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王凯：财富新观念，创造新财富，大家好，我是王凯。我们都知道，中关村被誉为中国的硅谷，它曾创造过一系列的辉煌：每4.8分钟诞生一家企业，每3.6天就有一家企业跻身年销售收入超亿元的行列。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也是缔造这传奇的一员。也许是太传奇了，引起了国际软件巨头微软公司的兴趣。
2007年11月6日，美国微软公司CEO鲍尔默乘坐自己的私人飞机抵达北京，一下飞机便直奔北京昆仑饭店，在这里等候他的是中国用友软件公司董事长王文京，双方进行了一次中国本土最大的管理软件公司与全球最大的软件公司之间的最具分量的对话。
王文京：我们开始讨论这个问题的话应该是在05年左右，也就是说两三年前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包括微软，包括其他一些欧美国际公司也曾经给我们抛过这种信息，甚至探讨过，你愿不愿意出售你的股权，愿不愿意把你的公司卖给他们，他们来整体收购。
记者：当时自己什么想法？
王文京：当然这个我们自己决定当然不会卖么，就是完全并购这个方式我们从来没有展开去谈过，因为我们没有这样一个意愿。
2005年微软有意整体收购用友时，业界传言当时的出价是10亿美元，但这并没有打动王文京的心。随后2007年初，微软又有意对用友进行战略性投资，但最终仍然遭到王文京的委婉拒绝。一直参与谈判的用友公司副总裁郑雨林其实很清楚，在资本合作层面，用友公司，或者说王文京本人，都有着一个无法逾越的底线。
郑雨林：根本的分歧不是说在价钱，用友公司实际上一直在资本层面，相对来说，可以说保守，就是说我们从来不会在公司的主导权上有任何的谈判余地。
虽然收购的意向没有达成，战略性投资的谈判也破裂，尽管用友在资本层面两次回绝了微软，但微软却仍然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一方似乎是穷追不舍，另一方似乎是欲拒还迎，直到两年后用友和微软的手终于真正的握在了一起。用友成为了微软在全球第12家、同时也是亚洲的唯一一家全球独立软件开发商合作伙伴。
王文京：因为微软也希望进入企业软件领域，另外在拓展中国市场、亚洲市场，那么它也需要一些在这个领域里边做的很成功的公司，如果说能够成为并购对象当然最好，如果不行成为伙伴也很好。
记者：和微软形成伙伴关系之后，至于用友意味着什么？
王文京：这个合作就是从原来区域级到了总部级合作。也就是微软最新的一些基于.net平台的技术包括开发的工具，我们可以在我们新产品开发上可以最早的引用，而且在开发过程之中能够得到它总部的一些相应专家直接的支持。
王凯：规模2亿美元的用友对规模500亿美元的微软两次说“NO”，却仍然成为谈判桌上的赢家，这与用友作为中国本土最大的管理软件公司的地位不无关系。而能拥有这一切，在王文京看来，得从1988年北京展览馆举办的一次会议说起。
王文京：我是偷偷跑去听的。因为我那个时候还在机关，还没有正式离开，因为我离开是10月15号，那个会是8月15号，所以我是偷偷跑去的。
记者：那一年你是24岁，24岁的时候创业的。
王文京：我是大学毕业的比较早，19岁大学就毕业了，毕业了就分到一个中央国家机关，在机关工作了五年。就像你说的也被评选过新长征突击手
记者：那应该是个很高的荣誉了。
王文京：被破格涨过一级工资。但是工作了三四年之后自己感觉呢，那时候考虑是不是应该做实业，办一个企业更符合自己的志向。
记者：是哪一年突然有这个想法？
王文京：应该是到了86年左右，因为那时候我们国家很多方面我觉得还是很开放的，包括新的思想、思潮。
王文京：那么到了88年，88年的时候国家国务院正式批准在北京成立一个叫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实验区，就是今天中关村科技园区前身。
王文京：我印象很深的就是88年8月15号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实验区在那边开过一次会，像是一次政策发布会，就在这个会上宣布了十八条政策，国务院批复的，鼓励各种专业人员，特别是有技术的人员到这个地方来创办新型体制的高科技企业。这个会听完以后回去我就最后决定，给我们领导写了一个辞职报告。
在那个年代放弃铁饭碗，已经让人很吃惊了，而王文京的辞职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王文京出生在江西上饶一个贫困的小山村。1977年当听说恢复高考时，他才上初中三年级，却隐约把成为一名大学生作为了自己的第一个梦想。两年后，年仅15岁的王文京考上了江西财经大学，4年苦读后，19岁进入国务院做公务员，到他22岁时，已经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务司的年轻干部。学而优则仕，贫苦孩子王文京让很多人羡慕，从小山村进入国务院当国家干部，在那个年代无疑是跃过了龙门。
王文京：在我们老家那个乡里边，我们那年是唯一一个，然后大学毕业以后最后说要分到北京工作，而且是国务院直属机关，在当地来讲觉得这个都是太难得的一个发展趋向，所以在上北京这一天，当时乡里的领导还专门找了一辆大客车把家里一些亲戚朋友用大客车一块拉到上饶，送我上火车。
