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斯坦福研究中心(SRI)副总裁格兰·瑞斯曾兴奋地对记者说：“现在中国的创业氛围一点也不比美国硅谷差。”但在携程CEO梁建章看来，瑞斯只能算个后知后觉者。早在90年代中期，梁建章就发现，在中国创业的机会远比美国要多。
“一个中国人，如果个人素质能评A的话，在国外只能是B，而在国内就可能是A＋，”汉能投资董事长陈宏显然也赞同梁建章的观点。陈宏是第一个在美国创办企业并把企业带上市的中国留学生，但面对祖国的蓬勃商机，他还是将他第四次创业机会定位在中国。
创业热情难以遏制
上世纪70年代初，原申华实业董事长瞿建国为创办自己的事业，还只能晚上偷偷做工，为此还担下了“日公夜私”的罪名，他的原始积累只能通过一个个家具完成；而1999年，梁建章创办携程时，却是一帆风顺，甚至不需要太多的资金，自有一大堆风险投资想给他钱让他创业。
时过境迁、沧海桑田。但在这30多年来，中国人创业的热情始终难以遏制。
1984年，朱裕华移民意大利，他决定，就算是个跑堂也要当个“最出色的跑堂”，没多久机会来了，进口中国猪鬃让他赚到了第一桶金。而这时的国内，瞿建国在川沙孙桥的乡镇企业正做得如火如荼，孙桥也成了国内第一批亿元乡；朱丹则在上海交大管理学院攻读研究生，清华本科毕业的他在交大学会了卖电影票，学会了做生意。
1988年，中国迎来了第一次创业高潮，深圳、海南等经济特区充斥着来自国内各地的商人。朱丹也在此时离开中信，在深圳大学名下办起了“深珠工贸公司”，在当时谁又能想到这家小得不能再小的公司，却是如今大名鼎鼎的“海王药业”的前身；而这时的上海，瞿建国刚刚辞去孙桥乡副乡长的位置，谁能想到，当初他“被迫”向申华投入的1万元钱，日后却奠定了他超过亿元的身价。
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国掀起第二次创业高潮。在中关村旁的一条小路上，一家叫慧聪的小公司成立了，郭凡生开始了他的创业之旅；而在这时的美国，陈宏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创业，虽然仅过了6个月，他的第一次创业就宣告失败，但在他的心中，创业的火苗从未熄灭。
1999年，在Nasdaq财富的感召下，中国第三次创业热潮再度兴起。梁建章用几张很简陋的商业计划书，拉到了5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携程正式成立；这时的美国，陈宏的GRIC正式上市，当天股价暴涨42%，陈宏成了拥有亿万美元的超级富豪；而这时的朱裕华，已经从意大利回到祖国，在从事了多项贸易生意后，他投资120万美元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家具厂。
2004年，中国的创业气氛甚至强于美国硅谷。50出头的瞿建国开创的新事业——开能的目标是比当初的申华还要庞大;朱丹的目标则是把祖国医药瑰宝——同仁堂发扬壮大；陈宏则又有了新的创业目标，汉能将是他的第四次创业；朱裕华则索性开始建设“意大利工业园区”，把更多的意大利企业引入中国；梁建章的携程则刚刚完成在Nasdaq的上市，3年再让携程成长1倍是他的目标；这时，郭凡生的慧聪也上市了，但更令他得意的是，他创造了126名百万富翁。
对创业者来说，生命不止，创业不息。
知识才是最大的财富
“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没有钱的人才是白手之人。而12年前的我，拥有知识，拥有信念。所以，我不是白手起家。”这是郭凡生的理论。的确，在如今的知识经济时代，只要拥有知识、拥有理念，自然会有人向你投资，知识就是财富。
在陈宏、梁建章两人身上有着很多的共同点，同是大学少年班毕业，都曾前往美国留学，在创业时都没多少金钱资本，风险投资给了他们很大帮助，知识是他们身上最大的财富。
与上一代创业者强调机会、勇敢不同，现代的创业者强调知识的力量。瞿建国虽少年辍学，但对知识却极其渴望，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经济、法律、财会等多项学历；朱丹学历虽高，但他更强调后天的学习，对“学习性组织”、系统工程论等先进管理理论更是极为推崇；以学者自居的郭凡生更是通过创建慧聪，找到了一条理论与市场结合的实践之路。
创业者说，要成功并不难。创业前，需做好充分准备，如梁建章为创业，从技术转到管理;创业需要放弃，瞿建国放弃了成为国家干部的良机；创业需要知识，当朱裕华遇到当厂长还是上大学的抉择时，他选择了后者；创业需要远见，当朱丹沿海王、海王星辰、同仁堂一级级台阶攀登而上，他给自己描绘了最好的远景；创业需要直面失败，当郭凡生从每次挫折中寻找领悟时，他找到了成功的真谛；创业需要持久，陈宏历经四次创业，乐趣却始终不减。
“只要你全身心投入，你就能成功创业，”1954年出生的瞿建国做出了如此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