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46岁的周星增端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不紧不慢地看着一份文件。此时已是2008年11月，上海仿佛没怎么经过秋天就一下子进入了冬季，处于郊区的南汇康桥镇气温更低一些，在阳光隐匿于云层的午后，周星增不由得感到一丝寒意。
不过，他很快就改变了姿势。他走到窗前，俯看窗外自己创办了近十年的上海建桥学院，看着三三两两走过的学子和更远处篮球场上龙腾虎跃的身影，心中一股暖流荡漾开来，让他感到春天般的惬意。
30年前，还在温州乐清一所农村中学里读书的周星增，做梦也不会梦到此后30年岁月如此峥嵘。1979年，恢复高考第三年，17岁不到的周星增破天荒地成了村子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整个年级97个同学中，他是唯一考上本科院校的。
刚刚从秧田里抬起头，双腿都还粘满了泥的少年周星增，在接到江西财经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一刹那，激动得几乎哭出声来。他隐隐感到，自己从小就希望成为村里一名会计的愿望不但可以实现，自己的生活轨迹也可能与祖祖辈辈不太一样了。比周星增更感到幸福的是他的母亲，这位从来没有走出过温州的传统女性，生了四个子女，她知道自家老三从此可以结束抓泥鳅、钓黄鳝为自己挣学费的日子，以后可以捧着“铁饭碗”，吃上“皇粮”了。
令人无限寻味的是，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30年来风云激荡，而周星增此后的三个十年、三次人生跨越，壮怀激烈。小人生与大时代如此默契，难舍难分，苦乐与共——
第一个十年：恢复高考后他考取了大学，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到了贵州工学院当了五年大学老师。
第二个十年：1988年受邀回家乡，在刚刚兴办的温州大学当教师，把“有学生没老师”的财务专业办得风生水起；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后，他辞职兴办企业，生意甚至做到了非洲。
第三个十年：1999年6月，在全国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以后，已经有了丰厚积累的他踏上了上海这块热土，创立民办高校，开始了人生的第三次跨越。
人生穷则思变 轨迹几度改写
1987年冬天，已经在贵州工学院当了四年老师，并被破格提升为讲师的周星增坐在返乡的火车上。他看着绵延不绝的群山从眼前掠过，不禁思绪万千。那时，温州还没有通火车，周星增一家三口每年从贵州经金华回温州，仅车票就要耗掉全家一年的积蓄。
“太穷了！”很多年后，周星增依然长叹一声说道。母亲依旧操劳，家里也还是穷。少年时代就立志要挣钱为家里脱贫的周星增，每次回老家都心情沉重。
“我的第一桶金是苦难。”很多年来，周星增一直这么说。
那时，南下海南创业成了他周围同事们热议的话题，很多同事已经卷起铺盖在那里落脚。1988年，周星增心动了，也打算去海南闯一番事业，至于工作，先期去的同事已经帮他落实好了——海南工业发展总公司建材部经理。
正在此时，温州大学校长的一封来信改变了他的行程。温州大学虽然已经设立了财务专业，但师资却是零。心急火燎的校长不知从哪里得知一个同乡在贵州工学院教财务专业课，课上得很不错，于是十万火急地发来了非常诚恳的邀请函。
温州人梦想了几十年，终于拥有了一所自己的大学。这在所有温州人心目中都是一件无比自豪的大事——温州不仅要发展自己的经济，还要发展自己的教育，让富裕起来的温州人的后代能在家门口读上大学，接受良好的教育。捧着邀请函的周星增热血再次沸腾。母亲跟他说过，温州大学筹建时，曾以他的名义捐了300块钱——所有的温州人对温大都充满了感情——他决定回家乡，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困难超乎想象。没有住房，他只能住在教室里，办公室、卧室、厨房三合一。他担任两个班级的班主任，每周要教30多节课，他还要负责招生，负责七七八八的行政事务。就是三头六臂，也要夜以继日不停工作。但周星增坚持了下来，工作做得风生水起，刚开始时“只有学生没有老师”的财会专业，很快成了全校学生人数最多、师资最强的专业。两年不到，他担任了财务教研室主任，四年不到，学校决定提拔他当副系主任。
就在很多人以为周星增的人生轨迹从此就会这样走下去，而他日渐年迈的母亲也满心自豪于自己有一个当大学老师的儿子时，周星增的人生抛物线再次发生了改变。
在一次次将学校分给自己的房子让给新来的教师后，1991年周星增终于拥有了自己的一套50平方米的房子，但接收和装修房子的两万块钱却没有着落。靠微薄的工资，周星增根本就攒不下钱。没有办法，在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帮助下，两万块钱终于七拼八凑凑齐了，但周星增的心里五味杂陈。
“太穷了！”这三个字再次在他的头脑中翻滚着，让他寝食难安。看着周围的同学、朋友一个个富裕起来，让家里人过上了好日子，听着温州街头巷尾都在流传的生意经，周星增陷入了沉思。
另一个深层次的原因也在困扰着他：他发现自己学问钻研得不够，判断自己难以成为一个顶尖的学者。“继续在大学待下去，也许可以成为副校长，但我的人生从此就定格了，这不是我想要的。”周星增这样告诉记者。
1992年，在小平南巡讲话后，改革开放的大潮终于将另一个契机降临在他的生活。周星增意识到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而此时温大已经步入正轨，他可以放心离去了。一种跃跃欲试的力量拧成了一股狂热的躁动，催促着他开始创业。周星增先到朋友的公司里做销售部经理、销售中心总经理、董事长助理，然后开始自己创办企业，进军灯具和低压电器行业。
