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82年的柳市，还是一派杨柳依依、河水潺潺的田园风光。30岁的“机电大王”郑元忠骑着摩托车，在他贴着马赛克的3层小洋楼与作坊工厂之间招摇来回。“我在家里7个小孩中排行第五，从小家族里就说我聪明，我就是喜欢什么事都走在前沿，任何事情不管懂不懂，都要先去尝试一下。”他对红色政权曾激情满怀，14岁时带领11个小伙伴去北京串联，在天安门广场的疯狂人海里，远远看着毛泽东的身影，禁不住热泪盈眶。但后来，他挖起了“社会主义墙角”，用台湾走私来的白银做拉线开关，国营厂卖10元一个，他只卖3元，还能赚2元。
郑元忠据此积累资本，开有几间工厂，年产值百万元，是柳市镇仅次于“五金大王”胡金林的“二富”。“螺丝大王”刘大源的工厂里有4万种螺号，比上海最大的国营标准件公司还多2万，据说，这家公司的最后倒闭和刘大源的冲击有关。
1982年5月20日，浙江省委派出由常委李朝龙率领的工作组进驻柳市。
“八大王”多人相继被抓
罪名是投机倒把，郑元忠为“避祸”一度走上逃亡之路，一年多后潜回家中即被抓获，并被关进看守所
6月17日，在柳市镇工商所，对郑元忠的审查已进行到第29天。郑元忠拒不承认“投机倒把”罪行，也不愿意写检讨材料。争执中，他把墨水瓶摔到墙上，对方气呼呼地走了。郑元忠趁机溜回家，他拿了七八千元现金，从水路逃出了柳市。
当天深夜，警察光临他家，扑了个空。但是，其他“大王”大部分被抓。“目录大王”叶建华在家正为小孩洗脚，几个人找他去一家旅馆谈话，结果被关押在此。“供销大王”李方平被抓的理由只有一条：“将军也没有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因为他盖了一幢有围墙、有铁门、有庭院的四层别墅。
柳市首富胡金林虽然补上了6万多元税，但被告知“经济是经济，政治是政治”，他于是带着500斤粮票、2000元现金和准备好的各种证件出逃。两年多后，他以为风声已过，回家即被抓捕。刘大源是“八大王”里唯一成功逃脱的人，他逃跑时身上只穿着背心、短裤。
省委工作组指控“八大王”是在搞投机诈骗，理由是：赚钱这么多就是资本主义。最后，在省委工作组的坚持下，“八大王”里被关押的人都受到了不同处理，“旧货大王”王迈仟最重，判刑7年。
“八大王”事件当时轰动全国。对“八大王”的高调讨伐，令全国民营企业噤若寒蝉，再也没有人敢公然与国营企业抢原料和“扰乱市场秩序”了。这年柳市镇工业产值比1981年下降了53.8%，到年底，共揭出并立案审查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6.4万多件，判刑近3万人。
经济整肃让私营经济遭遇第一次寒流，大大延缓了它的成长势头，特别是先发的浙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承受的冲击最为明显。因为在“八大王”事件处理上与省委工作组对抗，乐清县委班子集体“倒台”，几名主要领导都被免职，直到1987年才平反。
1983年10月20日晚，郑元忠潜回家中的第5日，被破门而入的警察抓获。第二天，他被反铐双手，身上还绑着麻绳，游街般从柳市派出所押到汽车站，再投入乐清县看守所，和一批重刑嫌疑犯关押在一起。
他用几层报纸，裹着圆珠笔芯，给两个最好的朋友写信：“曾觉得自己在社会的道路上正常地行驶，怎么会在无意中独自出轨？而最可耻的是如今被扣上投机倒把的帽子步进牢房……如果有关部门早指出正确方向或错误的存在，我谅必自己早已悬崖勒马，决不会到今天的地步。到如今讲这是投机倒把行为，那么有关部门要负一定的责任……”
有一次，他靠在墙上写了一封2万字的信，责问政府政策为什么有变化，“如果我是投机倒把，柳市七八万生意人应该全关起来。”他写了四十多封信，寄给他能想得到的所有中央部门，但都如石沉大海。
1984年春节很快就要到了，一天，他听到看守所的高音喇叭播送中央的最新一项政策，说的是搞活农村商品经济。“我感觉跟我这个有点对上了，我可能很快就会释放。”
郑元忠紧盯着看守所的大门。
平反，民营经济“井喷”
1984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后，“八大王”重获自由，郑元忠重操旧业，“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随即诞生
