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长期关注中国经济改革并参与其中的亚洲开发银行驻华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博士将“就业”提到了“经济发展最重要指标”的高度。他认为，应该改变过去主要以GDP的增长来衡量我国经济进步的思路，代之以“就业优先”的战略，以新创就业数量当作衡量地方官员政绩最重要的指标之一。
文/杨速炎
在众人大呼“保八”的同时，也有人提出“保就业重于保增长”的观点。正所谓“民生之本，就业为上”。作为劳动力大国，GDP增长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指标，但是“就业率”却是一个维系社会稳定和民众福利的关键指数。正因为如此，“就业增长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加值得我们追求。
“保八”不等于“保就业”
长久以来，8%的经济增长率一直被认为是中国保持就业增长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底线。在中国，上至政府官员，下至黎民百姓都痴迷于GDP增速。现在，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的宏观经济正遭受着重大考验，农民工打工难、大学生就业难等就业问题凸现。在此情况下，很多人把希望寄托在GDP增速上，认为“保八”成功，全国人民的饭碗就能保住。
一般来说，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的是劳动人口供不应求，中国接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速让世界羡慕，但为什么还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事实上，“保八”与“就业”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
研究表明，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面扩大并不同步，财政资金的投入、金融信贷的扶持与劳动就业面的拓展、就业岗位的增加并不成正比。1998年，中央实施过一轮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旨在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以推动经济增长。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显著地推动就业效果。因为政府主导的投资行业主要是农林水利、交通通信、环境保护、城市公用事业等对GDP贡献大的大项目，而这些投资领域恰恰是吸纳就业能力较弱的行业，对扩大就业并未产生多大作用。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中小企业虽然未能得到更多的财政资金支持、税收优惠和金融信贷扶持，但却安排了大批人员就业，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领域，对缓解日趋严峻的就业形势做出了重要贡献。举个简单的例子，以汽车为代表的重工业，不但能有效拉动GDP增长，而且还对上下游产业链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该行业机械化程度高，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因此对吸纳从业人员，增加就业岗位的效果并不明显。而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例如纺织轻工、餐饮服务等行业，则需要大量的从业人员，对提高就业率起到重要作用。
数据显示，在上个世纪80年代，GDP每增长1%，就业率就能够上升0.3%；但从90年代开始，1%的GDP增长仅能带来0.1%的就业率增长。同时，另外一组数据显示，2003～2006年GDP年增长率均在10%左右，而新增就业岗位却每年徘徊在800万～900万人左右，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仅能带动80万个就业岗位。而在上世纪80年代，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能提供240万个就业岗位。在GDP绝对值膨胀近十倍的情况下，同一指标带动就业的绝对数却下降了2/3。
造成就业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技术进步，特别是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以及新机器的发明和应用，既成为经济增长的促进因素，也会导致用工减少的必然结果；重化工业的超速发展导致资本替代了劳动，降低了资本对劳动力的吸纳率，使得较高的资本投资率并不能相应地拉动较高的工业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产业结构调整未能有效吸收过剩劳动力，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由此看来，经济增速并不等于就业率提高，“保八”并不意味着“保饭碗”。
低就业增长不可取
多年来的发展思路使许多地方没有统筹考虑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普遍存在重GDP轻就业的取向，例如GDP成为考核政绩的硬指标，而就业率和就业增长率并不列入官员的考核指标。在此背景下，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政府刺激经济的政策很容易陷入“低就业复苏”的泥潭中，也就是经济增长率有所回升，但失业并没有减少。
要跳出“低就业复苏”泥潭，政府必须转变发展思路。要在战略思想上变“增长优先”模式为“就业优先”模式。在工业政策上，不要一味想到怎样增加GDP，强调高科技产业和制造业现代化，在资金投入方面追求软件园、高科技园、绿地和城市建设，“增长优先”的指导思想很容易鼓励地方官员去发展大企业搞大项目，因为从短期来看，大企业大项目可能比中小企业贡献出更多的GDP增长，而很多投资大的企业和项目吸收的劳动力并不多。
