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重新定义我们的生活：低碳之路》
这是一场阵线变幻不定、复杂混乱、令人精疲力竭的争吵，美国、欧盟和日本、中国与77国集团，构成了谈判桌上立场泾渭分明的三方。各方都不敢否认自己的责任，因为这在道德上站不住脚，但同时都希望别人作出最大的让步，因为可以让自己损失最小。为此，各方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美国是数一数二的排放大国，财力和技术实力也最雄厚，面对着最大的减排压力，一些即将被淹没的小岛国更把矛头对准了这个排放大户，认为它不负责任的政策令自己难免灭国之祸。奥巴马也希望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以重建美国受损的全球领导地位，但面对着国内农业、能源等利益集团的反弹，同时医疗改革也耗去了奥巴马的大部分政治资本，为此他必须想法子让中国做出更大更明确的减排承诺。美国11月25日最新减排承诺是，到2020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排17%，据专家推算，这一目标仅相当于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4%。这使环保主义者大失所望，一些人甚至认为布什唱的红脸为美国争取了8年免排时间，占了各国的大便宜。 欧盟独特的绿党政治，和在战后国际外交领域首次发挥领导作用的机会，使它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态度一直很积极。不过，美国和中国这两个排放大国的减排行动一直让它不甚满意，因此在谈判中的态度是待价而沽：欧盟承诺到2020年将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0％，如果其他国家承担量化减排责任，欧盟还可以减排到30%，既便如此，这离中印等国一直期待的40%的减排下限还有很大距离。日本则承诺，到2050年比2005年的排放水平减少60%～80%，建立核证减排量交易市场。 由于对中印在谈判中的三条理由无可辩驳，欧盟和日本开始寻找让中印量化减排的渐进式办法。斯特恩爵士认为，中国内部差异极大，虽然中西部地区还处于落后状态，但沿海一些省市的人均排放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些地区应该和欧洲一样承担量化减排义务。日本人想出的办法是行业减排，只要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减排下去，加到一起整个国家的总量帽子就可以戴上了。
有人说：在气候问题上，我们希望奥巴马“做的有他说的好”，胡锦涛“说的有他做的好”。中国是个“讷于言而敏于行”的行动派，已经制定和实施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明确提出2005—2010年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提高森林覆盖率和可再生能源比重等有约束力的国家指标。仅通过降低能耗一项，中国5年内可以节省能源6?2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少排放15亿吨二氧化碳，这比欧盟迄今为止的整体减排量还要多。 2009年9月23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开幕式上发表的讲话，实际上是如今最权威和最完整的中国气候政策声明，声明包含了四点强有力的行动计划：加强节能、提高能效，争取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大力增加森林碳汇，争取到2020年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研发和推广气候友好技术。 站在联合国讲坛上的胡锦涛必须保持一个艰难的平衡：既要把握20年的战略机遇期带领13亿人民脱贫致富，又要减少排放降低对地球的损耗。他的四点政策声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逼近维持这种平衡所需张力的极限。当然，这种自我加压的高难度平衡，本身也可以为中国创造一个更加繁荣和可持续的未来。 为了给哥本哈根气候谈判注入最后的政治动力，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纽约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敦促各国首脑立即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失败不是选择。没有候选计划。我们必须在哥本哈根把协议达成。”这位一向不喜欢以强势姿态示人的韩国籍外交家以简短有力的语句说，“如果不能在哥本哈根达成广泛协议，那将在道德上不可原谅，在经济上目光短浅，在政治上也极不明智。”
