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未来30年的强国之路：第二次改革》
（3）有效推动国内体制的改革进程。30年的对外开放，尤其是加入WTO后，全方位的、制度性的对外开放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国内体制的变革。我国在实现经济管理职能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以及立法、司法体制改革等战略目标的同时，也在推动其他各项配套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如财税体制、社会保障以及劳动力市场体制等。 3.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伴随着社会转型的进程 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也是在社会快速转型背景下发生的。 （1）社会流动带来社会活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20年来，农民向城市的流动和迁移速度加快。1990年，我国流动人口数不足3000万。到2006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超过1.3亿人党国英、许力平：“城市农民工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收录于《基本公共服务与中国人类发展》，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规模庞大的农民向城市迁移，一方面每年为城市创造巨大财富；另一方面，他们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带来的消费需求，有力地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2）利益分化既带来贫富分化，又带来发展动力。改革开放30年间，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利益主体开始多元化，利益分化趋势明显。这带来了两方面影响。一方面，利益分化直接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例如，最高20%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最低20%的差距，从2001年的3.81倍扩大到2007年的5.50倍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另一方面，在我国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利益分化又带来了发展的动力和改革的动力。我国改革开放中的“自我归因”的文化孙立平：“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载于《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使贫富差距更多地体现为激励中低阶层向上流动。客观地说，没有这种利益分化带来的发展动力，我国经济发展不可能如此高速，改革也很难获得最大限度的支持。 （3）公民社会初露端倪。改革开放30年间，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慢慢成长起来，其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从民间组织角度看，30年来，民间组织的数量迅速增加；民间组织的种类大大增多；民间组织的独立性明显增强；民间组织的合法性日益增大。据民政部统计，截止2007年6月底，全国各类民间组织为35.7万个，其中社会团体19.4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6.2万个；基金会1193个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年第6期。。 第二节 发展型新阶段需求结构的战略性升级 发展型阶段的主要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随着我国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阶段，全社会的需求结构进入战略调整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从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的升级、从私人产品向公共产品的升级、从追求物的发展到追求人的自身发展的升级。 一、从生活必需品到耐用消费品 随着我国由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的转变，需求结构开始发生明显变化。例如，社会需求由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升级、由私人产品需求向公共产品需求的升级。扩大内需已成为我国发展阶段变化的内在要求。 1.恩格尔系数呈逐年下降趋势 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在1996年降到50%以下，2000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也降到50%以下，到2008年，城镇恩格尔系数进一步降到36.3%，农村恩格尔系数则降到43.1%。 图2.9 1978~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9》。
2.耐用消费品需求不断增加 正如孙立平教授提出的，我国已经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我国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在食物支出比例大幅度降低的同时，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大幅度增加，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对住房、汽车、电脑、高档电器等消费品的需求更加普遍，大额消费支出持续攀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