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儿200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原本在成都一家制药研究所搞药物研制。但去年初,在县里号召下,踌躇满志地回到竹海创办竹海第一家旅游接待站。此前,大批游人春夏秋三季来到竹海旅行,但竹海里连坐的、吃饭的地方也没一个,更没农家乐。
龙儿认为,只要搞一家像样的接待站,就可以带动村民跟进,形成一个市场式的产业。同时,自己的企业还可以使堂兄堂嫂、村民街邻等十多人有活干。
一
作为毕业不久的大学生,龙儿囊中无钱,他向几位朋友借贷了十万元。此外,我倾力借贷,先后筹了十五万元给他。去年春动工前,县旅游局、镇政府都说“绝对积极支持”。
但建房要地,哪儿能以最小成本开工呢?弟弟不可能去搞到“国有性质”的土地。有了,三年前,母亲曾倾尽开杂货店的五万元积蓄,买下了一家村集体改制的石膏矿粉加工厂。但后来市场突变,亏得一塌糊涂,落后的破旧机器只得停产。弟弟将厂房拆了,利用自家厂子的原地皮修建“宾馆式”的餐饮住宿会务接待站。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弟弟拿设计方案,购买材料,搬运钢材、砖头和水泥,守护材料,监督施工,雇请师傅和工人。他曾累得话也说不出,走路也打瞌睡。起初的100多个夜晚,他和老父亲露宿大树下的简易工棚里,风吹霜冻,不止十次被半夜的冷雨淋醒。
远离都市,远离女友,没有电视,没有报纸,没有互联网……弟弟凭着农村孩子的吃苦耐劳和坚韧执著,一直熬过来了。
但最令他难以忍受的是少数村邻的“仇恨”和其他人对他的“打磨”。听说要花几十万元建旅游站,村邻个个都以为弟弟是富人。一些人争抢着来做短工,但敷衍塞责,乱整材料,怠工,顺手牵羊拿走工具,言行中流露出“对富人的阶级仇恨”。
一位村民下地基时,乱将石头塞满了基坑。弟弟要求返工,但发生争吵,对方既要弟弟付第一次的费,还要付返工费和第二次填基坑的费。他骂弟弟“剥削”、“吸血虫”。弟弟大呼:“我不是资本家。我的每一分钱都是借贷来的,除了这些,我身无分文,比你们还穷!”但这都没用,结果父亲为了不得罪人,让弟弟付了两次工钱。
到去年初冬房屋落成时,父亲清理发现,共丢失三把铁钳、两把铁铲、一把铁耙、十多条抬东西用的三角皮带。弟弟也并没克扣工人们半分,反而至少多付了500元。
二
令人沮丧的事越来越多。
初冬时,400米外的田野里,一座石膏矿石粉碎作坊高高地耸立起来。乱七八糟的彩条布搭起来,看起来是极不顺眼的“视觉垃圾”。作坊不分昼夜地加工,粗重的机器声刺耳。这一堆视觉垃圾和听觉垃圾,大煞了弟弟费尽心机建造的仿古建筑。
到11月份,门窗、卫生间、厨房、小供水塔等基本工程完成,已投入30万元。包括父母杂货店的货款,也借来了。但仍需五六万元才能开张。
钱一时拦住了英雄汉。弟弟开始近乎乞求地借贷。
首先,请求“官员”出面帮助贷款。在最初顺利之时,弟弟为了获得在林间建一座亭子的“允诺”,悄悄向有些官员送去了几百元“红包”(尽管当时他觉得恶心之极,当还是送了,对方什么也没说就收下了)。当时一些官员讲,欢迎有志大学生回乡创业,有困难找我们啊!但是,当弟弟请求他们或担个保,或帮助贷两三万元时,他们也不再大谈什么“学习三个代表,实打实支持企业发展了”。没门了。
接着,找信用社贷款。信用社要求办理抵押,于是,弟弟只得费力去办土地使用证和房产证(原集体厂房卖给我家时根本就没证,以前也不需办证)。最终,我把热心支持大学生返乡创业的县委宣传部部长请到家乡现场办公,随行的还有县国土局分管副局长、镇里主要官员。还好,这没花一分钱,“命令”速办。
但到了镇国土部门,又花了两周,终于把办事员热心地请到县城,好不容易办妥了两证。也没花多少钱,路费、请吃饭、打点,总共才花六百元。但拿着两证到信用社一看,不行,原来是“集体划拔的土地”,按规定,惟有“国有出让土地”才能办理抵押。
天啊,农民宅基地上的不动产简直分文不抵吗?难道只有政府征用农民的土地后再抬价卖出来的“国有出让土地”才能抵押吗?
这令人……的“二元”土地制度啊!
最后,几乎不抱希望地找到县有关部门。得到的说法非常无奈:“我们是管理部门,我们也没资金能借呀,我们手中只有‘游戏规则’。”
“够了,正因为这些要命的规则,我们创业才如此之难!”弟弟伤心而去。他流着泪说:“要想倾诉一个创业者的艰辛,非一两万言能写得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创业者如此之少,天下的就业岗位也如此之少!”
三
工程差最后15%%的银两就能开张了,但任何一条路都通不了。几万元,对城市人、对贪官污吏说,实在算不了什么,但已使弟弟狂乱。一年来,他没买一件新衣服,没吃几顿肉食。他想回乡创造十多个就业岗位、带动一方农民发展农家乐的梦想破灭了。
巨债缠身的龙儿夜夜失眠,只得打算节后跟随外出民工们一道进城做工,打工还债。
他问苍天:“大学生创业咋这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