“1984年，是一个充满暗示和悬念的年份。”有人这样写道。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曾在1949年写过一部政治寓言小说《1984》，描写专制极权统治下人物的命运。1984年的中国，体制外的生命重又开始勃发，当新上任的青岛一家濒临倒闭的国营电器厂厂长张瑞敏规定职工“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时，北京40岁的工程师柳传志在一间小平房里创办了后来中国最大的电脑公司。日后很多驰骋一时的公司均诞生在这一年，后来，人们将之称为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
对深圳特区的指责仍沸沸扬扬，直到这年1月邓小平南巡后才暂时停止。2月，中共中央作出重大决定，宣布继四个经济特区后，14个沿海港口城市先后开放，其中就包括温州。中国的对外开放由点及面，最终形成了沿海全境开放的格局。
新年第一天，中央发布一号文件，提倡农村发展商品生产、搞活流通，里面提到，“在工作中要注意划清界限，不可把政策允许的经济活动同不正之风混同起来，不可把农民一般性偏离经济政策的行为同经济犯罪混同起来。对经济上的问题，主要采用加强引导和管理的办法解决；对思想上的问题，主要用正面教育的办法解决，都不可简单从事。”
温州市委常委们正在学习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时，传来一个消息：洞头县发生了一起“虾米案”，一些农民把渔村的虾米收购起来运到外地销售，被当成“投机倒把”抓了起来。市委赶紧给洞头县打电话，要求他们立即放人。这个事情触动了市委领导们，大家在讨论时认为，要贯彻、落实好一号文件，首先必须解决“八大王”问题。
“常委们边学习，边讨论，越来越觉得这不是对几个人的问题，而是代表着对搞活流通、发展商品经济怎样看的问题。在‘左’的目光下，到处是投机倒把、洪水猛兽，但用唯实的眼光看，这八个人是市场经济中先富起来的个体私营经济的代表人物，是农村的希望，是农民的榜样。这个案子，非平反不可。”袁芳烈回忆说。
其实，早在1982年12月，袁芳烈在发现经济整肃给温州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之后，就组织召开了“两户代表大会”（“两户”指农村专业户和重点户），宣布“两户”靠勤劳致富，完全符合党的政策，他们的创造性劳动受到党和政府的鼓励、支持，他们的合法经营和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这被认为是袁芳烈为“八大王”平反释放的一个强有力信号，由于抓捕“八大王”是省委的决定，他只有暗中发力，择机行事。郑元忠关押100多天而没有审判，据说与袁芳烈的态度有关。
在袁芳烈授意下，由市政法委牵头，会同公检法三家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对“八大王”全案进行复查。调查结果除了发现一些轻微的偷漏税之外，“八大王”的所作所为基本上符合中央精神。
当夜，市委召开乡镇干部以上参加的全市电话会议，在传达了中央一号文件的主要精神之后，宣布为“八大王”平反，全部无罪释放，收缴的财物将从国库拨出如数归还。市委希望各级党政领导，勇于清“左”，坚持务实，敢于创新，结合实际，认真贯彻中央一号文件，带领老百姓大胆发展商品经济，让党的富民政策在温州大地开花结果。
据袁芳烈说，在此之前，他已要求法院对案件重新审查，“查清一个放一个，但做得比较低调。”先后已有5人出狱。
1984年3月27日，郑元忠无罪释放。听亲友们说是中央一号文件救了他，他没立即回家，先去理发店理了发，刮了胡子，然后跑到柳市镇工商所，细细研读一号文件。
回到家中，郑元忠才发现“可以停12辆小轿车”的院子，已经被挖成了一片水汪汪的水田。几个“大王”聚在一起，都劝他别继续干这行当了。但他不听，把水田填平了，重又办起开关厂。
胡万昌说，郑元忠翻案对其他企业主影响很大，“就是说，没事了，共产党政策虽然有变化，但是还是讲道理的。就这样，柳市的低压电器又蓬勃地发展起来了。”6月，柳市低压电器门市部猛增至1000多家，从业人员逾5万人。