去年底，中央政府已相继出台了以“4万亿投资”为核心的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而地方政府更是提出高达25万亿的投资规划。但是，这些规划大多指向了基建和重化工业。有关数据显示，在不同产业部门增加边际投入1万元，能形成的就业机会是不一样的，商饮业可以带动就业0.247人，而包括金属制造、电力、机械制造、化工等在内的重化工业都在0.05人以下。有经济学家认为，修一条地铁投资50亿元，能提供2000人就业就已经不错了。与之类似，修高速公路、铁路、水电站、核电站，都无法创-爱华网-造大量就业岗位。相反，加强对创业和中小企业的资金、政策扶持则意味着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因此，如何将应对金融危机、保增长的措施真正落实到扩大就业上来，是目前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可以肯定地说，对劳动力资源严重过剩的中国而言，高增长低就业的后果是不良的。如果这种格局持续甚至恶化下去，就业形势必然更加严峻，失业率必会持续攀升，正规就业岗位必然更加紧俏，非正规就业或者不充分就业将更加泛滥，劳动者地位将进一步弱化，贫困现象将加剧，最终必然是经济结构发展失调、社会发展失衡并影响到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进程，进而对中国现代化进程造成影响。
相比促进经济增长，政府在社会就业中负有更为重要的责任，我国的宏观政策必须从“促进增长”转向“保增长”和“保就业”并重。
倡导就业增长型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应该走“就业增长型”道路。他建议，当前应该从恢复经济的角度来促进就业，在保增长的过程中格外注意就业岗位的开发，对就业吸纳能力强的行业、企业加大支持和扶持力度。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可以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带动就业结构的优化和就业压力的缓解。有关数据显示，三大产业分类中，农业始终是过剩劳动力的蓄水池，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第二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保持稳定；因此，要解决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只有依靠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时，从第三产业的特征看，其劳动密集度相对较高，就业弹性大，是未来增加就业的主要渠道。可以说，第三产业的发展既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有利于缓解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
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刚刚起步，促进经济发展和吸纳劳动力的潜力很大。调查显示，第三产业需求排名靠前的多为服务行业，家政服务人员、美容美发人员、汽车修理工等是热门职业，而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也持续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汤敏博士调研发现，目前中国存在巨大的家政就业市场，比如包括保姆在内的就业就可以达到1500万个，是除了建筑行业之外容纳农民工最大的行业。事实上，家政服务业至少还可以吸纳1000万以上的就业，但由于缺乏风险规避机制、政府介入不够等原因，这个市场还有大量未满足的需求。
同时，国家应从政策上积极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以改善我国日益严重的就业问题。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数量多，进入的资金壁垒低，自主经营灵活，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单位成本中配置的劳动力数量多，因此，创办和发展中小企业是安置劳动力就业的重要渠道，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就业人数和新增就业机会中2/3以上都来自中小企业。然而，中小企业的天然弱点就是抵抗风险的能力低，因此，在金融危机这样的外部冲击来临时，中小企业损失的就业岗位多。
在已经出台经济刺激计划的基础上，仍有待进一步的配套措施，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即把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切实纳入经济刺激计划，综合利用财政和金融政策手段，实施更宽松的税收政策，采取放水养鱼的方式，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实现企业发展、就业增加、税收总量不减的多赢局面。在金融政策方面，应根据目前中小企业难以充分利用金融体系的特点，着眼于更具有针对性的融资方式，给予中小企业金融支持，特别是支持中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转移产业的承接。
在优化产业结构和推动产业升级的同时注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调整产业结构并不矛盾，相反，以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为依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在解决就业问题的同时，还能够为实现更高层次的产业升级奠定技术、资金和人才基础。
打破行政性垄断、降低服务业门槛也可以解放无数就业机会。2月19日出版的《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就提到，解除政府对城市出租车营运的管制，将能创造200万个就业机会。除了出租车行业，石油、电信、医疗、文化、教育等领域，都有巨大的打破垄断、降低门槛以释放民间活力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