的新闻媒体报道，发生在国有企业身上的小改小革从未停止过，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做强，无论是机构制度、人事管理和薪酬分配，还是文化、品牌、竞争力，改来改去，仍然是剩下外甥打灯笼—照舅（旧），与国民的期盼大相径庭，相去甚远。究其原因，只有一个，改革仍不彻底，其深度、力度、强度还远远不够。 “改革是一把双刃剑”，任何改革的最大阻力都是既得利益格局。也不难理解，政府一直都在倡导、部署国企改革，而国企改革的最大阻力却来自于政府和国企本身。“革自己利益的命”，说起来，慷慨激昂，激动人心，做起来，阻力重重，绝非易事。那么，国企怎样才能走上彻底的改革之路呢？笔者查阅了史书上几则著名的变法改革，突发联想，以此抛砖引玉，希望对国企改革有所裨益。 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是指春秋战国时期法家著名人物商鞅在秦国进行的两次政治改革。公元前361年，秦献公死，秦孝公即位，广揽人才，下决心改革图强，恢复春秋时代秦穆公的霸业。商鞅原为卫国贵族子弟，闻讯从魏国来到秦国，说服了秦孝公变法，于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分两次实行变法。商鞅变法触及了旧贵族的利益，因执法较严引起保守派的怨恨，秦孝公死后，太子秦惠王逮捕商鞅，处车裂之刑，并诛杀族人。商鞅虽死，但秦惠王和他的子孙都继续实行商鞅的新法，变法前后21年,秦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中最为强盛的国家，为秦国最后消灭六国、统一整个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是在北宋宋神宗熙宁年间进行的一次改革。公元1067年，宋神宗即位，励精图治，立志革新,于公元1068年召王安石入京，变法立制。王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力排众议，在社会、经济、军事各个领域实施变法。http://china.aihuau.com/神宗在位期间，维持变法将近二十年，王安石变法使得北宋经济、军事、国力大为增强，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极贫积弱的局面。由于变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皇室、朝臣和地方豪强的利益，遭受到强烈的阻挠，特别是皇太后为首的外戚的反对，加之变法用人不当，危害百姓等诸多原因，变法几度踯躅徘徊。宋神宗逝世后，哲宗继位，太后垂帘听政，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掌握了政权，变法被罢黜。 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改革，也可称为张居正变法，是指明朝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为挽救明王朝，缓和社会矛盾，在政治、经济、国防等各方面进行的改革。 当时，神宗皇帝年幼，张居正任内阁首辅，朝政实际上由张居正一人掌管，在任期间，他采取了一系列果决改革措施，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推行了“考成法”和“一条鞭法”。张居正改革强化了国家中央集权，财政收入有所增加，经济状况有所改善，在国防上增强了反侵略的能力。1582年，张居正病死，改革遭到破坏。反对派还疯狂地对张居正进行打击报复，撤销了张居正的官爵和封号，查抄家产，仅留田地十顷，以赡养张居正的八旬老母。张居正的长子被逼自杀，其他家属也惨遭迫害。直到30多年后，张居正才得以平反昭雪。 不难发现，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改革都彰显着一些共同之处：一是无论是变法还是改革，只要顺应时势，都能取得卓著的功绩，并在之后的一段历史时期，起到深远的影响；二是每一次成功的变法或改革，都必须由权力最高层的亲自参与，或得到权力最高层的鼎力支持，也就是“顶层设计”、“顶层评估”和“顶层强推”；三是每一次变法或改革，都是改革派和反对派的实力较量、利益争夺和权力博弈，改革需要一个具有实权、大智大胆、勇于担当和精神的改革者，还要扶植改革团队。 总之，改革派权势大过反对派，改革成功；反之，则失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所谓，国企改革事关国家社稷，事关民族振兴，却是知易行难，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