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的外贸平衡与中美间贸易的不平衡
中国出口增长确实很快，但在过去27年中，中国的净出口（贸易差额）在多数时间里面是平衡的，贸易顺差在多数时间里即使有也是小额的。2005年有点特殊，因为中国的宏观调控使国内需求下降，使进口增幅大幅度下降，加上2004年世界范围内各种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导致中国一些部门发生过度进口，使2005年的进口增长特别慢，因此出现了千亿顺差(后面还要分析这一大顺差发生的其他可能的原因)。
但是多数时间里，进出口差额在中国GDP的比重是相当小的，而且中国经济增长和贸易顺差和进出口的关系是反向的。中国经济过热的时候，净出口下降，甚至出现逆差，1992、1993年时，经济高增长，中国的贸易进出口是负的，到了2003、2004年，同样，顺差是下降的，2004年头9个月是逆差。相反当经济增长低到7%、8%的时候，顺差是最大的，上一次记录最高的是1998年的430亿美元顺差，当时中国通货紧缩，是经济增长最低的年头。这些都说明，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国内需求、而不是国外需求的波动所决定的。中国经济的周期是由国内因素造成的，不是国际因素造成的。这里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不仅大量出口，中国同时也在大量进口。中国现在实际上是亚洲生产链上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对美国有大量顺差，但对所有亚洲经济体（包括澳大利亚）都是逆差。中国和美国的顺差，不是由于对美国出口太多，而是由于从美国进口太少(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对许多高科技产品禁运)。中国的出口中，生产资料、原材料、机器设备、技术，一大批东西是在国外制造的，只是在中国加工，有的甚至是最后一道加工，然后贴上一枚“中国制造”的标签。大量的“中国制造”，其实是“亚洲制造”。结果就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贸易基本上是平衡的，只是对美国的贸易是逆差。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美国的逆差问题，至少要与整个亚洲的贸易“总顺差”相联系加以分析，而不能仅与中国的顺差相联系。
中国可能长期发生贸易顺差或“双顺差”的特殊原因
从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历史来看，即使在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的时候，我们也存在贸易顺差(不一定是经常项顺差)，同时存在资本项下的顺差，也就是“双顺差”的情况。一个发展中国家长期存在双顺差，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但对于中国来说，却可能在今后仍然持续下去。这里的原因值得分析。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中国是第一个发展中国家，从起飞之初就大量引入外资，而外资在国内建厂的目的在初期主要是出口，而不是在本国销售。这种外资（企业）在增长和贸易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情况，不曾在日本、韩国、台湾等经济体在发展初期发生过。这一解释的现象依据包括：
——我们的出口和进口当中50%以上是由外资企业实现的；
——我们的加工类贸易是大顺差(去年为1200亿)，而主要由本国企业进行的一般性货物贸易是逆差(去年为200亿)；
大量外资的进入，带进了大量的技术、管理、市场渠道以及可以称为“配置资源能力”的各种生产要素，与中国的成本较低的劳动力相结合，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提高了中国的竞争力，从而又使得中国较早地(在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的初期阶段)实现了一些国家要到发展较高阶段才拥有的贸易竞争力。由于借助的是外资的力量，所以中国人挣的钱不一定多，但中国国内生产能力却的确提高得很快。
解释这种长期“双顺差”现象的其他一些“辅助”因素包括：1，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一方面劳动力成本在相当长的时间较低，另一方面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这些都构成外资的长期吸引力，得以使出口能力持续提高。2，由于国际政治等方面的原因，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进口高科技产品的供给受到限制，制约了进口的增长。3，由于国内体制方面存在缺陷，担心资本外逃，所以长期实行资本控制，这是长期存在资本账户顺差的原因。
这么大的贸易顺差和经常账户顺差是如何形成的？
在分析经常账户顺差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搞清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出口多本身不一定是问题。有人(包括中国的经济学家)批评中国出口太多，导致贸易顺差太多。但是前面的分析已经表明，出口多不一定顺差就大，如果进口更多的话，还可以是贸易逆差。比如2004年，由于国内经济过热，需求过大，前9个月中国的贸易是逆差，宏观调控以后才又转为顺差。
第二，储蓄高不必然顺差就大。很多人批评中国储蓄太多、消费太少导致国际经济失衡。但是只有在储蓄高、但投资少的情况下才会产生顺差，因为根据国民经济账户的定义，在GDP的构成中：储蓄-投资=经常账户差额。即使消费不多，但如果投资很多，国内需求一样会用掉国内储蓄（投资也是国内总需求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会给国际市场提供“国民净储蓄”即经常账户顺差。中国的储蓄高，但投资一样高，结果还影响到了国际上一些投资品市场的供求关系，引起价格的上涨。中国目前在城市化阶段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是中国总需求的一部分，用掉了中国的大量储蓄，也是世界总需求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三，外汇储备的增长，不一定都是国民储蓄多、外贸顺差大的结果，而可以是资本流入的结果。以2004年为例，我们的货物贸易顺差590亿美元，经常账户顺差690亿美元，但是外汇储备净增长2000多亿美元，可见其中的一大部分，显然是由资本金融账户的顺差造成的。而资本流入是别人的储蓄，或者是别人过去积累起来的储蓄，而不是我们的当年储蓄。
但是毕竟这几年我们一方面国内需求旺盛，增长速度居高不下，但是另一方面通货膨胀较低，经常账户顺差持续增大，占GDP的比重也不断提高，2005年占到GDP的6.4%。经常账户顺差对外汇储备的贡献也越来越大(见图1)。这种现象在一定意义上说是相互矛盾的现象，确实值得密切关注。
在进一步分析中国的消费与储蓄-投资的关系及其对贸易差额的影响之前，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资本流动这个因素。有两个事实值得注意。
第一，2005年，在新增外汇储备2000亿美元当中，经常账户顺差与资本账户顺差所起的作用有了突然的“颠覆性”的变化：原来我们基本上是资本账户顺差起主要作用，占70%，经常账户只占30%。而2005年二者的地位突然颠倒了过来，经常账户占了70%，资本账户占30%。一年之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是很不正常的。
第二，在2006年上半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又有了较大的提高，达到30%，GDP的增速也提高到近11%。通常在这种情况下，进口需求会有所增长，贸易顺差会有所下降。但是，情况恰恰相反，我们的贸易顺差反倒进一步增加（原因恰恰是进口增长速度下降），按年率算比去年又增加20%，与GDP的比重也进一步加大(到7%)。这无论从理论上还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历史经验来看都是说不通的。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掩藏在经常账户中的资本流动”。由于我们过去一直只控制资本流出，而不控制资本流入，结果2002年以后中国经济重新高增长之后，以及市场上开始形成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之后，资本流入大幅度增长，导致外汇储备每年以2000亿美元的规模扩大。这让人民银行在2005年开始采取一系列控制资本流入的措施。正是这些管制措施，导致一部分资金转向贸易渠道，用高报出口价、低报进口价，或者资金进入先行、出口货物延迟交付等方法，隐蔽地实现资本流入。渣打银行经济学家王志浩最近在美国《商业周刊》上发表文章，估计在2005年中国1000亿的货物贸易顺差中，有2/3即600多亿属于这种隐蔽的资本流入。这一估计也许太高，但是即使只有一半(这比较符合中国的这两个账户之间的关系)，也是很可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