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王东升自称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这缘于他对实业报国的执着。即便是在企业发展最困难的时期，面对外界的质疑，他和他的团队始终坚定执行成为显示领域世界领先企业的战略目标。他坚信只要长期持有，中小投资者是有回报的
立志产业报国成为全球面板行业领导者，作为后进者，在跨国公司挤压、连续亏损并巨亏、圈钱烧钱骂声、不断调整自我中鏖战10年，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全球行业第五，2012年盈利、2013年前三季度业绩大增，自称“理想主义者”的京东方董事长王东升，似乎看到了曙光。
80年代初，杭州电子工学院毕业的王东升加入北京电子管厂。“文革”后上大学，改革开放后是首批走出国门看世界的。“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大多有些理想主义情怀。‘文革’后这一代人都在反思。落后就要挨打——100多年来多少中国人都在做富民强国的梦。我们赶上了这个好时代，必须有所作为。”王东升说。
“一个有战略的企业是幸运的，一个有战略家的企业是幸福的”，这是京东方总裁陈炎顺对王东升作为掌门人的感慨。“现在京东方已经进入良性发展轨道了。”王东升2013年11月对《董事会》的这句表态，是其首次公开表示京东方已步入良性轨道。十年磨一剑，京东方终于赢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间，似乎初步证明了自己。由是，王东升用自己的鏖战，探索了一种理想主义企业家人生的可能性，这极可能是客观上王东升之于当今中国企业家群体的最大意义：为企业家的存在意义乃至人生的意义这样的终极问题提供了一种回答。
《董事会》：您任20多年董事长，如何评价自己？
王东升：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有亲戚说我没有融入社会的“主流”。
《董事会》：您讲的理想主义者，主要是指立志产业报国？
王东升：是的。刚参加工作时，我参加了一个军工产品的鉴定会。原以为我们的产品有多先进，可跟当时国外的相比，就显得落后很多年。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我就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军工企业的经历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一定要有赶超世界水平的信念和勇气。当时，听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的话，眼泪都会流下来。改革开放后，京东方和日本松下公司合资成立松下彩管厂，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合资企业。当时我是合资的工作组成员，发现日本公司也讲“产业报国”。点点滴滴的教育、时代背景，塑造了我们这一代人。
若想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企业，不能只尽力于独善其身，还要尽责于兼济天下，更要尽心于经世济民。所以我们以产业报国作为产业人的本分。我们的愿景是，创办一家充满活力和价值创造力、最受人尊敬的伟大企业，为中国现代化和人类文明进步做贡献。
《董事会》：企业如果不能赚钱，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作为理想主义者，您对企业家精神如何看？
王东升：企业家精神有很多种说法，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新鲜感。对事物要保持新鲜感、童心，这会保持你的想象力、活力、创新力。保鲜需要虚心地去学习，我每月要看2、3本书。第二点，企业家与生意人不一样，企业家要做百年老店。松下公司创始人松下幸之助曾说过企业是社会进步的公器。就是说，企业要尽社会责任，企业家要做长期的事业。第三，企业必须赚钱，赚钱才有机会可持续发展，成为百年老店。
《董事会》：京东方这些年的发展，外界多有质疑，也有骂声。您感到过压力吗？
王东升：压力一定会有的，但我们认为是在做正确的事，是在做一件伟大的事，不论遇上什么困难，决不放弃，坚定地走下去。很多事就怕你坚持不下去，不够执着。你看很多美国、日本的优秀公司是怎么坚持走的。中国的工业化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做事情一定要有长远的眼光，否则，可能又像过去一样，一旦一个新技术出现，对中国的很多公司就是灭顶之灾。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面板企业亏了那么多年，当地民众对此是很宽容的。因为这个行业从全球来看，前期都是要亏损的。在国内，尽管质疑声很多，我们能接受得了。对批评，是有压力，但我们更看成动力。批评会让我们未来走得更好，少犯错误。
《董事会》：一路艰难走过来，包括多年亏损且数额巨大，您如何化解压力？
王东升：人常说人生苦短，大家都有压力。2003年收购现代公司液晶业务之际，我压力很大，为缓解紧张，在家泡了几个小时澡，还是紧张，接连打了十几个电话，给政府、客户、律师、会计师、银行等领导和朋友问意见，潜意识是寻求鼓励、支持。
