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不正常政商关系不仅会扭曲改革，甚至可能会伤害、葬送改革
世界商业报道消息（biz.icxo.com）：今年，随着一系列轰动全国的大案浮出水面，政商关系再度成为社会焦点。这些大案有一个很相似的特点：一个企业家倒台后，总会牵连出相当数目的官员“落马”，它们折射了某些官员和某些企业家之间的不正常关系。
怎样看待这种不正常的政商关系，它会对中国企业家的生存状态乃至改革的顺利进行有什么影响？我们采访了多年来一直专注于企业生存调查，同时又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有深入研究的经济学家、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主任仲大军。
政企分开的必然阵痛《法人》：今年以来，一个现象特别引人注目，那就是一个企业家倒下去，总会有一大批官员跟着垮台。你是如何看待类似的腐败案件的？
仲大军：先谈一下政商关系不正常背后的腐败。在当前这已经成为一种规律性现象，已经成为我们国家这样一种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突出现象之一。这和建国后一段时间存在的政企不分有很大的关系。虽然我们一直强调政企分开，但是目前还在转变的过程中，政府和企业仍然藕断丝连，权力始终在微观的层面参与市场。
我们都知道，市场是个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企业参与市场，是为了获得某种资源、交换某种资源或者利用某种资源，也就是说寻找对自己有利的交易机会，而权力在微观的层面参与市场，则意味着政府依然可以支配资源或者决定起源的流向，只要愿意，很多情况下都可以形成。这时候就出现了所谓的“官商交易”，也导致了一些官员和一些商人之间过于紧密的联系。
《法人》：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只要政府不在微观层面参与市场，不正常的政商交往的事例就可以少很多？
仲大军：应该是这样。不过，在转型期的中国，这比较困难。因为政府推动的“政企分开”需要一个过程，我们不得不为“政企不分”的历史买单，虽然我们在努力告别历史，但是还需要时间，政府需要逐渐减少自己对市场的参与。
《法人》：也就是说，不正常的政商关系有其必然性。
仲大军：更准确一点说，是政府与企业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会在微观层面有比较多的接触。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市场经济是逐利经济，商人为了利益有时候会不择手段，而政府手中不仅有政策、有执法权和司法权还有各种有形的资源，例如国企、土地、矿山、公用设施、基础建设项目，等等，当相关的市场交易机会出现时，负责官员如果与一个商人面对面，是否会有不正常的关系发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彼此的个人的道德约束和自律性，尤其是在目前法制不够健全、有效监督机制仍待建立的情况下。
《法人》：在这样的政商关系框架下，那些腐败官员有值得人们同情的地方吗？
仲大军：不能同情。市场经济一方面是逐利经济，另一方面也是法制经济，也要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官员们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像其他人一样，都有“爱财”的本能，但只能限于自己的工资收入，如果想得到更多的收入，那就应该去闯市场，公务员的收入都是有限度的，不能又当官，又当资本家。一边当官，一边捞钱，是严重违反职业道德的，也是我国特有的现象。
《法人》：同上一个问题相联系，您如何看待与以上腐败官员作为同案的企业家？
仲大军：这要分开来看。他和腐败官员是谁第一个动了“共谋”的念头。如果是前者，这种企业家及其企业本身就并非市场中的健康主体，该法办的显然要法办。如果是后者，则也要分情况，一种是“心心相通”，腐败官员说了企业家心里想的，也没什么好说的，整个是“狼狈为奸”；另外一种是“逼良为娼”，企业家其实不想，可是官员对其软硬兼施，鉴于该官员手中的权力、资源（有时候恰恰是决定企业生死的资源），他不得不带着侥幸心理以身试法，这是让人悲哀的事情。
“强资本”比不过“强权力”
《法人》：你曾经描述过当前我国“强权力、强资本”的现象，但这两强相遇后，是权力厉害还是资本更强?
