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5年首届全面小康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指出,要实现全面小康,就需要体制上的转变。吴敬琏指出,体制转变的关键在于政府职能转变。他在会议间隙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银行贱卖”的看法。
“我们要看看,鼓噪国有银行贱卖的是些什么人?”12月8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表示,看待问题不能过于情绪化,应该仔细将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问题弄清楚。
针对最近出现的“国有银行被贱卖”的说法,吴敬琏反问记者,说国有银行贱卖有什么理由呢?那反驳这些观点的又有哪些理由?你觉得哪种更有道理呢?
当记者说明了自己的理解后,吴敬琏直截了当地表示:“我没有看出能说明贱卖的理由。”
吴敬琏向记者描述了一个细节:有一次会上,汇金公司的一位负责人指着批评国有资产被贱卖的人说,你们是造成银行资产质量打水漂的罪魁祸首,你们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这样的话。
“他的表态有些情绪化。”吴敬琏告诉记者,但他的话点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指明了鼓噪“国有银行贱卖”的是些什么人。
汇金公司这位负责人的情绪化显然是对另一种情绪化指责的回应,那就是国有银行股权被低价出卖的指责。
吴敬琏表示,中国人容易有民族情结,很容易情绪化,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过于情绪化,就容易出问题。要解决国有银行的问题,就要仔细地把问题的症结弄清楚。
“对建设银行的情况,我觉得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说得有道理。第一个投资者如果不进来,后面的价格是上不去的。”吴敬琏的观点显然很有针对性。10月27日,建行在香港进行了募资规模为92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发行。在首次公开发行之前,建行股份卖给外国投资者的价格仅为账面价格的1.2倍,但之后,建行股价不断攀升,目前已经上升为账面价格的约2.7倍。这也成为一些反对者提出国有银行被贱卖的论据。
“之前国有银行,我们搞了许多年,资本金变成了零,甚至负数,这样一个银行让投资者怎么信赖呢?第一个进来的人需要承担风险,后来的投资者才会随后进入,价格才会越来越高。”吴敬琏这样解释。
但吴敬琏也指出,至于投资者到底会不会像当年香港投资者买上海实业和北京控股一样,觉得上当了,那要看后续的改革。“到现在为止,银行改革做得相当不错,但之后能不能使银行脱胎换骨,能不能真正给投资者最大的回报,是问题的关键。”
吴敬琏建议,金融领域改革应该也给国内资本和民营资本机会。社保基金也可以进入,但前提是,投资后应该介入银行的公司治理,真正发挥作用。
本报记者庄士冠
银行改革争鸣银行股权出售价格太便宜
安邦集团研究总部首席分析师陈功指出,这一轮银行股权出售浪潮值得警惕。
据不完全统计,从2001年开始到2005年8月,中国至少有6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5家城市商业银行引入了外国投资者,几乎每家银行出售的股权比例都接近20%.从数量比例上看,外资入股国内股份制银行的比例已达50%;如果算上4家在谈的股份制银行,这一比例高达83%.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建设银行约用15%左右的股权换来了40亿美元左右,中国银行则将用10%的股权换来3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现在,工行也即将用10%左右的股权换来3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
这个价格是贵还是便宜?从被入股的银行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实际控制力和市场影响力来看,几十亿美元的价格太便宜了。
建议尝试管理权民营化
德邦证券有限公司总裁、经济学博士余云辉认为,在国内也存在一些没有通过引进外资、没有海外上市却运作得十分成功的金融企业,比如招商银行和中国银联。招商银行既没有境外战略投资者,也没有到境外上市,却是国内外公认的一家好银行。在招商银行成立以来短短的15年间,创造了足以令中国骄傲的银行业奇迹。中国银联同样创造了中国金融业的奇迹,保卫了中国银行卡业的经济版图。
他提出,中国的金融企业可以通过“所有权保持国有、管理权民营化”的方式,以低成本的代价,建立起金融产业的治理结构。以交通银行为例,不必要以出售控股权给汇丰银行、今后每年要付出40亿元以上利润的方式来完善治理结构,而可以借助市场化授权的方式来完善银行治理,按照市场化的方式来运作。
节选自《董事会》杂志2005年第11期外资参股中资银行以获利为目的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刘崇献分析,国有银行热衷于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是认为可以根本性地改善中资银行的管理水平、金融服务水平、产品创新能力以及综合盈利和竞争能力。然而这种想法是出于外来战略投资者都是友好合作的假设之下,可能是一厢情愿。
外资银行参股中资银行是以获利为目的的,而对该银行的管理权或者控制权的争夺将是获利的重要手段和前提。合资银行管理方面的整合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各种明争暗斗很容易消耗企业的效率。早一些引入外资的深圳发展银行的股权争夺和最终被实际控制就是例子。
而现在刚刚大规模引进外资的其他银行由于时间短,还没有明显暴露这种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