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李海仓之子李兆会，已出任海鑫集团“掌门”； 鲁冠球之子鲁鼎伟，已出任万向总经理； 刘永好之女刘畅，已经出现在民生银行和金鹰成长基金的股东名单中； 左宗申之女左颖，已居ST宗动第一大股东之位，成为中国最年轻的亿万富翁……很显然，继承财富的第二代富豪，开始随着民企一、二代交接班，成批地走入了人们的视线。 作为民企密集的浙江，尤其是甬（宁波）、台（台州）、温（温州）一带，民企多以“上阵父子兵”的形态完成管理架构。关于家族经营的利弊、职业经理人能否在民企顺利空降等方面的探讨，近年来不绝于耳。但不管结论如何，历经二十多年创业的民企老板们，多数现在已切实面临企业“第二代”能否担当重任的问题。而且，老板子女的经营能力和道德素养，也直接关系到浙江民企今后的持续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陆建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中国的富豪们目前在忙三件事，一是发展企业，二是与政府打交道，三是教育孩子。即使是很年轻的老板，也把培养孩子提上了议事日程，而80％的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继承自己的事业。 两年多前，一部偶像剧《流星花园》红遍整个亚洲，故事起源在一所四大家族为培养优秀后代而创立的超级白金学院。如今，浙商版“流星花园”上演——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开办了民企“创业人才孵化班”。消息传出后，这个充斥了百万、千万富翁子女的班级备受关注。 挑战民谚“富不过三代” 校方想尽量淡化这个班的“超白金”色彩。在向外界作介绍时，他们的口径一致：“创业人才孵化班”的30名学生是从100多名自愿报名的大三学生中选拔出来的，他们将进行两个学期的学习，一般在每周六上一天课，学习创业和企业管理。除常规的本科学费外，学生们每个学期需另交1500元学费，用于聘请校外的知名教师、企业家前来授课及进行户外拓展训练等。 参加这个班的一个男同学告诉记者，他们并没有脱离原来专业的学习，只是增加了这块内容，利用周六的时间。“所以费用并不贵啊！” “创业人才孵化班”班主任徐萍平则对记者说，开办这个班级的想法源于一份调查。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家族企业研究所所长陈凌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来自美国国家独立企业联盟的一个调查显示：2／3的企业家来自拥有企业的家庭，原因是在父辈的熏陶下，他们能够获得对企业更多的感性认识和经营诀窍，并具备创业的潜在意识。 2003年底，陈凌及其同事曾经在浙江8个县市做过一个企业调研，312家企业中，三分之二的企业属于家族企业，这些企业2002年的销售收入都在500万以上。如果按照正常的家族代际传承，那么有资格成为“百万富翁”乃至“千万富翁”的新中国第二代富豪将数不胜数。 “富不过三代”，中国的这一古语是千百年经验的积淀。陈凌表示，眼下的这批中国富豪，财富传承大多尚不到三代。建国后，由于计划经济时代不允许私营企业存在，政府曾经对过去的工商企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历史上存在的家族企业都销声匿迹了，因此改革开放以后不断涌现的民营企业都是完全崭新的，只有极少的企业可以追溯到1978年以前。 有调查显示，全世界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不到30年。全国工商联前不久在国内21个城市的抽样调查显示，有70％左右的民营企业主竟然不懂财务报表，有些企业主甚至不看书、不看报。也正基于此，民营企业主都希望自己的下一代在接班时能拥有更高的学历和更丰富的知识。 由此可见，第二代富豪在承继巨额财富的同时，也承受了父辈在事业上更多的期望，所以对他们的教育被父辈列为头等大事。 徐萍平告诉记者，从城市学院的学生实际情况来看，他们大都来自经济比较发达的浙江及周边省市，许多家庭都有创业背景，父辈为他们完成了创业资本的原始积累。与其他学校的同类学生相比，这些学生在创新创业意识和社会活动能力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事实上，有些学生在校期间已经在从事某些创业活动，而许多浙商也盼望子女毕业后继承父业或从事二次创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每年到“广交会”时，总会有一些学生向学校请假，说是要帮父母到“广交会”上做生意。 该学院的叶加申老师说，民企老板很希望孩子能在常规学习之外，得到如企业经营、公共事务管理、法律等方面的教育。 然而，高校传统的“大锅饭”教育对这些想吃小灶多补接班课的学生来说，也许还有待变革与创新。 徐萍平认为这是一个有需有求的市场，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父辈们为他们完成了创业资本的原始积累，他们比其他大学生更具备创业优势。而学校如能在此基础之上培养和发掘学生的‘创业潜力’，无疑可以为有志于创业的人才提供一个孵化器。” 建自己的人脉，接父辈的“枪” “是个不错的创意，但是否成功谁也下不了结论。”11月26日，浙江省教育厅高教处的相关人士这样说。他表示，近年来浙江省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办学，所以对于城市学院创立这个“人才孵化班”持鼓励的态度。 