记者：一辆大客车就为了送你一个人？
王文京：对。
记者：当听说你要辞职，不吃皇粮的，要当一个个体户，老家人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有没有什么反馈？
王文京：那段时间正好我父亲也在北京，他也是感到特别吃惊，国务院直属机关多好啊，很多人想进都进不来，这么好的工作单位为什么要离开辞职，而且辞职以后，当时我的关系到了街道，就成了待业青年，要去做个体户，很多人都理解不了。
记者：你是怎么劝父亲同意你这个决定或者理解你这个决定？
王文京：我就带我父亲，有一个周末就带他到中关村这边看，看了一些新发展起来的企业，跟他讲，这边这样一些企业，现在发的前景，他们发展的方式啊，那么看了之后呢，应该说我父亲对这个方面，原来一些顾虑，也打消了蛮多的顾虑。
记者：我听说你到现在为止还保存着二十来本毕业的时候看的一些企业家的传记。
王文京：对，我记得是二十本，就介绍美国和日本在19世纪下半页和20世纪初一批美国和日本的创业家故事，他们基本上都是白手起家的，然后把一个产业把它创办发展的很成功，这个故事对自己来讲很受感染，因为感觉中国改革开放，我们很多情形跟19世纪的美国，20世纪初的日本有很多相近的地方，就是这个社会大的创业环境和氛围，有很多相近的地方。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也能够有机会成长出各行各业的很成功的创业家。
王凯：此时，王文京的内心激荡着一个新的梦想——像那些世界级的企业家一样，从无到有创办一个自己的企业。其实在当时，很多人下海的人都挂靠一家国有企业，可是王文京却注册了一个在当时看来身份低级的个体户？他这又是为什么呢？
王凯：话说王文京扔掉了铁饭碗，踌躇满志要做一个世界级的企业家，不过他没有想到，扔掉了国务院的铁饭碗，自己并没有成为想象中的企业老板，而是变成了在当时看来身份低级的个体户。
王文京：我们88年的时候正式公司注册在海淀区，我们叫服务社，不能叫公司，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用友财务软件服务社，那个时候工商部门经常召集我们这些个体工商户开会，我们一大屋子人，什么行业都有，除了卖服装的、卖电子表、电器的，那就是修鞋的、修自行车的，但是我们在一块开会我感觉特别好。
记者：为什么？
王文京：就是说，当时我结识一些，比如是像大中电器，当时它是卖音箱的，像科源飞机他开始是做饭馆的，在中关村，做的很好，生意非常红火，后面做飞机去了。我觉得这些人都很有能耐啊，而且大家都很好，就是凭自己的知识、能力劳动去生存去发展，我感觉特别好。
在当时的中关村，既有联想那样“戴红帽子”的，也有四通那样的集体企业，这样的公司形态使得这些企业能够共享到国有、或者集体单位的资源，顺利度过创办初期时的艰难。而在王文京眼中产权最明晰的个体户其实得不到更多的政策优惠。不过，这个个体户还偏偏被一家国营单位相中了，当年财政部会计司的科级干部许建钢就做了月老想撮合双方。
许建钢：大概在(用友)公司成立了一两年以后，这时候用友已经显示出比较好的发展前景，有些机构就看到这个，就托我跟王总讲，能不能在他这上面挂靠，他回答我不挂靠了，但是表示对人家感谢。
此时的中关村已经颇有点风云际会的味道。四通、信通、京海、科海等一大批民营科技公司已经成立，闻名中外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初步形成，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成立也像是打了一针强心剂，这里的科技企业已经近两百家。而就在这一派热火朝天中，如果说大部分公司都将目光投向电脑硬件，王文京却踏足了另外一片少人问津的领域——财务软件！
王文京：我们没有选择做硬件，而是选择了当时很艰难的做软件，为什么呢？因为从事财务软件我们就看到中国很多的企业单位、事业单位他们的财会工作，那个时候的方式还很原始，就是手工和算盘，但是我们感觉到他们要变，有这个需求，因为电脑出来了。84年、85年的时候PC开始出现，就是给这个行业的改变带来一个机会，就是可以电脑化，所以我们当时觉得应该产生出专业的公司提供会计软件、财务软件。另外因素，我们也很清楚，到中关村的话，我们是第二拨，倒电脑，买卖电脑已经有大批公司要做了，我们到这边做没有什么优势。
然而，软件这条路王文京走得并不轻松，当时很多时候软件都是随硬件被免费搭出去，有的人甚至还没有听说过软件这个词。不过很快，王文京对市场的判断就得到了印证。在这本讲述用友二十年商业历程的书里，专门提到了1989年12月9日财政部下发《会计核算软件管理的几项规定》，这项试行规定允许不同所有制的公司提供商品化的财务软件，这种推进市场化的做法给当时的用友提供了破壳的机会。
王文京：后面我记得到了89年还是90年，当时我们跟国旅总社，就是国际旅行社总社，他们的财务我们卖了一套软件给他，七千块钱，我们营销副总把七千块钱拿回来的时候大家很高兴，因为七千块对我们来讲就是很大的单子，就跟我们今天拿一个七百万的单子概念是一样的。
记者：那个时候有没有给自己定一个目标？
王文京：定过，那时候其实我们公司没有几个人，后面到89年的话也就十多个人，那个时候我们定了一个目标就是，我记得就是，那时候做了一个十年规划，十年后要达到三千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