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未来30年的强国之路：第二次改革》
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前所未有 （1）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结构失衡。 ——经济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发展方式面临着资源环境约束和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明显增强，发展方式转型的压力日益增大。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生态与环境问题无论在类型、规模、结构、性质以及影响程度上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能源、资源利用率低，污染物排放强度高，全国范围内主要污染物排放已超过环境承载能力《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网站，2006年6月22日。 ——高投资与低消费之间的结构性失衡。消费率太低，内需不足，是我国实体经济遭受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内在根源。多年来，投资率特别是固定资本形成率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上。投资率的不断上升以大量挤占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为代价。国际实体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之间的双循环机制掩盖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低储蓄－高消费为特征的结构性失衡，也掩盖了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的高投资－低消费、弱内需－强外需等结构性失衡。在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已经开始增加储蓄、减少消费的外部环境下，减少产能投资、降低储蓄、刺激消费、扩大内需、转变投资－出口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中长期改革发展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第三产业发展严重不足。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发展滞后，就业弹性降低。据统计，2008年第三产业比重达40.1%，就业比重33.2%；美、日、欧在70%以上，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为65%。目前我国的就业弹性大致为0.1。2007年欧盟地区总的就业弹性为0.78。1992年至2004年“金砖四国”的就业弹性，巴西为0.9，印度为0.3，俄罗斯为0.2。1980年，我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拉动200多万人就业，这一比例到了1990年下降至100多万，21世纪以来基本徘徊在100万左右，有的年份只有80万。引自宋晓梧：“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中改院改革专题座谈会，2009年8月2日。 ——城乡、地区差距拉大。以城乡差距为例，2000年城乡收入差距为2.79∶1，2008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到3.33∶1。
——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2008年，我国城镇化率为45.68%，比应该达到的城镇化水平低10~15个百分点左右。 ——分配结构不合理，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滞后。在初次分配阶段，国民收入向政府和资本倾斜的态势比较明显，国家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比例逐年上升，而工资收入所占比例较低，削弱了社会整体消费能力国内生产总值中劳动报酬由1996年的最高点53.4%下降到2007年39.74%，十年内下降了13.66个百分点。同期企业盈余份额增长了31.29%。和国际相比较，美国劳动报酬占净收入比重达到75%左右，占国民收入比重也在65%左右，占GDP比重在55%以上。。虽然最近几年为落实民生采取了各种再分配的重大措施，但仍未扭转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持续下降的局面，两极分化现象严重，收入流动性降低。城乡、地区、行业、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出现规模庞大的城乡低收入群体据国家统计局调查，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5的水平，达到0.46，不仅超过了0.4的警戒线，而且也超过了美、法、日、英、德、韩等国0.3～0.4的水平。2009年一季度公布的数据显示，最高的证券业收入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9倍，行业收入最高与最低的比例扩大到了11∶1。。某些形式的再分配甚至带有“逆向调节”特征。贫富差距过大的结构会对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产生抑制效应，难于形成有效的内需，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2）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矛盾突出。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3000美元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2008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3000美元，经济社会结构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局。目前我国虽具有经济加速成长的潜力，但是可持续、协调发展的经济社会框架尚未建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