对于这个班另外收取学费的行为，该人士表示只要通过有关部门的审核，那是没问题的，因为在该省整个高教思路中也允许“社会力量办学按成本收费”。 浙江当地媒体一个记者在采访后说，在采访这些大三学生时，他觉得有点意外。面对记者采访时，那些同学纷纷递来名片，上面“证券公司投资顾问”、“电器公司总经理助理”……林林总总，各种头衔和职位都有。而他们的脸稚气未脱。他们的解释是，名片可以帮助他们在社会实践中更快地融入实际业务，而事实上，他们也确实都在不同的公司做着相应的工作，逐步积累着创业或是守业的经验。 和其他班级的学生不同，这里很多同学的烦恼不是找工作，而是毕业后怎么接班。 原来读会计专业的学生沈杨告诉记者：父亲是温州商人，在台州经营了一家制造珠片的企业，眼看自己大四了，面临的不是找工作，而是明年如何接过父亲的“枪”。虽说自己学的是会计，对经济、财务知识等相关知识也算是比较扎实，暑期实践也不少，但一想到明年就要真刀实枪地进入企业管理和具体操作时，他心里就难免发慌：“像我们这种家庭，不会让你给别人的企业打工，在自家企业接班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可等到你真的着手要做好一件事时，才知道其实自己揣着的是一只兜不了水的竹篮子。接班不是荣耀，更多的是负担，是烫手山芋。” 工商管理专业大三学生王伟晓，父亲是宁波一家五金工具公司的老板。他告诉记者，当初填报工商管理专业，就是因为父亲希望自己能继承他的事业，听说学校要开设“孵化班”，父亲更是极力鼓励他报名参加。 当初，王伟晓的父亲是搞技术出身，苦心经营多年，才将家族的五金生意打造成现在的规模。在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王的父亲想到应该请一个职业经理人来担当总经理的职位，以便企业能良性循环发展。但是这样的想法遭到了王伟晓母亲的反对，她觉得自己的儿子就是学管理的，以后总是要继承家族生意的，何必多此一举，请个外人来管理企业呢？ 于是从懂事起，王伟晓的父亲就有意识地培养他。每年寒暑假带着王伟晓见见生意场上的叔伯；处理公司业务的时候，让王伟晓站在一旁看看，积累经验；公司有重大决策的时候，王父也会征求儿子的意见。一来二去，王伟晓有了不少的实践机会。接触公司业务中间，王伟晓觉得，尽管现在家族企业的确拥有一定的规模，但是缺乏核心竞争力，缺少拳头产品，缺少让企业常青的知识和动力，他接手公司后不仅要守成还要完成二次创业，而这个二次创业就需要自己首先具有将企业带入良性发展的综合能力。 “所以我迫切需要学习更系统的企业经营管理的知识，培养这方面的能力和素质。”王伟晓说，“在这个班，我受益最多的就是能够结交很多以后会走一样路的同学，毕竟背景相同，耳濡目染父辈经商，在与他们进行一些案例分析时，很多时候会有一些火花产生，而这种灵感的凸现，会让我受用终身。” 记者在采访中听到更多的是学生们对因此积累起来的人际关系的渴望。 陈瑜，来自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地区义乌，父母都是生意人。做了一辈子生意的父母，希望儿子能走一条与父辈完全不同的路，不过听说儿子要参加创业班，还是举双手赞成。 陈瑜的父亲说，义乌家族企业很多，许多老板文化水平不高，家族企业发展到一定水平，就遇到管理上的问题。企业要继续发展，必须聘请专门的经营人才。孩子学好了本事，将来可以接我们的班，也可以给这些老板打工，做职业经理人埃陈瑜的想法是，以后还可以报考公务员，不管从不从商，多掌握一项本领就多一条路。而且参加这个班可以认识许多人，人脉关系对将来的职业道路也是很重要的。 本土教育与海外教育短兵相接？ 自开办以来，“人才孵化班”在媒体传播的作用下，名头越来越响。有的人称之为“少帅班”、有的称之为“未来总裁班”。 班主任徐萍平笑着告诉记者，孵化班并不急功近利，学校并没有指望通过这一年的培训，就让学生能很好地去接班，而是希望他们在原有受家庭教育的基础上，能提高一个台阶。孵化班的目的，就是让学生能缩短创业成功所需要的历程，减小犯错几率，提高成功概率。 陈凌说：“30名学生中，肯定有人会继承财富走上创业道路，但他们现在的意识比较模糊。孵化班在一年内针对他们的特殊身份，充分考虑其特殊需要设置课程，能使他们比较早地进入角色，积累更多经验。” 不过，根据陆建华的介绍，他与众多的富豪们打过交道，发现大部分人把子女送到了国外，而且是最好的大学，比如英国的剑桥，美国的哈佛与耶鲁。有趣的是，文化素养高一些的往往把孩子送到英国，而文化相对较低的富豪父母则清一色把孩子送到了美国。 同时，记者也从浙江绍兴了解到，该地区民营企业家们更多的是热衷于送子女到境外学习、进修和工作。 如今，在绍兴企业掌门的继任者中的相当部分是“海归”。据统计，在绍兴年销售超亿元的102家企业中，有二十余位老总的子女留洋后回国，到父辈企业继任或即将回国接班。如浙江亚太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老总的一儿一女，分别被送往日本和加拿大留学，现已学成回国并分别支撑起公司的两大块业务。这些企业老总子女在国外学的大多是与本企业经营业务相关的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国外多方面地吸收了先进商务理念和管理模式。陆续回国的“海归”已崭露头角。 徐萍平向记者透露说，虽然这些学生的家庭，大多拥有千万资产的企业，也不乏上亿者，但从学校掌握的情况来看，这些学生的家庭没有什么“大鳄”，他们仍然属于浙江民企中的“中小企业”。他们的家庭因为种种原因没有送小孩去海外，这也有利学校进行更广泛的试验，是本土教育与海外教育进行对比的好机会。不管他们到哪里接受教育，最后都会在国内的市场进行对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