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市场化的过程当中，人们更多地关注经济增长的一些显性的不良后果，比如对环境和生态的破坏，而很少关心市场化驱动的增长可能存在的一些隐性影响。假设某地开始了实施促进增长的举措，一个常见的办法就是举办一个创业园区，吸引企业进驻。随着一些创业企业的进驻，创业园区开始热闹起来，雇佣的员工越来越多，企业缴纳的税收也开始增加，地方政府非常满意，很是欣赏市场化所带来的这繁荣景象。于是，领导们决定去园区好好参观下，看了看工厂，任务繁忙，员工工作效率也高，看起来工厂都很有活力。这就足够了。领导们只愿意看这些显性的成就，并不愿意看园区繁荣的背后还存续的一些故事。 这背后的画面又是什么呢？我们还是回到园区初创时期。那个时候进驻的公司少，公司雇佣的员工也不多，特别是创业公司起步困难，能付给员工的报酬也不是很多。大家都窝在周边的居民区，合租个房子对付了事。苦是苦了点，但创业的劲头足，园区和周边住宅区都充满生机。随着园区内进驻的公司增加，员工也越来越多，租房子的人增加了，就会带动周边房屋的租金上涨。这个时候就有部分员工需要权衡性价比了。合租便宜，但太拥挤，还吵闹，影响生活质量。于是员工中间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人开始搬入高档点的小区住，那儿租金虽然高点，但毕竟住起来舒适点。我们的故事由此才真正开始。 可别小看员工的这种分流，其背后有着非同小可的社会意义。园区创业企业的发展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繁荣，员工收入开始增加。在企业的正常激励下，一部分创业者和业务骨干获得了丰厚的创业回报，已经可以自己买房子住了，自然就离开了周边居民区，找一处适合自己的小区购买住房然后定居。还有一部分业务做得不错的员工同样收入增加较多，虽然不足以买房，但可以不用再租住廉价的房屋，转而选择一些租金稍贵点，但住的宽敞点、小区环境好点的地方居住。而剩下的获得普通水平收入的普通员工以及不成功的创业者则不得不继续留在廉价的出租房内，过着自得其乐的生活。从地理上看，园区周围的居民区开始出现了分化，一部分条件好的小区房租上升较快，房价上涨得也快；而另一部分条件差点的小区则房租和房价都上涨稍慢点。而租户和住户的流动和小区的分化形成了一个相互促进关系。收入较高者能够承受较高的房租和房价，因为选择条件较好的小区；反之，收入较低者只能选择条件较差的小区，尽量减少因住房带来的生活负担。 这种小区和人群的分化会带来什么影响？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诺奖得主托马斯·谢林就已经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这位博弈论大师极具超前的智慧，居然透过不同居民区之间的住户流动，看出了社会变化的性质，并建立了一个博弈论模型来分析它。在谢林看来，住户在不同小区之间的选择和流动有可能导致小区和住户间的分化，谢林称之为“隔离”。这个隔离并不是说把某个人隔离起来，而是说在地理层面上人以群分了。看到这读者困惑了。中国自古不都有人以群分这句古话吗？孟母择邻而居，一直被传为佳话。这当然没错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孟母择邻而居，是因为好的邻居具有正外部性，能够增加自身的效用。用当下时尚的词汇来说，就是获得了其他人的正能量，或者说自己把正能量传递给了其他人。
但正外部性只是从个体层面来讲的。如果我们考虑宏观层面，情况就有很大的不同。邻里的这种正外部性只有当你和其一个小区的时候才能享有！也就是说，不同小区之间，正外部性是无法溢出的！这是因为每个小区都相当于一个半封闭甚至全封闭的居住环境，小区内部可以自由交流，但小区之间则是隔断的。现在物业都喜欢称自己所管理的小区为私家花园，就是此意。正外部性无法在地理上溢出，就是谢林所说的隔离的本质。那么这个隔离会带来什么问题呢？在一个城市，每一个小区都如同一个个孤岛，链接这些孤岛的不过是街道和其他硬件设施，而缺乏情感层面的交流。这点和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完全不同。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不仅是地理上的链接，也不仅仅是血缘上的链接，更重要的是情感上的链接。这种情感上的链接能够创造出强大的社会资本，支撑着中国社会的持续进步。反之，假如一个城市都是一个个孤岛的集合，那么社会资本就会衰减，经济增长反而没有达到最佳路径。这正是著名政治学家普特南所担忧的，他在观察到美国社会的这种孤岛化时，也同时看到了社会资本受到的冲击。 从谢林对小区隔离的分析上可以看到，只迷恋看不见的手的人只看到相同的人，而无视社会当中形形色色的不同个体。这些多样化的个体的确在做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但流动的结果并不必然有利于社会。回到开头的工业园区的故事，工业园区的兴起的确带来了当地的经济繁荣，但同时也可能造成了社会隔离，以及社会资本的衰减，如果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不能采取行动，来修补市场化的不足，那么这种隔离就会阻碍增长的可持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