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资本全球化的中国奇迹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奇迹”两字时常跟中国经济的各种指标联在一起,比如,短短28年里GDP增长15倍、连续20几年GDP以年均超过9%的速度增长,等等,都是史无前例。就以马上要结束的2006年为例,继中国银行于5月在香港融资112亿美元这一纪录后,10月工行在香港联交所又一次融资219亿美元,创下全球单次股市融资新纪录,也是史无前例。

   中行、工行等大型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使香港成为融资量全球排名第二的股市,2006年实现IPO融资近400亿美元,仅次于伦敦的490亿,超过纽约证交所的336亿美元融资额。香港人口才7百万,这么小的地方,从哪里来这么多钱去买股票?是什么给香港以处理超大型招股活动的能力?这当然又是“奇迹”!

   饮水思源,为什么现在的中国奇迹这么多?是什么、是谁造就了这些奇迹?当然,这跟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政策有关,但仅有这一政策还远不够,“奇迹”还源自西方在过去500年、特别是近200年建立的全球化世界秩序,没有西方提供的这种便车就没有中国今天的“奇迹”。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中国在不同时期所面对的机会。首先,在1750年左右,中国有无可能创造今天这样的奇迹呢?那是乾隆盛世中期,中国还很强盛,也沉浸在闭关自守中。即使抛开那时候的闭关自守政策不管,即使乾隆也想改革开放,那他面对的“奇迹”机会如何呢?答案很简单:不可能。一方面,工业革命还是30、40年以后的事,机械化生产技术没问世,也更没有今天全球化所依赖的交通运输和通讯技术;另一方面,资本市场全球化无从谈起,实际上,在1720年英国议会通过“反泡沫法案”之后,股票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基本停止发展,西欧不再有活跃的股票市场,美国还没有独立,香港只是个没什么人烟的渔村。所以,不管是乾隆还是任何皇帝的本事有多大,也不管中国的劳动力有多少、有多便宜,不管有多少中国企业要到海外上市,经济总量5年翻倍、企业大规模融资等“奇迹”都没门。

   往前推100年到1850年。这时,中国的国门名义上在鸦片战争后已开放近10年,上海等五通商口岸已对外商开放,香港已租给英国但基本还是渔村,象征着金融洋务在中国开始的汇丰银行还要15年后才成立。世界上,虽然以机械纺织为核心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和美国已进行近70年,但工业技术还远未成熟,电气、电话以及相关工业技术也没问世,铁路和蒸汽轮船技术虽已发明并正在成熟,但并没被广泛应用,交通运输速度和规模极为有限,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在1854年坐了5个多月船才从纽约回到香港。那时,跨国贸易和交往在进行,只是规模与速度极慢,各国经济间的依赖度极低,中国人再勤劳能干也无法靠出口制造创造经济“奇迹”。在资本全球化方面,伦敦金融市场已很发达,但以银行、保险以及政府公债为主,伦敦证交所交易的证券90%以上非股票;纽约的证券交易也是80%以上为债券,股票比重仍然很低并以银行股、保险股为主,只有少数几只工业公司股票,到1860年代的铁路股热潮时美国股市才真正起飞。因此,在经济腾飞速度和资本市场融资规模上,任何国家还不可能制造出中国今天这样的“奇迹”。

   再往前推100年,到1950年时,经过170年的发展,工业技术、交通运输与通讯技术都已很成熟,也可极容易从西方国家移植到发展中国家,轮船、铁路、公路与航空运输网开始把世界变得很小。二战结束后成立的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以及WTO的前身——国际关贸总协定,为跨国贸易与金融投资奠定了核心架构。不仅在西方,许多后进国家也有了股市,西方国家的资本市场已基本联通在一起。这些要素加起来,为当时还落后的国家提供了千载难逢、“史无前例”的机会,当时的日本以及之后的韩国和东南亚国家基本都抓住了这一良机。当然,在那种发展机遇前面,1950年后的中国选择了政治狂热,直到1978年才由邓小平拨乱反正。

   回到工行在香港上市融资,这一“奇迹”与其说是中国创造的“奇迹”,还不如说是世界给中国带来的“奇迹”。一方面,中国在1978年前不仅没有对工业革命做贡献,而且基本没有为我们今天依赖的全球化秩序做建设性贡献,今天搭了便车。另一方面,之所以只有7百万人口的香港也能为工行一次融资219亿美元,是因为西方在过去几百年逐步建立的全球资本市场体系,能把伦敦、纽约、苏黎世、新加坡、巴西、中东等世界各地的资本轻易地调动到世界任何地方,使投资者、股票发行者、证券交易所的地理位置与国家属性都不重要,让国际金融市场调动资本的能力成为“奇迹”。

 陈志武:资本全球化的中国奇迹

   回过头来看,晚清、民国和最近28年的中国都做过“改革开放”,同是中国人,为什么这一次到目前为止很成功?近28年中国创造的一个接一个的“奇迹”,到底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真的“神”了?还是西方自1492年至今所建立的全球化体系之好处的具体体现?这是我们“饮水思源”时所应该冷静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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