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周星增对教育事业的赤诚之心，敢为人先的温州气魄，得到了方方面面的信任和支持。“建桥工程”一路绿灯，各级领导先后亲临现场指导，南汇更是把办大学看成自家的大事，列入2000年政府重点工程之一。开学前夕，数百名康桥人为学院义务清理垃圾，种植绿化……
2000年9月，上海建桥学院迎来了第一批新生，共1352人。10月12日，举行了首届开学典礼。全国人大、政协，经济界、教育界、文化界领导和专家们纷纷发来贺信、贺电。费孝通先生欣然题写校名。两院院士、同济大学原校长李国豪教授担任名誉院长，开学时他不顾年迈，为广大师生做了一场爱国主义专题报告。
建桥学院当年建成，当年招生，创造了温州精神与上海速度相融合的奇迹。
如今的上海建桥学院已经顺利升级为一所本科院校，全日制在校生9000余人，开设8个系30多个专业，面向全国20个省市招生，明确提出“坚持教育公益性质，不以营利为目的”。建桥学子在国家、市级文化课统考、国内外重大赛事、社会公益活动中表现出色，历届毕业生就业率均达到96%以上。
上海建桥学院快速崛起，进入了高起点、高规格、高质量阶段，创造了上海民办教育发展的新模式。
最大财富 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30年诞生三代民营企业家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和上世纪末至今几次创业浪潮，每一次创业浪潮都催生了一大批企业家。第一代企业家从1980年中国第一家批准注册成立的个体工商企业开始，真正兴起在1985年以后的城市体制改革年代。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第二代民营企业家诞生。第三代企业家则伴随新经济的兴起，诞生于2000年前后。
“我是1992年小平南巡后从温州大学辞职下海的，应该属于第二代创业者吧。”周星增说，“这一代创业者中最多的就是我这个年龄，40多岁，相对成熟了，既有父母这一辈的传统思想，也能接受下一代的先潮思想，像链条中间的一环，承上启下；这个年龄段的人，小时候都吃过一些苦，有的虽然没读过大学，但是后来又主动去学习了，所以社会责任感都比较强。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创业者，应该成为今后一、二十年中国经济的中坚力量，为社会发展担当更大的责任。”
周星增说的“成熟”，还包含着时代的机遇。高中毕业，刚好恢复高考制度；大学毕业，可以教书，可以走仕途；后来想赚钱，经商的机会又来了。“最大的财富就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切身感受时代机遇的意义
出生在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温州，周星增切身体会到时代机遇的意义。
1980年12月11日，一个叫章华妹的19岁小姑娘从温州鼓楼工商所领到了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此后不久，全国出现了蔚为壮观的“个体户现象”。
然而好景不长。1982年初，一批处在市场经济“风口浪尖”上的人被处以“投机倒把罪”。在周星增的老家温州乐清柳市镇，“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等八人被列为重要打击对象。或关押，或逃逸，转眼之间，“柳市八大王”从人生的顶峰跌到了生命的谷底。
“八大王事件”裹挟着浓厚的悲壮色彩，却也意外地成为声誉卓著的“温州模式”的发酵因子。它是解放思想与僵化思维的一次交锋，又是前进道路上一次制度变革的大撞击。
在这些年里，周星增读完了大学。此后十年，在大学校园的三尺讲台上，他激情四溢给学生讲述这些书本中没有的传奇故事。
困惑依然存在。“那时候很多专家到温州视察，对温州的市场经济有说是资本主义的，有说是社会主义的，把我们温州人也是折腾得要命。”周星增说，“但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姓‘资’姓‘社’的讨论从此划上了句号，温州人吃了一颗定心丸。温州政府应该说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坚定了发展经济的信念，原来总是很怕的。”
不仅是温州，此时在全国也掀起了一股创业的热潮，包括从高校和科研院所出来的知识分子，一大批人开始投入了轰轰烈烈“下海”的大军中。周星增也是其中一员。
此后不久，这些民营企业家开始在各自领域大显身手，上演了一幕幕轰动全国的精彩剧目：王均瑶“胆大包天”，成为私人包机第一人；周星增闯滩上海，成为第一个到上海创办民办大学的沪外企业家；万向钱潮股票上市，成为中国首家上市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走向资本市场的大戏由此拉开……
企业文化定位“以善为本”
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著名企业家柳传志曾这样总结中国三代企业家成长之路：上个世纪80年代企业家主要面临的是体制风险，进入90年代则主要面临经营管理风险，而本世纪企业家必须通过制定战略、塑造企业文化进行“基础管理”，这样企业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
周星增自然深谙其中道理。一方面，他受公益目标激励，倾情投身教育事业，另一方面，他成立了建桥集团，制定战略规划，投资房地产、矿产、能源行业，不断把企业做大，同时把企业文化定位在“以善为本”——感恩、回报、爱心、责任。他知道，只有这样，他的建桥学院才会得到反哺，实现可持续发展。而这几年，建桥学院的知名度提升很快，无形资产增值了，集团下属企业又都从中受益。
记者问周星增：“来上海创业快十年了，你觉得自己成功了吗？”
周星增从容回答：“人人都向往成功，但对‘成功’理解不同。我觉得，这个‘功’是功德的‘功’，做了有功德的事才叫成功，不是钱越多越成功。所谓功德，肯定是利众、利他、利社会、利国家的。办教育的意义也在于此，办大学给了我很大的精神快乐和满足。”
“你当时投资多少？投资怎么收回？”
“总共将近6个亿。我觉得不需要收回，我的下一代也不需要，下一代走自己的路。学校现在略有盈利，用于学校再发展。我觉得学校一定要略有盈利，否则，一遇到困难，在政府不支持不拨款的情况下，就会倒闭。我给政府的建议是：办大学，要鼓励民间力量来投资，但投资办学不同于一般经营活动，它带有一定公益特性，所以门槛一定要高，另一方面，民办教育需要各方支持，学校要能办100年200年不倒。”周星增这样说道。
下一“抛物线”关注养老院
改革开放30年，弹指一挥间。但时间之河浩浩荡荡，为周星增留下了众多的“第一”：1979年，全村第一个考上大学；1992年，第一个辞职下海的温州大学教师；1999年，第一个到上海办大学的沪外企业家。他创办的上海建桥学院是第一家以“上海”冠名的民办高校；第一批列入上海市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单位；第一个得到教育部、财政部资金支持，共建数控实训基地；第一个将国家级赛事引进大学校园，让围棋、中国式摔跤以及昆曲等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零距离”接触；第一批在上海市民办高校系统中获得“上海市文明单位”称号；第一批列入国家高等教育依法自主招生改革试点单位……
被学生们称为“智多星”、被同事们视为“读书人”、被青年同行们看作创业楷模的周星增，儒雅内秀，眼睛里仍有着少年时代的羞涩，话语中仍充满质朴的情怀。他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他把人生的下一条抛物线，抛向了养老院。“都说年轻人是世界的未来，但换个角度看，老人才是世界的未来。谁都会想，人老了这么苦，年轻时何必去努力呢？大家都不努力，这个社会能够发展吗？如果我们看到整个社会都在关爱老人，想到自己的未来有保障，工作起来才会有劲。我办养老院就是想让全社会一起来关注老年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