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浩云:一个真正的世界航运巨子(一)



董浩云1912年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定海,旧属宁波府。清朝末年,董浩云祖父举家迁居上海闸北,以制衣为业。父亲董瑞昌,先开办印刷所,后在上海南市大东门开设源森玻璃五金店。董瑞昌有三子,浩云排行第二,原名“兆荣”,英文简名C.Y.。

 董浩云性格豪爽,兴趣广泛,文学而外,音乐、戏剧、电影、摄影,无一不喜好。又兼生性好学,一生手不释卷。虽然因为家境缘故,并未受过完整的正规教育,但他知识广博,业内是专家,业外是通才。更可贵的是志向高远,哪怕身份还是小职员,遇事已能高看一筹。

  1928年,16岁的董浩云进日商上海国际运输株式会社任练习生,这是董浩云投身航业的开始。次年考入金城银行开办的航业训练班,结业后即服务于金城银行属下通成公司之天津航业公司。董浩云在天津航业任船务兼秘书,所有文书往来,代拆代行,很快显示出他出众的才干。负责公司业务的副经理王更三偶有北平、上海之行,则其业务文书全由董浩云一手包办,全权替兼经理职务,年纪轻轻,处理起事情来已经有条不紊。

  董浩云虽然爱好广泛,但对航运始终心无旁骛,从16岁做到70岁去世,从一而终。有人评论说,比起那些半路出家的船王,董浩云是唯一的既精通航运生意,又精通船务的一个。关于董的好学,他的一位旧交记得这样一个细节:某日,轮靠码头。董浩云携着小提包奔向轮边,放出钢缆,系紧。轮靠岸,他不慎绊倒轮边,将提包内英文字典等抛出,适被该轮船东看见,于是记住了这个勤奋青年的名字。这个船东是宁波帮中另一个航业先驱顾宗瑞。后来顾宗瑞就把他招为东床,把丈儿顾丽真许给他为妻。

  1934年3月,天津航业同业公会(后改名“轮船业同业公会”)成立,由于才干出众,22岁的董浩云以天津航业公司董事会秘书长的身份入会,即被推为九名执行委员兼常务委员之一。次年春,董浩云代表天津航业出面向英国领事馆交涉,将原租借的九号大院收回。“弱国无外交”,这样艰难的一件事,竟然让他办成,不由得令航界刮目相看,由是一个青年才俊脱颖而出。

  扶艰济危,崭露头角

  然而真正让董浩云崭露头角,开始登上全国航运大舞台的,是发生在1936年的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天津大沽口冰难施救。

  此次冰难,据1936年《航业月刊》在《关于本年津港冰难救助事项》中称:“本年冬末春初渤海湾内,大沽口及天津全港冻冰情形为近廿余年来所未有,查过去纪录冰情严重之能复按者,远在民国元年,然亦未如今冬之甚,自大沽口外三百华里之内,一望无涯,顿成银世界。”在董浩云给上海的冰难通报中也说:“沽口冰情更严重,已整个连结如北冰洋……在短时内,无解冻希望。”据当时董浩云所拍摄的照片显示,大沽口内浮冰堆积成山,最高的冰峰达38英尺。

  在这场灾难面前,董浩云一方面表现出急公好义、勇往直前的品格,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他指挥若定、运筹调度的才干。冰难发生后,数十艘船,数以千计的旅客和船员被重冰围困,无煤、无水、无食,危急万状。在接到2月2日遇难轮船的报告后,天津轮船业同业公会于3日晨即在天津永安饭店召开紧急会议,一方面租用天津航业公司的“天行”号破冰船紧急施救,另一方面要求海河工程局董事会“立刻租用他埠强大撞冰船(如南满路局‘奉天丸’‘大连丸’等轮船)来沽援助,以维生命”,但无结果。这时灾情更为严重,大沽拦江沙水道,已整块冰冻到底。在获悉大连南满路局已派遣“大连丸”来天津救援大阪商船会社之“中华丸”时,董浩云立即于5日晨代表天津轮船业同业公会会见洋商公会航业分会主席怡和洋行经理台乐君(英国人),以事关国际船舶安危,建议立即召集各国同业讨论营救办法,获得同意,于当天上午11时,即在怡和洋行召开会议。与会者有海河工程局,日本邮船会社,大阪商船会社,大连汽船会社,英国怡和洋行,太古洋行及美国太平洋轮船公司代表。讨论结果,通过以天津全体航商名义,致电南满路局,要其劝告其属下的大型破冰船“大连丸”:如有向其求援者,幸勿推诿,以救生命!

