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回答记者有关“三农”问题的提问时，引用了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在其获奖演说中的一段话：“世界大多数是贫困人口，如果你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那么你就会懂得经济学当中许多重要的原理。世界大多数贫穷人当中，又主要是以农业为生计的。如果你懂得了农业，那你就真正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
温总理借用舒尔茨的观点，说要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旨在用以破解中国“三农”问题。如果我们将眼界放宽，便会发现，温总理提出要懂得“穷人的经济学”，还有更深的意义。
“丰裕社会”中的贫困
关于中国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经济学家常常求助于一个经济学名词，即“基尼系数”，认为一旦这个系数突破了0.4，贫富差距就进入了警戒线。但对于中国普通百姓来说，他们对社会贫富差距的感知则更多借助于日常生活的对比。换句话说，老百姓心中有着自己的一本账。
2004年6月12日出版的某北京报纸刊文称，北京车展刚开始，一位神秘买主就以988万元人民币的天价买走了一辆宾利超豪华汽车。而到目前为止，这种极度豪华私人汽车在中国内地已销售出了至少250辆。中国在此款高档车的全球销售量中稳居第一，已成为全球极高档车的最大市场。
老百姓的账不必借助复杂的模型，只需要做简单的加减乘除。先不妨算算买宾利车的250人其收入大概有多少。每辆宾利车售价为988万元，那么250辆的售价就将近25亿元。按消费经济学的一般说法，一个人的收入中，用于买车的部分仅占其可支配收入的1/4左右。这样一算，这250人在买车前共有可支配收入近100亿元！
再看统计资料，2003年我国农村人均纯收入为2575元，可支配收入应该更低，假定为2000元，也就是说，这250人的可支配收入等于全国500万中位收入农民的全部收入，每个人的收入相当于两万个中位收入农民的全部收入！
再算一笔账：在我国贫困地区修建一所希望小学约需要20万元。所以，每辆宾利车主屁股下面等于坐着50所希望小学。尽管宾利车主并没有任何义务援建希望小学。但话说回来，难道比宾利车主更穷的人反而更应该捐款援建希望小学？
2004年年末，在网络上流传着一个著名的“动漫”，以强烈的视觉效果诉说着中国的贫富不均：一边是女明星所烤的“羊肉串”被大老板花数万元买走，一边是街头表演钢丝绕喉挣饭钱的衣衫褴褛的姐弟俩；一边是西安某酒店大摆38万元一桌的豪宴，一边是都市角落垃圾桶中拣剩馒头的孩子；一边是西山豪宅中作乐的阔佬，一边是刚从被称为“鬼门关”的小煤窑中钻出、面部与煤同一颜色的矿工；当然还有那幅引发无数争议的图片：同样是孩子，一个趴在母亲背上沉睡，而他母亲此时正为另外一个有钱人的孩子擦鞋。很难想像，这两个分属不同阶层的孩子在未来中国如何和谐共处。
著名思想家加尔布雷斯曾专门探讨所谓“丰裕社会中的贫困”问题。在加氏看来，当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口已经步入小康，并且消费领域业已进入由商家以广告及各种媒体来创造需求的时代，“丰裕社会”就到来了。
按加尔布雷斯的说法，丰裕社会中的贫困，本来应该更好克服，极端的情况下，政府甚至都可能将穷人供养起来。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丰裕社会中的“少数人极端贫困”始终是一个顽症。其原因就在于，丰裕社会中，少数人的贫困“不再成为社会政策感兴趣的对象了”。当“贫困者成为少数人而且没有影响力后”，“为穷人说话的任何政治家与思想家，由于是代表少数而且没有影响力的人说话，使他们自己也成为少数派并且丧失了影响力。结果，现代的自由主义政治家与思想家不再和这个社会为贫困所折磨的成员站在一起。”
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几年的大发展，我们这个已基本实现了小康的社会某种程度上也接近“丰裕社会”。因此，中国社会的贫困也接近“丰裕社会中的贫困”，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完全有更多的资源与手段解决少数人的贫困问题。