创业充满艰辛。周星增说，人家讲“秀才起兵，三年不成”，其实“秀才”经商，也是三年不成，那段时间下海的知识分子挺多，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成功，做企业的辛苦程度大家是没有想到的。“有一次我的一个学生看见我光着膀子在搬东西，满头大汗，很惊讶地对我说，周老师你怎么自己搬呀？我笑着告诉他，做企业就是这样的呀！”对这些，周星增的心中早已释然。在他看来，当老师就要把书教好，经营企业就要把生意做好，老想着过去，就不可能往前走。
几年后，依靠自己所学的专业和经济头脑，周星增和他的温州朋友一样，逐渐富裕起来了，他以为从此可以让母亲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母亲告诉他，她最感到自豪的还是那个当年考上大学的儿子，还是那个当大学老师的儿子；要是真想孝敬她，那就给孩子们办一所大学吧。
周星增的孝心是出了名的。母亲也许一句不经意的话，让周星增的心头从此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牵挂。而多年的商海沉浮，也让他无限留恋自己十年的讲台生涯。于是，他生出了一个梦：造一所大学，让更多的孩子可以受到高等教育，或许他们的命运可以从此得到改变，他们的梦想可以从此得到实现。
建桥学院 当年建成当年招生
从1997年开始，周星增就琢磨着要办一所大学。他最先把目光投向脚下的土地，向温州市的有关部门递交申请。结果，申请递了一个又一个，都不见回复。他坐不住了，跑到有关部门去打听，得到的答复却差点没让他晕过去。
温州市辖三区二市六县，各县都有富裕起来的人把目光瞄准了民办高校。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发话：市里没有那么多土地，也不可能审批那么多学校，还是各人回自己所在县办大学吧。
每个县办一所大学？简直是天方夜谭！
周星增明白了，温州根本还未把创办民办高校列入规划。他这一步在当地显然走得太远了。他开始跑杭州，跑了很多部门，因为政策、师资、土地等因素限制，最后都没有办成。尤其是土地问题，根本还没有用于民办教育的规划用地，而作为商业用地征购，价格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周星增一度心灰意冷。
1999年6月，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会议特别提到了一段关于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内容，鼓励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办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周星增强烈地预感到：国家要在发展民办教育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中国民办教育的春天就要来了！
周星增下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到上海办大学。
1999年3月，周星增热血沸腾，走进上海市有关部门咨询办学事宜，当头迎来了一盆冷水：“温州人是东方的犹太人，赚钱本事大，办大学嘛……”这个“嘛”字拖得很长，被省略掉的下文，显然是怀疑、否定、排斥。
这话也不奇怪。当时鱼贯而入抢滩上海的民营企业家，大多是投资、经商、做生意的，还没听说谁要办大学的。面对怀疑的眼光，周星增据理力争，“温州人怎么就不能办大学呢？晚清的孙诒让实业兴教，当代的苏步青、谷超豪，不都是温州人吗？”
对方愣了一下，就问，“那你学校建在哪儿？没房子，我怎么批？”
“你还没批准我办学，我又哪来的学校？！”这句话，周星增只能在心里说。面对这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两难命题，周星增明白，争论没有意义，他必须超常规“破题”。
1999年7月，周星增变卖了自己在温州所有的工厂、设备，联手几位商界好友共同办学。他一次性向市教委的银行账户上打入500万元，以显示办学诚意，同时，买地建楼。
资金难题迎面而来。当时，上海最大的民办学校面积只有50亩，周星 增第一次买下了200亩，后来又加了287亩，办学规模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设想，前期基建投入巨大。刚开始时银行不肯贷款，“你一个外地人办大 学，能不能招到学生呢？招不到学生，怎么还贷款呢？”
周星增说：“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像在悬崖上走钢丝，一不小心，就会跌下万丈深渊，摔得粉身碎骨。那一年，我的新车10个月跑了9万多公里，比出租车开得还多。”
资金问题还是得自己解决。一批温州朋友，还有他的大学同学、全国各地的朋友，都一起来帮他。周星增至今还记得，一位老同学骑着自行车，跑了三家银行，把全家所有的积蓄一共两万多元统统取出来，交给了他。他们看中的，就是周星增的人格魅力和不凡的决心。
康桥路上，一幢幢教学楼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消息传开，惊动了上海市里的领导。领导说，“我们得去看看，他到底是谁，他到上海办的是真大学还是假大学？”领导们在建桥工地上找到了晒得黝黑的周星增，听了他关于办学理念、目标、规划的汇报后，又吃惊，又佩服，又高兴。有位领导悄悄问周星增，“这大学还没批下来，你就砸锅卖铁干起来，万一上头不批，这几亿元不就打水漂了吗？”周星增胸有成竹地答道，“我这样做，就是想告诉世人，周星增办大学是铁了心的。市里不批，一定是哪些地方不足或不符合要求，你提一点，我改一点，你提两点，我改两点，等我都达到要求了，上头还会不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