仲大军：权力应当比资本更强，我前面提及，小到注册、纳税，大到用地、批文，再加上政府还有很多可以在市场上交易的资源，再大的企业在政府权力面前，也还是弱小的。
《法人》：这可能是有些企业家在私下里讲做生意就是“做关系”的原因。企业家们愿意面对强权力么，尤其是别有用心的官员手中的权力？
仲大军：80%甚至更多的企业家不愿意，甚至可以说是对腐败深恶痛绝。有人对我说，我省下来钱、省下来精力老老实实经营企业多好，不过，有时候没办法，如果哪个细节照顾不好，随便一个细节，水、电、税、费都能把你整死。很多人是在不得不应付腐败。
《法人》：80%的人中间，有没有人敢于对腐败说“不”。
仲大军：当然有，而且不少。中国企业家还是有很多人在合法的、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做生意。
《法人》：但是他们有时候也需要学会生存的“技巧”，特别是面临权力拥有者隐讳地“卡、拿、要”的时候。
仲大军：如果没办法对抗，只能这样，如果你要顺利的生存。不过这种让步通常会以法律作为界限。
《法人》：不知道与腐败案件有纠葛的企业家会对中国企业家的生存状态有什么影响？
仲大军：他们的存在首先是企业家生存状态的一部分。不好的影响就是可能会有一种导向作用和倒逼作用，所谓导向作用，这些企业家通过非法获得利益的做法可能会成为其他企业家追求利益仿效其路径的动力；所谓倒逼作用，也可以称为“劣币驱逐良币”，当两个或者更多企业竞逐一个项目，如果有关系、有政府背景的企业不正常的获得了胜利，其他企业坚持原则的热情肯定会越来越少，好的企业会被驱逐出市场。
当然，从另外的方面，我们也可以讲，这些违法企业家的下场对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也是一个警示，做生意，还是合法经营是正途。
谨防市场经济成“官场经济”
《法人》：从你刚开始的谈话我推断，中国有为数不少的企业家是想与腐败官员结盟的。虽然有很多人有这个意愿但没这个实力，找不到“门子”，但是搞违法交易的企业家并不在少数。这应该是个事实。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存在权力与资本的共生关系，中国的政商关系和国外的政商关系有何不同，和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政商关系又有什么不同？
仲大军：先和国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比。最重要的就是所处环境的不同。国外一般法律环境比较健全，各种制度比较完备，此外，经历过较长时间的市场经济的洗礼，已经形成了一种有章可循、比较稳定政商关系。肯定也有政府官员与企业家之间不正常交往，但都面临着限制和约束，违法成本比较高。而且，国外政府一般都定位于“服务型”政府，官员手中基本上掌握不了什么实实在在的资源，与企业家讨价还价的余地很少。
再看历史，我们国家向来有“家天下”的传统，在“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历史上，中国没有什么不是政府的，不是皇家的，因此，在古代做生意，你不和政府合作就没得活，这是为什么胡雪岩这类的“红顶商人”举不胜举的原因所在。
不过，这种历史对今天仍然有影响，加上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政治经济高度一体化的影响，我们的政府是一个拥有庞大资源的“主导型”政府，正是这种特点，导致权力可以在转型期进行寻租。改革的过程是由官员来完成的，加上国家法律、法规不健全，官员极容易利用权力进行寻租和“暗箱操作”。
《法人》：你经常谈及改革的公正与公平问题，不正常的政商关系会对我们国家公正与公平的改革追求有什么影响？
仲大军：改革开放来的经历说明，客观来讲，如果这种不正常的政商关系长此以往甚而愈演愈烈，市场经济将面临巨大的危机，会真正演化为“官场经济”和“关系经济”。
这是很可怕的。不仅与我们追求公正公平的市场经济改革的初衷不一致，而且会影响人们之间应有的友好、平等、公平、互助的关系，会不利于人们形成讲道德、讲究独立人格的社会气氛。这还会进一步影响到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前景。不正常的政商关系会让社会资源借着改革的幌子大量落入具有政府关系的企业手中，社会资源再度形成被垄断之势。这种结果会导致新企业越来越难以进入市场，市场化改革的动力会日益枯竭，最后不仅会扭曲改革，甚至可能会伤害、葬送改革，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重视。中国改革只有两条路子，成功或者不成功，目前很关键。
《法人》：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
仲大军：靠制度。我们一直在谈非正常的政商关系，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假设，那就是正常的政商关系，正常的政商关系应该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界限分明，各有职责。企业的责任是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活跃市场，创造财富，政府的职责是为市场经济提供保障，为经济主体提供服务。我们要建立这样一种制度性的社会分工状态。
《法人》：这显然是一种理想状态，在此之前，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仲大军：在政府还大量参与微观经济活动的时候，我们要建立一整套严格的、公开的、公正的监督约束机制，让那些官员们在社会的眼皮底下执行政府赋予的职责。换言之，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和扩大成果需要政治制度建设的进步来加以辅助和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