  但是冰情日益严重,操在外国人手里的海河工程局救助不力,甚至其向外国人租用的“基督妮某乐”号破冰船,对呼救船只居然明白拒绝,至此,所有难船完全陷入绝望之中。在此万分危急情况下,天津轮船业同业公会乃于2月20日电呈交通部报告冰难,并请转咨财政部令饬津海关监督及税务司(均系海河工程局董事)妥筹有效救济;另一方面,为目前急救生命计,商经交通部派遣飞机来津,散放赈粮,是项粮食,由天津轮船业同业公会预备。2月27日,交通部终于派欧亚航空公司由北平飞来一机。

  在以上救援活动中,董浩云不但是主要策划者,也是具体执行者。董浩云不但带着“天行”号破冰船亲自指挥营救,而且冒着严寒和生命危险,亲自登上救援飞机飞驶大沽口外,一方面察看渤海湾灾情,一方面抛投饼干面粉实施直接救助。前后共飞三次,“所有被难待哺之旅客船员,暂获赈济,欢呼雀跃,感德无涯”。

  此次冰难中,天津轮船业同业公会以一个民间组织的身份,担负起实际组织各方协同救灾之责,得到各方嘉许,事后,天津市政府也发文曰:“被困船只,损失甚重,该会协助救济,深资得力,殊堪嘉许!”

  由于这次冰灾涉及全国各地航商,董浩云的表现有目共睹,自此在全国航界崭露头角。

 第二件,提出《整理全国航业方案》。

  事缘抗战前后中国空前的航业危机。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一个个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航权尽失,门户洞开,广袤的海岸线和内河,外国轮船凭着用坚船利炮从清政府手中夺得的特权,登堂入室,喧宾夺主,鹊巢鸠占。这种状况对于朝斯夕斯,专心致力于航运业的董浩云来说,是何等痛心疾首!多少次,他曾经发出这样的浩叹:大好锦绣河山,几无一片净土。

  由于内忧外患,中国航业界情况每况愈下。中国创办轮船运输业虽然70余年,但截至抗战,全国总共有轮船不过50余万吨,不及世界船舶总吨数百分之一。但不可思议的是,上海黄浦江中却满布着停航船舶,每日均有八九十艘商轮空抛。即如董浩云所熟知的宁波同乡前辈虞洽卿的三北公司,所有19艘轮船中停航者达11艘。由于生意清淡,往日繁忙的长江线,六大公司纷纷减少班轮,三北公司由7船减至3船,记者惊呼此次为“民元以来未有之长江航业惨落”。作为龙头老大的三北公司连年亏损,最高时竟达45万多元……到了抗战前夕的1936年,情形更为恶劣,中国航业界不仅因货少船多自相残杀,且须时时与资力雄厚之外国航商相抗衡。强敌当前,中国民族航业岌岌可危、朝不保夕,于是交通部先后召开“航业促进会议”、“整理民营航业会议”。这些会董浩云每次都应邀参加了,但最终都无济于事。

  为了拯救中国航运,统一全国航业力量,调节国营私营同业间之竞争,实现全国航业合作,董浩云遍访航商,征询各方要求,根据自己对中国航运事业的多年悉心研究,并综合各方意见,写成《整理全国航业方案》呈送交通部,除向各有关当局洽商外,并于1936年12月1日专函交通部代理部长俞飞鹏。是时董浩云才24岁。