怎么化解压力？第一，你要相信，你做的事是正确的，是对国家、社会、员工和投资者负责任的事，值得你一生去努力，有这个基本点，压力就化解了一些。即使长期备受质疑的煎熬，我们也从未怀疑过自己的路。第二，要学习。我们接触的客户、供应商、合作伙伴都很聪明，通过定期的交流，得到很多营养，站在全球的视野去看问题。比如你亏了，是有压力，但你要看公司的资产质量、发展前景怎么样，全球竞争地位怎么样。有这个全球观，心里有底了，你知道现在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此外，我自己每个月看2-3本书，不分种类，看起来与我无关的有机会也会琢磨去；第三个方面，要调节自己的生活方式，就是个人的调节。我现在每天打太极拳，也有自己健康管理的方法，到中国传统文化里找静思、修为的方式。你要积极进取，同时还要保持一种平常心，这很难的。京东方比较低调，低调可以让你静下心来化解压力。千万不能让压力扰乱你的理性思维，化解压力可以让你永远保持沉着冷静的理性的思维。
《董事会》：正如您的亲戚说您没融入这个社会的“主流”。在这个时代，理想主义者是否意味着孤单、特立独行？
王东升：2003年我们收购韩国企业进入面板行业。董事会经过激烈的讨论，刚开始大部分人反对，后来同意了。政府也很支持。当时北京市主要领导跟我说：企业要走出去，平板显示，中国需要。这个项目的发展，政府给予支持。他开了两个会议，做了会议纪要。当时的国家发改委的一位副主任对我说，这个项目你们做成了，国家要记你们一功，如果失败了，我还要支持你。从此以后，包括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政府的态度都是成功了记你一功，失败了也要支持你。高层领导清楚，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的面板产业。领导的鼓励和鞭策，激励我们必须做好。同时我们感觉到，我们并不孤单。
我们在合肥、重庆等地投资建厂，都是当地政府请我们去的。在合肥，我们跟市委书记、市长闭门交谈，我反复强调我们这行投资巨大，前期是要亏损的。他们说，一定要把这个产业做起来，风险共担，我们很感动。他们安排我们参观两个地方：李鸿章纪念馆、合肥滨湖新区。纪念馆比较客观的反映了李鸿章。李鸿章办学校、办工业，是一个胸怀富国强兵大抱负的理想主义者，却有点生不逢时。看完纪念馆，我眼睛都红了：我有个感慨，这100多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都有一个强国的梦。然后去看滨湖新区，那种重造一个合肥的大气——你突然感觉不孤单。在这个时代，很多人在你身边。之后，市委书记跟我说参观地点是他选的。我说，你懂我。合肥方面不是心血来潮，他们对这个产业、对京东方、对我们团队有很多研究。
在公司内部，我也不孤单。高管团队中很多人工作超过10年，核心团队比较稳定。怎么凝聚团队？一定要有共同的理想、价值观，这是最重要的。给大家一个梦，共同实现这个梦。另外，文化也很重要。简单和谐的人际关系，忠诚感恩的为人准则，竞争进取的人生态度，齐心协力的团队精神。这四句话，我们讲了20年。对人要真诚，不同观点可以吵架，但内心要有大爱。作为董事长我认为要做好三件事：定好战略，确保战略前瞻性、坚定性和连续性；建好、带好团队，提升团队执行力，落实战略；培育积极向上的文化和机制，支撑战略目标实现。
《董事会》：您对京东方未来如何看？
王东升：经过10年的积累，我们已经完成从平板显示领域的“进入者”到“追赶者”的转变；目前，我们进入了“挑战者”发展阶段；我们的愿景是要成为平板显示技术的“领先者”，乃至“领导者”。未来战略，我们提出打赢两场战，就是PS+，屏和屏相关的系统和服务，PS+的大方向围绕科技、健康和时尚。
《董事会》：中国的企业家在“中国梦”这一历史进程中，缺乏什么，或者您对企业家的一句共勉？
王东升：美国一家做新型材料的公司，40年前由一个大学教授带两个博士创立，赔了39年共7、8亿美元。到第40年，赚钱了，目前掌握了全球行业大部分核心专利。我去参观，对方说，这是我们创始人，他去世了；这是我们的CEO、CTO，当初的两个博士。看完后，你会很感动。就是，一个人，一辈子，做一件事，这么执著。这是几乎70%的领导企业都在美国的原因。作为创新型国家，美国的那套文化、机制，我们真的要学。他们有一批人，专心、专注、专业做一件事。甚至只剩下1个人，也会坚持。15年前，我们投了美国一家平板公司20万美元。一直没有成果出来。5年后，公司只留下一个人了，他就把公司注册到家里。4年前，我们突然收到了36万美元的分红，他说非常感谢股东这么多年的支持。这三年继续收到分红。
我们京东方做事同样是：专心、专注、专业。举个例子。1997年，京东方运作B股上市之际，一家国际基金公司找上门来：基金入股几千万美元，承诺可以进一步转换机制，给我们管理团队更多股份，公司改名东方花园做房地产。这无疑很有诱惑力，单从经济的角度，方案是不需要考虑的。后来，我想，1800年前中国的制造业位居全球第一，工业革命后落后了，好不容易有机会做制造业，需要有人去做。老电子管厂的根底是不错的，如果这些企业都不做，中国工业化怎么办？四个现代化，第一是工业化。就放弃了这个基金，还是专心做工业。
一直以来，我的信念是：世界上没有办不成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想到了，看准了，就去干，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就一定会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