然而，我们也必须警惕加尔布雷斯提出的上述现象：某些政治家与思想家不再愿意去代表穷人！所以，温家宝总理借舒尔茨的观点说出要懂得“穷人的经济学”，同时也是希望经济工作者与经济学家要学会“眼光向下”，更加关注社会的弱势群体生存状况的改善与提高，为构建和谐社会而努力。
不要歧视穷人
就在温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引用“穷人的经济学”相关观点后，京城一家有影响的媒体刊登了一位经济学家对“穷人的经济学”的解读。文章一上来就说，“首先应该承认，穷人自己对贫困的形成和积累难辞其咎。贫困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穷人自身素质的相对低下，包括知识水平、努力程度等等。”
这实在是对“穷人的经济学”的极大误会。因为舒尔茨当年提出“穷人的经济学”，恰恰包含了他对于主流经济学对穷人歧视的强烈不满。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说中，舒尔茨强调：“懂得穷人的经济学，就懂得了经济学中许多重要的原理。”这句话正是针对主流经济学家说的。
舒尔茨指出，这个世界上，城里人发现很难理解农村人的行为，富人发现难以理解穷人的行为，认为穷人大概是以另外的逻辑在生活。
很多经济学家也认为，农民或穷人的行为选择及他们选择时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似乎也难以用标准经济学理论去解释，从而轻视了对农业经济学与穷人经济学的研究。
舒尔茨强调，其实农民、穷人的生活逻辑与城市人、富人并没有太大区别。因此，不要在经济学研究中歧视农民与穷人，而要认识到绝大多数经济学原理及标准同样适用于农民与农业部门。或者反过来说，如果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懂得了农业经济学，也就是懂得了绝大多数重要的经济学原理。
由此看出，在舒尔茨看来，穷人在进行行为选择时的基本观念与城里人并没有什么区别，造成穷人贫穷的绝不是什么他们的观念落后，而在于前面所指出的欠发展国家对农业部门的制度性歧视所造成的。要说观念落后，恰是那些影响、制订或实施发展战略的非穷人脑袋中存在的、被舒尔茨所批评的传统发展观。
反观今天中国的贫困，也更多可以追溯到国家发展战略层面。
中国在过去计划经济下，是靠“工农业剪刀差”的办法来完成“经济起飞”所要求的资本积累。
但当时国家对于工人与农民有一个隐性承诺，即“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少有所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速发展主要建立在低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上，而这些劳动力主要来自于农村，城市国企工人则承担了改革的主要成本。同时，沿海与先富起来的人群还享受了国家为推进改革开放出台的各项政策的“制度租金”。因此，中国今天部分人的贫困，也不应归咎于他们自身。
即使西方主流经济学，也不认为穷人应该为他们的贫穷承担责任。
芝加哥学派一直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其中最有名的经济学家也许是芝加哥学派的“领头雁”——弗兰克·奈特。他认为，一个人是穷人还是富人，主要取决于“出身、运气和努力”，而且他着重指出，“这些因素中最不重要的因素就是努力”。
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在《公正比赛的规则：契约论者对分配正义的评论》一文中，对奈特的论述又做了扩展。他认为，一个人是穷人还是富人除了取决于奈特所讲的三点之外，还要加上一个“选择”，即个人对包括职业在内的生活道路的选择。
布坎南也认为，尽管“努力”而来的权利是最符合“公正”的价值，但在4种因素中也仅占最微不足道的份额。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出身于一个穷苦的家族，即使他再努力，80％的可能仍然会穷。
无论奈特还是布坎南，应该说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但他们至少没有歧视穷人，更难能可贵的是，奈特由此怀疑自由竞争市场制度的公平性。在他举出的4点怀疑理由中，第三点就是：“竞争性制度最主要的缺点是，它基本上是根据世袭权和运气（努力只占很小比重）来分配收入。在竞争条件下，收入不平等日益累积。”
因此，要懂得“穷人的经济学”，首先必须做到不歧视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