这一年，温州开始走上以“小商品、大市场；小规模、大协作；小机器、大动力；小能人，大气魄”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之路，到1985年，全市已有80多万农村劳动力离开耕地，转向经营家庭办和联户办的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和其他服务行业，家庭工业企业达13.3万家，被称为“中国农民经济史上的一个创举”。媒体报道后，也开始有了著名的“温州模式”这一说法。
姓“资”姓“社”争论平息
1992年小平再次南巡为这场争论画上句号，郑元忠也开始了二次创业，他说他的经历浓缩了一个时代的进步
“温州模式”提出后的两三年里，据说有60万人前来参观考察，其中副省级以上领导就不下200人。因山路难行，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后被浙江省委紧急叫停。
1986年，浙江省向中央提议建立温州实验室，提出：温州的模式带有投石问路性质，因此试验的内容、范围、方式、步骤不受传统理论、现行体制和具体政策的限制，允许打破常规、放手探索，准备承担一点风险。1987年国务院批准建设温州农村改革试验区，并确定了一个重大的实验课题———农村股份合作制度建设。很快，股份合作制企业在温州成为最普遍的企业组织形式，1986年即发展到1万多家。郑元忠也在这年把他的精益开关厂改造成股份公司，而且是乐清县股份制改造0001号许可证。
但“姓社”、“姓资”的争议再次甚嚣尘上。一个“温州老百姓”写信给中央说，“‘温州模式’实为资本主义模式，某些方面比资本主义还无法无天”，温州是“赌博到处有，妓女满街走，流氓打警察，共产党员信菩萨”。1989-1991年，中央为此三次派人前来调查。
加上“温州货”成为假冒伪劣代名词，温州民营经济又一次面临何去何从的拷问。
1991年秋，39岁的郑元忠告别风云诡谲的市场江湖，只保留精益集团30%的股份，以最大股东退居副董事长之职，并以年薪50万聘请了一位总经理打理工厂，然后走进温州大学国际贸易系，成了温大年龄最大的学生。他的理由很简单：“小时候我的人生目标是，一定要上完大学才算一个真正的人。”
1992年，邓小平再次巡视南方，对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争论给予了断然的“终结”。从此之后，在公开的舆论中，姓“资”姓“社”之类的讨论日渐平息。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胆大包天”的26岁温州商人王均瑶创办了中国首家私营航空包机公司，正读大一的郑元忠也在筹划着第二次创业。
1993年，郑元忠以2年时间学完3年课程，顺利毕业。他打破家族企业模式，邀请温州服装业少帅陈敏、原精益总管吴邦东组成“三剑客”，创建庄吉服饰公司。1996年成立庄吉集团。
1998年，郑元忠被评为“温州改革开放20年十大风云人物”，他对媒体记者说：“从十几年前被四处追捕的投机倒把罪犯，到今天的改革开放风云人物，这不仅仅是我个人身份的转变，而是一代人思想观念的变化，是一个时代的进步在一个人身上的聚集体现。”
现在的郑元忠戴副金边眼镜，不再是当年那个骑着摩托车招摇而过的“农民企业家”。他最大的爱好是飙车，常在无人的夜里，把他的宝马车提速到300多公里。
他完全没有曾遭意识形态打压的阴影。他是政协常委，他喊出了“我要买下温州大学”的口号，他获得的承认接踵而至：十大风云浙商，中国十大工商英才，市劳模，省劳模……
相形之下，与他一起被赋予过多时代特征的其他“八大王”大多沉寂了。王迈仟1995年因病去世。叶建华出狱后，开了一间“笑笑照相馆”，后来关门，歇业在家。郑祥青办了一家电脑培训部，每天跑步、爬山，生活规律。陈银松曾开有一家模具厂，后因右腿受伤停业，现在柳市经营杂货店。“五金大王”胡金林则跑去柬埔寨发财，据说拥有一个月利润6万多美元的水电站和15万亩的森林开发权。
“八大王”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个体户的代表，在他们身后，新一代的温州商人、中国商人茁壮成长，由了先行者不自觉的试验角色，后人才得予在更广大舞台上演绎得精彩。1982、1984年虽已远去，但人们从不敢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