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国有资产根深蒂固的问题就是没有责任和权利的匹配。这样最好的结果也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北大的一些企业当年在香港上市，股价在20块钱的时候，我建议学校转让10%的股票，这样就可以兑现几个亿的资金，用于学校的发展。但是没人敢采纳。如果20块钱卖了，万一过一段时间涨到了25块钱，就有人骂你，你卖便宜了，国有资产流失了。但事实是，过段时间股价跌到两块钱，学校亏了，当然也没有人负责任。
好多国有资产就是这样，该做的事不能做，能做的事又不该做。所以它没有办法有效利用，最容易受到侵害。我从小在农村就知道，公家的东西肯定坏得最快，集体的牲口就是不长肉。没有办法，你只要给公家操作这个事，就变成所有与公共财产相关的人的行为方式。《物权法》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国有资产不能有效地利用和保护，该怎么办？是放在那儿，烂下去？还是变现为资本，创造更多价值？我认为，一个东西在我的手里只值1块钱，但是在你的手里值10块钱，我把它5块钱卖给你，你赚了我也赚了。这就是我一直主张国有企业要尽快转让出售的原因。有的时候，尽管交易中存在问题，也只能退而求其次。
《权衡》：如果出售国有资产的话，面临一个问题：卖给谁？例如凯雷收购徐工这样的案例，就有人认为，外资并购会对民族产业和国家经济安全造成威胁。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张维迎：首先我不同意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观点来看待这些问题。在全球化条件下，安全的概念要重新考量。什么叫安全？我从来不认为粮食是个安全问题。如果真打起仗来，粮食到处可以种，北大校园都可以种粮食。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包括资本、人力的流动，依存度高了以后，大家不愿意动干戈，我觉得没有经济安全问题。
对国际收购，我觉得还是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来看待。国家有的时候可能是作为国际斗争的政治策略，就像美国一样，有很多的政治策略，这个可能需要研究，这方面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观点。
我关心的问题是：在企业经营中，我们给外资企业好多特殊权力，而我们的民营企业没有，使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不能够很好地发展他们的潜能，这是不公平的。现在的官员心态很复杂，国有企业卖给外国人的话，好像政治上冒的风险少，但是卖给民营企业冒得风险大。我知道有些案例，同样的土地，我给你每一亩比外国人多出10万元，但是政府就卖给外国企业，不卖给中国的私人企业，因为他有另外的盘算。
我主张应该给中国的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同等的机会和权力，否则的话，出现很多怪事，例如假外资。这就跟晚清的时候中国轮船挂着法国国旗是一样的。那个时候为什么挂法国的国旗？因为挂中国的国旗受不到保护，土匪来抢警察不保护你；但是挂法国人的旗就是外交事件了，警察就管。1980年代私营企业戴“红帽子”，现在的假外资，都是经济歧视政策的结果。
作为一个中国的经济学家，或者中国人，我希望中国的民营企业能得到与国有企业公平的待遇。否则的话，还不如把国企卖给外国人。因为现在国有部门浪费的资源太多了。与其让它浪费，还不如卖给外国企业，让它替我们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他拿走一部分，我们还分享一部分。
我原来打过一个比喻，我们国有企业像残疾人，让他参加奥运会；民营企业身体健康，但手脚被捆绑起来不让去。结果你想拿金牌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还批评我们的企业被外国人收购了。其实如果我们想拿金牌，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就是要把健康人手脚放开，让他们也去参加比赛。你让残疾人去参加比赛，比不过别人，就呼吁把外国人也绑起来，那不是一个好办法。
如果没有外国企业的进入，中国很难有今天的转变。我1987年访问日本的时候，到小吃店吃饭，当时最羡慕的是：什么时候国内的餐馆有这么干净就好了！那个时候国内的餐馆桌子都是油腻腻的，盘子都是脏兮兮的。这种状况什么时候改变的？麦当劳进来以后。麦当劳这么一个快餐店进来，整个改变了中国饮食业的卫生环境。
我的意思，不是国家一定要给民营企业特殊的优惠，但首先要做到不歧视它。如果早有这样的政策的话，我们的产业环境会比现在要好多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写了一本书，用大量的数据统计分析，为什么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如此之多、如此之广？他的答案是因为中国限制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不争气，没有办法填补这个市场空缺。所以，如果我们真正关心国家的经济安全，关心民族产业的发展，就应该给民营企业进入各种产业的自由和平等的条件。如果离开这一点谈什么保护，对外资限制，我觉得毫无意义。
我一直认为，一个国家国民的幸福程度、福利水平不仅取决于自己的收入状态，还取决于整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而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不仅是你的GDP，还依赖于你对影响人类进步的重大技术、组织制度有什么创新和贡献。假如我们中国的GDP上去了，但是所有好品牌的东西都是外国企业的，所有的核心技术都是外国创造的，中国人不会有很高的国际地位，仍然被别人看不起。
自主创新隐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