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重新定义我们的生活：低碳之路》
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新兴发展中大国，则是他们最方便的两个靶子和借口，尤其是中国，因为发展速度最快、增长势头最猛、排放总量最大、在经济危机中脚跟最稳，更成了发达国家的头号目标。不得不承认，这种指责至少有一半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尽管中国发展水平还相当低，但是她无与伦比的规模决定性的改变了整个局面。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像今天的中国这样被尴尬的夹在了历史的“三明治”中间：我们本身是别人历史上污染的受害者，今天却同时被别人当成了新兴的污染加害者；我们还在苦苦争取今天的发展权，却同时又要为明天人类的生存权承担起责任，只因为我们块头太大。 这也许是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国必须承受的代价。在两种压力的夹击之下，我们除了小心翼翼的维持一个动态平衡之外，更重要的是转换观念和思路，主动出击，把困难和压力转化为新的发展机遇。因为发展与减排之间的动态平衡，其实是所有国家都绕不开的一个关口，如果我们能够早日打通这个关口，也就找到了未来制胜的钥匙，同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因此，在气候谈判中，我们仍将寸土必争，坚持要求发达国家兑现承诺，切实履行其量化减排义务，同时加大在资金、技术转移和能力建设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这不是一种单向的施舍，而是双方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前提。这不但关乎应对气候变化的实际成效，也关乎责任承担的公平和公正。这也可以为我国的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争取到更大一些回旋余地。 但对内部，我们必须强化应对气候变化和结构调整的紧迫感，企业尤其应当登高望远，尽快行动起来，抓住政府在国际谈判中争取到的这段难得的缓冲期，把它变成自己实现转型的战略机遇期。 要完成这个观念的转换，首先必须完成我们自身的逻辑切换。我们切不可再沉迷于弱者的逻辑，自陷于委屈和对抗的焦躁状态而无法自拔。我们应该意识到，无论对地方还是企业而言，过去的那种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和低附加值的发展模式根本已经难以持续，最大的受害者其实正是我们自己：不但所得有限，因为污染留在当地反受其伤，而这种环境损毁往往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无法修复，由此导致的健康损害更可能会祸及几代人；而我们宝贵的自然资源，也早已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坐吃山空；由于没有超额利润形成的财富积累，我们劳碌几十年仍然贫困，而已经因为资源消耗、环境破坏和健康受损处于弱势的后代，将因此陷入更大的困境之中。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节能减排应该被当成我们国家的核心国家利益之一，因为气候变化已经对中国的粮食安全、供水安全、减贫努力和减灾行动等构成了重大挑战。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的研究表明，2001—2006年，中国每年因灾损失的粮食从50年代的每年380万吨猛增到3400万吨，而损失量占总产量的比重也由50年代的2?1%上升为7?4%。如果全球气温升高2℃~3℃，中国2050年的粮食产量将会下降20%，北方地区和部分河流年径流量会减少2%~10%。青藏高原冻土融化和冰川雪线上升，已经开始让三江源这个“中华水塔”受到严重威胁。而全球变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将对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这中国经济的三大精华地带构成直接威胁，损失将很难估量。 在中国内部的不同地区，气候变化带来的马太效应式损害也已经显现出来。绿色和平组织与乐施会对甘肃永靖、四川马边和广东阳山3个典型贫困县的调查表明，气候变化已成为我国贫困地区致贫甚至返贫的重要原因。95%的中国绝对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环境极度脆弱的地区，已经成为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他们无法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反而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已经开始成为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之一，不能再对此无动于衷。 图3-2中国生态脆弱区与贫困县位置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