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未来30年的强国之路：第二次改革》
第二，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我国消费率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到位。由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价格上涨速度远远超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城乡居民很大一部分收入用于预防性储蓄，减少了即期消费。 第三，发挥再分配作用。进入新阶段，有效协调利益关系的突出的问题在于，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区域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存在比较大的差距，由此造成公民基本权利多维的不平等。随着财政能力的快速提高，政府要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相关制度安排，确保财富和收入分配上的差距不转化为权利和机会的不平等。 第四，赋予农民平等发展权。尽管这些年，中央政府免除了农业税，在农村义务教育和新型合作医疗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城乡二元的福利制度安排并未从制度上打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不平等直接构成城乡差距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扩大了城乡居民发展机会和发展能力的不平等。此外，由于各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又缺乏财政能力均等化的制度安排，落后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取决于本地区财政能力，不同地区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存在着严重的差距，更加剧了落后地区农民缺失平等发展权的现状。 第五，保护困难群体的发展权。与改革开放初期有很大的不同，过去困难群体是吃饭穿衣无保障。现在的困难群体，往往是因病致贫、因教育致贫、因失业致贫。因此，新时期的反贫困，应当及时地转变到为困难群体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上。 （4）推进公共政策的转型和创新。公共政策的转型和创新根源于公共需求和公共利益的变化，目的是公平、公正地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制定和实行公共政策的过程，实质就是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过程。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是新时期公共政策的基本目标和本质内容。政府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要使公共政策取信于民，就要建立责任政府，对履行公共服务职能决策失误和不作为的政府官员追究责任。当前，尤其要从义务教育、公共医疗、房地产价格上涨、群体性事件等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情开始，启动公共服务的问责制。并且，重大的公共政策决策一定要保证利益相关者的知情权，使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置于公众的参与和监督之下。 二、危机中的政府作用 国际金融危机对政府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我国应对危机，既需要发挥一般意义上的政府作用，表现为采取强有力的应急政策措施防止经济全面下滑和社会问题加剧，还需要加快推进政府转型。 1.危机形成中的政府与市场
危机形成中的政府失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危机形成中的政府因素；二是关于对市场的过度信赖；三是放松政府监管。 （1）危机形成中的政府因素。表面看来，这次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灭而引起的，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出了问题。但事实上，如果从更长的历史过程来看这次金融危机的话，就不难发现，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正是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吹起来的。新世纪初，为了应对网络泡沫的破灭与“911”的冲击，美国向市场注入了大量流动性，同时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和金融衍生产品又监管不严，“看不见的手”缺少了“看得见的手”的科学调控，政府与市场脱节。因此，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因素，而且有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因素，不仅是由于“市场失灵”造成的，而且也是由于“政府失灵”造成的包心鉴：“国际金融危机中的政府与市场”，《前线》，2009年第7期。。 （2）对市场的过度信赖。 ——认为金融衍生品交易不需要政府规范。格林斯潘在国会质询中说过一句话，“我以为以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组织，尤其是银行之类，最善于保护他们的股东的权利和公司股份，但是我错了。”逄绵聚：“世界金融危机与我国的改革现状、经济发展”，《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3期。这段话的核心目的就是公司出自于自己的私利也会实行公司自我保护，也就是市场可以自我约束，这只是一般的市场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