  《整理全国航业方案》共七章,主张以金融力量促成航业合作,以保息制度控制无序竞争,建议发起成立中国航运信托公司,额定资本为国币500万元,官商合办。

 董浩云:一个真正的世界航运巨子(一)

  在董浩云看来,中国的航运业存在着三大矛盾:

  首先是中外航商之间的矛盾。其次是民营航商与国营招商局的矛盾。最后是民营航商之间的矛盾。

  董浩云的《整理全国航业方案》,针对三大矛盾,而达成三大目标:

  (1)整理国内不定期航线之船舶,以金融力量取得经营与管理权,以保息制度控制业务自由竞争。

  (2)促成民营小公司合并经营。

  (3)促成民营、国营各航线合作与中国航业大合作。

  要而言之,消除内耗,以中国航业大合作来一致对抗外国航运公司。而要实施方案之种种具体措施,必须组织一全国性航业金融机构予以推进,实亦为该方案中重要之一环。

  《整理全国航业方案》一出,立即引起各方强烈关注。从方案中我们不难看出当年航业先驱虞洽卿发起创设“国立商船公司”的影子,而方案也正体现了中国航商希望举全国之力,“创立伟大之公司,求航业发达”之宏愿。

  方案也引起了国民政府交通部的重视。交通部代理部长俞飞鹏先是邀请董浩云到南京面议,继而在1936年12月30日亲自复信董浩云。先是赞誉方案:“详细周密,颇多足供参考之处”,但接着表示,“就目前吾国航业之复杂情形而论,欲期实施积极之整理……结果必多困难”。最后,总算表示:“唯此项事业,商人可以自由经营,倘果能组织成功,则本部在可能范围之内自可酌予扶植”云云。

  按理说,一个24岁的小青年的一封群众来信,能够得到内阁部长的如此重视,又是召见,又是亲自回信,应该满足了。但董浩云觉得深有遗憾。他的本意是,强敌当前,作为国脉所系的航业,应该未雨绸缪。然而……7个月后,抗战全面爆发,董浩云期待中的全国航业整理既未见丝毫转机,“中国航业大合作”更如镜花水月。

  如今,强敌已然大举入侵,可是我们的航界能做什么呢?董浩云只有悲愤地用笔倾诉:“在上海为了阻止敌人在南黄浦口登陆,我们商船,载重吨约在数千吨以上……无情地一艘一艘自动往下沉,在青岛……在福州……在宁波甬江……为了抵抗侵略,为了保卫国土,中国的轮船商毫无吝惜地献其所有来进行神圣抗战。”可是这一切又换来了什么呢?我们的船不是被凿沉、被炸毁,便是被掳、被抢,“可怜我们战前仅有五十余万吨船只,在抗战期间,牺牲殆尽。”

  董浩云不死心: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奔走呼号。他决定继续就“如何整理中国航业与组设航业金融调剂机构”向全国呼吁,他自费把上述主张印成小册子散发,在首页“刊印小册子的动机”中,他写道:

  卢沟桥炮声响了,中国海岸线被封锁,中国船舶航行被阻断,公海中已没有悬挂青天白日旗的船只在公然行驶。一个等于没有海军的国家,为了抵抗侵略,和世界第三位的海军国家——日本——作战……这是中华民族求解放、求自由独立的自卫神圣的战争,中国民族资本之能否抬头,与夫中国人自己能不能有资格经营轮船,当完全须视这次战争结果而后定。倘若最后胜利是我们的,彻底地去旧建新,无疑是整理中国航业最痛快的办法,亦可说复兴中国航业最好的办法。……末了,我愿早日见有健全的航业金融调剂机构成立,中国航运建设早日完成,使青天白日旗得翻扬于海洋上任何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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